您的位置:首页 > 智库百人会 > 活动

活动

刘开明:在“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主题沙龙的发言

更新时间:2016-11-23

编者按:

 

在垃圾问题上,一方面,面对处理能力建设速度日益跟不上垃圾产生速度导致的“垃圾围城”危机,另一方面,垃圾被认为是具有丰富开发价值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从现实情况出发,如何科学制定垃圾处理方法,如何形成经济又高效的垃圾处理和管理模式,及如何实现垃圾管理和处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深圳城市垃圾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201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将“垃圾减量分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立法和源头等多个方面着手应对,通过加快推进餐厨垃圾管理立法进程、扩大垃圾分类试点范围等措施,促进市民观念及行为习惯更新,力求建立起垃圾科学处理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绿色城市,实现深圳的可持续性发展。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由社会科学联合会、马洪基金会、公众力智库共同举办的“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沙龙活动在银湖CDI大厦101会议室如期举行。现将研讨会主要发言整理汇编,供读者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在“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

观察主题沙龙的发言

 

大家下午好!我叫刘开明,来自深圳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2006年到2007年我们机构做了拾荒者互助网络的工作,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关注拾荒者的群体工作,我们也出了一个报告,可能是第一本研究一个城市拾荒者群体的报告,从那以后,我们机构和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环保主义者、拾荒者组织有过很多的联系,我记得很真切,我在哥伦比亚看到他们的拾荒者,他们在环境分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印度看到拾荒者,深圳一个社区开始环保分类了,整个的工作还是非常初级阶段,特别是我们这座城市,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2006年我发现有大概20万的拾荒者在这个地方,怎么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及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从这个工作中得到相对体面的收入,可能也是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得好的一个方面。

 

我同意刚才专家们说的一句话,我们政府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做得太多。杨局到宝安中心调研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人把纸皮、易拉罐全部弄起来?我说市场的东西让市场去做,宝安有一个特点,废品回收价格比较高的时候,每个垃圾房有两个保洁人员,给管理处交三千、五千才能承包,来源是在哪里?整个小区的纸壳箱和易拉罐可以卖到一万多,现在管理处不给钱,或是给五百、一千块钱。小区垃圾房到收运渠道环节,垃圾房进行了第一遍的过滤,能卖钱的,稍微高一点附加值的纸皮、易拉罐、塑料瓶已经全部分流了,绝对不会进入到收运渠道,塑料袋、玻璃瓶是可以利用的,由于环保回收企业,废品收购站一个是政府打压,他躲在一个角落,很容易出现失火、消防安全隐患,宝安说要把所有的废品收购站从新安赶出去,没渠道了怎么弄?这个东西确实没人愿意收,塑料袋和玻璃瓶收了要洗,洗了要拿去卖,价格还很低,他为什么做吃力不赚钱的事?塑料袋和玻璃瓶就进入填埋和焚烧渠道了。市场运作、市场调节,政府没那么多人力也没那么多物力,市场赚钱可以让他做,如果不赚钱可以补贴。刚才说到行情的问题,政府补那么多钱还划不划得来。

 

我在英国和日本生活过,人家怎么做得那么好,我们怎么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谈到的几个问题,我们都有必要,比如说政府,他要做的工作其实一点都不少,我在英国和美国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明显,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不会来拉我的垃圾,就是很明显的。

 

如果有一两次被发现,他们就不来拉了,这是政府来做的工作政府的法规,如果没有政府这个法规,肯定他们就会比较乱,特别有一些生活区,他们习惯乱扔。日本也很明显,日本的东京在街上抽烟会被罚2000,别说是乱扔垃圾,在日本各地看不到垃圾箱。

 

为什么日本不砍自己的竹子、木头做竹筷子?没有自己的一次性筷子?他说有,因为我们国内生产的一次性筷子都是在政府的餐厅、大公司的餐厅里,用的都是回收的。日本已经没有人上山砍木头、砍竹子,一般饭店用的是中国进口的,很便宜。政府有很多的机构支持、资金支持企业生产循环的筷子,而这个很贵,怎么办呢?大企业就用这个东西,这样就没什么地域的问题,他是一个基金支持,谁生产一次性的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政府采购,大企业去采购,这些都是有钱的,不会在乎一分两分的。

 

现在讲企业责任,富施乐在泰国和苏州建立工厂,所有废旧的产品都会回收,再重新生产,要有这样的环境、习惯,要有环境的因素在这里监督,目前没有这个环境的情况下,末端拾荒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很多的垃圾站,以前是有人承包的,因为里面利益是非常大的,2006、2007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做过很多调查,根据调查我们估算,在深圳有20万人,绝大多数是河南过来的,为什么后来逐渐减少了?有很多的因素,其中很大的因素是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空间,他们的车是不能上路的,他们在任何地方扎一个棚,媒体报道了,第二天政府马上拆掉,他们只能租农民废弃的房子。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没办法做得好的情况下,物质的再利用是最重要的环节,我参加世界拾荒者首次大会,三个部长参加开幕式致辞,我很纳闷他们为什么那么受重视?他说每个人都有选票,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来才能得到我们的支持,政府拨了一栋三层的楼给他,他们的小孩都在里面住,给他们自己经营那个院子,中午休息、吃饭,小孩在附近上学,他们每年创造的价值不是很多,真正需要填埋的,有用的东西非常少,因为是他们的生计所在,我们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让他们能有一些工作便利,同时有一些更好的生活便利,可能得到的效果很不一样。印度也是,印度的拾荒者是非常大的群体和产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有很重要的决策,中国有很大的垃圾,很多送到填埋场,很可惜,拾荒者觉得太可惜了,铁罐都混在一块,都可以卖很多钱,垃圾都是各种东西混在一块,比较潮湿,发电的能力比较少,城市治理的时候,完全没有整体考虑,政府部门更多考虑的是城市的漂亮,居民希望我们的环境漂亮整洁,没有想到我们创造的垃圾到哪儿。

 

从北京到一个小县城都要求非常漂亮,我们都不希望各种人群都有,垃圾分类领域最低端类型可能丧失很多的资源,产生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你们都说从孩子抓起,我记得足球也是希望从孩子抓起,也听了很多人说很重要的问题是素质还太差,刚才讲的故事里,这个人在香港有素质,在大陆就没素质,我们请拾荒者,30多个人住酒店,三星级酒店,我的同事说第二天拿走会不会把很多东西拿走,我们要不要提前收走,我们打赌,什么都不说。不仅什么都没带走,东西都叠很好,我问里面两个老人,我说为什么这样?很多东西是可以带走的,他说我们一辈子没住过酒店,你们不仅请我们培训,还住酒店,我们不能丢脸,人有脸树有皮,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包括你那个朋友,他在香港偷了朋友可能被罚,不被尊重。实际上不是一定要从小孩开始,我们这个环境能不能创造丢垃圾就不会被人尊重的环境。

 

不能博士就素质高,清洁工就素质低,不能这么说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创造环境,每个人都去爱护我们的生活,爱护我们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我日本很多朋友,几乎不产生垃圾,为什么?他们家里面都有一个搅拌机,所有的厨余一搅拌都成了花肥,家里就用掉了。其他的纸张叠起来,日本没有乞丐但是很多流浪者,日本流浪者主要的收入就是瓶子和纸盒,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多人瓶子不要放在那个地方,晚上流浪者就过来拿。

 

日本很多饭店、蛋糕店隔夜的东西不能留,关门前流浪者就会免费吃,我们如果是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氛围就好办了,创造这个环境不仅需要你自觉,香港为什么这样?香港罚款,包括在东京的街头,为什么看不到烟头?2000日元,就被罚款。我记得在中国的高铁上,服务员一会儿来收一次垃圾,日本没有,日本新干线没有人收垃圾,上面也没有垃圾筒,自己拿着,到站以后自己下去丢。你敢丢吗?所有人都看不起你,你就没有尊严。不能我们一定指望下一代,每一代都指望下一代就完蛋了,还是得从我们自己做起,自己做起,中国有很多的问题,我以前在政府工作过,我到任何国家,我到柬埔寨,南美看到很多华人,南美的华人都是被卖出去的,现在没有穷人,华人在任何地方第二代都能富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那么穷,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在美国也是很文明,在香港也很文明,在英国也很文明,在日本很文明,怎么在这块土地上不文明,一定是政府治理出了问题。

刘开明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智库百人会成员

  •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