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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张维迎在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发言

更新时间:2017-09-12

非常荣幸来到深圳参加这次2016马洪基金会秋季理事报告会。李罗力理事长邀请我来,我心里很高兴,每次来深圳都感到一种力量,深圳是在改革开放38年来最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我相信今后也会如此。

 

理事长要求我从微观角度讲一下创新的问题,我选择的题目是“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可能比较理论化一点,希望对各位有一定的启发。我对深圳的了解有限,唐杰市长讲得对深圳市针对性更强。



 

一、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首先提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在其他制度下,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出现增长,但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使得经济可以可持续增长。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但真正的经济增长就发生在过去250年,也就是说在万分之一的时间内,在19世纪之前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按人均收入算,全世界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一代一代,人类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命题是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这个命题需要花点时间论述,我们一会再讨论。上述两个命题结合在一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我和盛斌1989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讲的就是这一点。理解经济增长核心就是理解企业家精神,但非常遗憾,经济学的课堂、教科书里并不这么讲。

 

一部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历史,全世界这样,中国这样,深圳也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深圳,如果把深圳30多年来一代一代最优秀的企业家列出来,我们大体知道深圳经济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去描述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我们就不会描述出深圳经济增长的历史来。


为什么市场能起这个作用?大致上可以归为两方面的原因,或者说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传统的经济学聚焦于第一个方面,研究市场怎样有效资源配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仔细看是有问题的,如果市场仅仅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因为在资源没有得到最优配置时,我们改进它,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一旦达到最优配置就没有增长的潜力了。真正增加的潜力是来自于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竞争推动的不断的技术进步。

 

市场的这两个功能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表现,不是我们通常讲的GDP增长多少,人均收入增长多少,而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不断出现,分工链条不断的拉长和专业化的加深。

 

按照超市零售记货单位统计,两百年前人类使用的所有产品加起来也就10的2-3次方,今天是10的8-10次方,我们是没法想象它有多大,这些产品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不是原来存在的。我们现在用的每件东西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都是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不仅是每个产品,而且每个产业的出现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我们知道只有农业、手工业,产品很简单,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美国的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经济增长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 看人均粮食消费的话,中国经济没有增长,1981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是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新消费产品不断出现,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统计年鉴中每百个家庭消费的东西,90年代之前,手机没有,汽车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更没有,现在都有了。而且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新的,出现以后会消失,像固定电话,从80年代开始进入家庭消费,但过去十年每百户拥有量不断下降。8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家耐用消费品现在已经不值得统计,如每一百个家庭有多少辆自行车我们不再统计了,因为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说,经济的增长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而不只是GDP的增长。



 

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家在不断创新。


二、套利企业家和创新企业家

 

前面讲到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配置资源,二是技术进步。市场的这两个功能来自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套利,第二个是创新。

 

所谓套利就是发现和利用盈利的机会。由于人类的无知,社会的资源配置经常处于非有效的状态,企业家干什么呢?就是警觉地发现这种不均衡的机会,利用这个不均衡的机会赚钱,不断推动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来流动,最后趋向于均衡。这就是企业家的套利功能。

 

说简单一点,比如说市场中有些东西本来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来,但是你不知道,你花了很贵的价格;有些东西可以用很贵的价格卖出去,你不知道,可能卖得很便宜;有的东西有人需要,但是你不知道就没去生产;如此等等。企业家发现这样的机会,开始行动,使得原来没人生产的东西,有人生产,原来卖得贵的东西卖得便宜,原来卖得便宜的卖得贵,在这个过程中,套利的企业家赚了钱,随着竞争者的增加,市场逐渐趋于均衡,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

 

企业家的第二个职能是创新。经济达到均衡企业家就无利可图了,企业家用什么方式赚钱呢?就是创新,打破现有的均衡: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看看今天的建筑装修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什么是创新了。

 

做一些现实的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套利和创新的区别。今年6月份我去了一趟美国访问,先去了硅谷,然后又去了纽约,我明显感觉到,硅谷的企业家都在创新,华尔街的投行在套利。比尔·盖茨是创新型企业家,索罗斯和巴菲特是套利型企业家。


企业家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新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有,但从全球范围看,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是近两百多年的事情,古代商人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我的家乡陕北有一首有名的民歌“赶牲灵”,赶牲灵的人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企业家,拉着骡子马,一个地方买个东西到另一个地方卖。现代企业家、工业家真正是创新企业家。

 

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继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有套利空间就企业家就套利,套利空间消失了企业家就必须创新,创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如此等等。以计算机为例,计算机出现本身是一个创新,此时经过一系列的创新,功能不断改进,但到了2000年左右,计算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不仅中国市场上是这样,全球也是如此,生产计算机几乎不再赚钱了,这个时候出现了苹果公司iPad平板电脑打破了这个均衡。苹果公司赚大钱了,其他的企业开始模仿,利用它进行套利,现在平板电脑赚钱也非常难。

 

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企业家在套利,有些企业家在创新。并且,纯粹的套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柳传志1984年开始在做计算机生意的时候是在套利。当时香港的计算机很便宜,北京的计算机很贵,柳传志发现了套利的机会,就成立一家公司从香港进口计算机运到北京卖,但香港进口的计算机在北京有一些语言和其他的功能并不受大家欢迎,所以联想就创造出联想汉卡,这也是一种创新。有了联想汉卡,计算机的套利就更容易了,这就是联想公司最初的历史。


进一步,我们还要区分一下生产性套利和非生产性套利。生产性套利是创造价值的套利,比如从成本低的地方买进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增加了产品的价值。非生产性套利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套利,所获得的利润是一种再分配,这不是我主张的企业家套利。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所有的套利都是生产性的,套利机会来自市场不均衡,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发现这样的套利机会并赚钱。但如果存在政府管制,就会出现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存在这样的套利机会不是因为市场不均衡,而是因为政府管制带来了垄断租金。由于这样的套利机会大部分人都可以识别出来,能否以及是否从事这样的套利活动,更多地不是取决当事人的企业家素质,而是取决于他们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比如说,当某个政府部门设立一项审批程序时,门口旁边就会出现一些公司帮你获得政府批件,这就是非生产性套利。当然,给定存在政府规定这个事实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难以遏制,这样的套利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因为它可以加快你获得批件的速度,从而使得生产性活动得以进行。但从根本上讲,这样的套利是一种寻租行为。还有一些套利活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创造价值。比如说一本书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甚至对社会还有害,但由于出这样的书能得到政府部门给予的补贴,或者政府要求企事业单位必须购买,即使没有任何人实际上看这本书,出这样的书也能赚钱,甚至赚大钱,就会诱使一些人从事这样的出版活动。如果一个社会的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很多,这个社会看起来有人赚钱,但是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来自生产性套利,不可能来自非生产性套利。


还有必要区分商业性套利和政策性套利。政策套利是由特定政策导致的盈利机会。商业性套利是生产性套利,但政策性套利不一定是非生产的。比如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整体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享有其他地方不能享有的特殊政策,如进出口权、外汇留成、关税减免等,这样就使得注册在经济特区的企业有了其他地区的企业没有的套利空间,做同样的套利活动在其他地方是违法的,在特区却能合法赚钱。但大部分这样的政策性套利是生产性。


创新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颠覆性的创新,从0到1,创造原来没有的;第二类是改良式的创新,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等等。以汽车工业为例,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并使之商业化,这就是颠覆性的创新,颠覆了什么?邮政马车。福特引进自动生产线也是颠覆性创新,颠覆了传统的手工制作。但从此以后汽车业层出不穷的创新基本上都是改良性的创新,没有革命性创新。发动机的改进、轮胎的改进,甚至出现自动换档,这些都不算颠覆创新,而是改良性创新。最近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就是新能源汽车,和原来是很不一样的,再就是无人驾驶汽车,颠覆传统的人工驾驶汽车。


下面我用“生产可行性边界”这个传统的经济学概念,来描述一下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如何带来经济增长。图2横坐标代替一种产品,比如说玉米,纵坐标代表另一种产品,比如说大豆。给定技术和资源禀赋,我们得到如X1Y1这样一条生产可行性边界,它代表社会所能达到的两种产品的最大组合。满足消费者偏好的最优产品组合点是C,也就是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点,如果实际生产处于这个点,我们说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已没有套利的机会。但现实中由于人的无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经济处于A这个点,本来每种产品都可以生产更多,但我们没有做到;或者处于B点,实现了最大生产组合,实现了生产上的最大效率,但由于生产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造成结构不合理,供求不平衡(大豆过剩,玉米短缺)。

    

当现实经济不处于C点时,就存在企业家的(生产性)套利空间。在A这样的内点,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或是有很多人闲着没事干,或者是资本闲置,或者是管理不善,企业家发现了这种不均衡,用较低的工资动员、组织没事干的人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或者用很低的资金成本把资本投入生产,这样的套利活动推动经济从A点往C点走,带来经济的增长。


如果经济在B这个点,虽然没有闲置资源,但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原来生产大豆的资源回报率低于生产玉米的资源,企业家会把一部分资源从大豆生产挪出来生产玉米,也就是说增加玉米的生产,减少大豆的生产,经济就逐渐往C点靠近,也就带来经济增长。

 

伴随从A和B到C的经济增长,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导致的增长。正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导致了市场由不均衡趋向均衡,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套利机会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到了C点以后,已没有套利空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生产可行性边界从X1Y1外移到X2Y2,进一步的增长就成为可能。新的均衡点是E,由点C到点E的移动就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就是创新驱动的增长。

 

现实中,由创新活动引发的技术进步当然不是等到达到C点之后才出现。当经济由A或B往C点移的时候,一些企业家就在创新,就在推动生产可行性边界外移,因此,一个存在创新的经济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这也意味着,只要有创新存在,就会有套利空间存在,如果没有任何创新存在,套利机会迟早会消失,现在的资源配置再不合理,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就会实现经济的静态均衡,到C点经济就不可能再增长了。由此可见,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持续驱动力。


有必要指出,上图并不是刻画经济增长的理想模型,因为在这个图中,我们假定产品种类是给定的。但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创新通常表现为新产品的出现,而不只是现有产品生产技术的改进。因此,更准确的模型应该是生产可行性曲面,而不是曲线;创新不仅推动生产可行性曲面外移(即每种产品潜在产量的增加),而且增加曲面的维度(即产品种类的增加)。



 

三、中国增长方式转向:从套利到创新


以上我描述的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过程,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国的情况。大致来讲,中国整体上,过去三十多年,增长主要来自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图2中从A点和B点往C点移动的过程,对应的主要是套利型企业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非常不合理,不均衡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套利空间到处都是,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论是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给点工资就干活,生产什么都赚钱。


开放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不均衡,国外很便宜的东西国内很贵,你到香港买块电子表,在深圳一倒就赚钱,而有些国内很便宜的东西国际上很贵,出口这些产品也能赚大钱。

 

深圳的发展也是从套利开始的,特别是从政策性套利机会开始。我没有贬低深圳的历史意义,但分析一下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深圳基本上是靠套利增长,那个时候深圳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政策性套利尤其重要,深圳企业家可以做其他地方的企业家不能做的事,好多商业活动在别的地方做是违法的,但在深圳做不违法,深圳企业家可以合法地套利。


以外汇留成为例,1980年代早期人民币和美元的定价是1:1.60,其他地方出口收入的外汇,必须按官方汇率结汇给国家,由于换汇成本高于汇率,出口越多亏损越大。但深圳实行外部全额流程,用出口换来的美元直接进口商品,然后再国内卖,一美元可以赚到四五块人民币。这样,同样的产品,其他地方出口亏损,深圳出口就赚钱,结果是大量内地生产的产品流向深圳,通过深圳再出口到国外。深圳也吸引了大量内地的企业家人才,内地做生意赚不到钱,到深圳做同样的生意就可以赚钱。

 

为什么套利深圳能走在前面?当然是因为深圳的体制改革走在了前面。不是说内地的潜在套利空间小,而是因为计划经济管得死,不允许套利。深圳第一波的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给深圳提供了更大的套利机会,深圳早期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的套利机会,深圳企业家很好的利用了这些机会。


深圳如此,全国也如此,只是比深圳慢了些节拍而已。很多人没事干,给点钱就干活,很多东西供不应求,生产出来就可以卖出去,所以赚钱并不难。但随着套利的人越来越多以后,雇人花的钱就上升了,劳动力成本提升了,卖的人多了产品价格就下降,价格和成本逐渐趋于相同,利润趋于零,套利空间就没有了。

 

中国没有套利空间吗?总的来说套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在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靠套利很难维持增长,也很难赚钱。未来的增长靠什么?只能靠创新。全国也好、深圳也好,下一步我们真的是要从套利走向创新,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走向创新型企业家。


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要大幅度下降,因为创新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从全世界来看,靠创新支持增长大概是2%到3%就非常了不起。中国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套利空间,国外很多先进技术我们仍然没有用上,但剩下的套利机会利用起来并不容易。过去主要在消费品市场套利,现在要转向设备产品市场的套利。山寨手机很容易,但是山寨生产手机的模具就相当难,山寨制造模具的设备就更难。我最近参观了一家很有名的电器企业,它原来生产家电产品,模具要进口,现在可以自己生产模具了,并且向其他企业出售,但生产模具的机器仍然只能从德国和日本进口,中国做不了。很多机器我们生产不了,是因为我们的原材料过不了关。总之,过去那种容易的套利很少了,剩下的套利活动本身更多依赖于创新,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会降下来,不可能像原来那么高。


降到多少?有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包括我在北大的同事林毅夫教授,认为觉得8%增长速度还可以持续20年,我觉得他过于乐观了。我认为10年能维持4%到5%的增长率就很好了,即使这样的速度仍然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套利型企业家就可以完成,给点自由就可以活起来。下一步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更多要靠创新型企业家。但习惯于套利人要让他创新很难。曾经沧海难为水,过过容易的日子,勒紧裤带就比较难。所以创新的希望在新一代企业家,也就是80后、90后那些没有套利经历的人变成新一代企业家。我不太指望套利型企业家摇身一变变成创新型企业家。我不否认原来的企业家有些会转向创新并取得成功,但是整体而言,创新更多依赖新一代的企业家。


 四、创新对体制的要求更高


创新和套利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但这两种活动对制度的敏感程度不太一样,依赖程度不太一样,过去能诱发套利的制度不太能诱发创新。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真正改变我们的现行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要以为能维持过去高增长的体制也可以维持未来的高增长,原来的体制是适合套利性的,不适合创新的。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理解创新的基本特点。创新的第一个特点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第二个特点是周期特别长。图4中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不确定性,创新是位于坐标的东北区,套利在西南区。


 

我不是说套利没有不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比较低,即使政策性套利也有不确定性,根据政策买进的东西,想卖的时候政策变了,这个时候就亏了。但总体来讲套利的不确定性要比创新低得多。

 

我稍微展开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奈特教授在192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风险是大数事件,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则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大数据也不能用告诉我们一个创新会不会成功。创新是否成功依赖于后续一系列的创新,一项新技术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我们很难预测它的价值是什么。比如说激光技术,现在激光无处不在,去医院检查、做手术要用激光,我们这里演讲播放PPT要用激光,现在的电信通信是激光和纤维光学的结合,如果没有激光我们不会有现代通讯,我们只能用过去的铜线,能传输语音不能传输数据更不可能传输图像。但贝尔实验室1965年发明激光技术后,最初它的法律部门甚至不建议申请专利,因为当时不觉得它对通讯也有什么价值,只是在纤维光学技术发展以后,激光技术的价值才显现出来。


IBM1945年生产出了第一台计算机,当时需要真空管,速度又慢,耗电又大,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所以IBM最初几年并没有将其商业化。几乎过了15年,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出现了,计算机的威力才显现出来。


一个新的技术、新的创新,它的价值今天是看不清楚的。比如新能源好像是个方向,但哪种技术会占优势,锂电池还是石墨烯或者其他技术,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有人能说清楚。

 

现在说一下创新的周期。周期长是什么意思?我举几个例子。瓦特1764年拟出蒸汽机的草案,1969年研发出蒸汽机并申请到专利,但他的第一个投资人巴罗克1773年破产,第二个投资人博尔顿1775年得到第一个订货,1786年蒸汽机才开始盈利。


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飞机,但到1936年飞机才投入商业使用,中间过了33年。

 

吉利刮胡刀,从创意到第一个样品花了4年,投入市场又花2年,共6年的时间。

   

索尼公司的家用录像机从研发到商业化花了17年,JVC家用录像机花了21年。

   

施乐复印机,Calson研发花了3年,过了6年才找到一个资助人(非盈利的公益组织),又过15年,直到1960年3月第一台商用复印机Xerox914才投入市场,总共24年。

 

甚至一些看上去技术含量不高的创新也耗时甚长。宝洁生产的一次性尿布从1956年研发到1966年投入市场,前后整整10年的时间。为什么?成本降不下来,一开始每片10美分,没有市场,花了十年时间将成本降到3.5美分、价格定到5.5美分,才有了市场。

 

现在一些互联网公司拿投资容易,但真正赚钱并不容易。滴滴公司扩张很快,但仍然要靠不断融资才能生存,到目前融资总量已超过100亿美元。我们的眼球被吸引在那些成功者身上,经常忘后面还有很多失败者。


很多人误以为创新就是拿到专利,其实拿到专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拿到专利是因为有了样品,但样品只是一个发明,发明和创新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有商业价值,只有消费者愿意买单的创新,才是成功的创新。一项发明能否商业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持续改进:质量的提高,功能的改善,成本的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它还要克服许多其他制度性和习惯方面的障碍。发明比创新容易得多。很多公司死在拿到专利之后商业化的失败。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意味着创新的利润曲线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润曲线。图5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利润。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就越来越少,最后市场趋于均衡,就无钱可赚了。创新一开始亏钱,只有到一定时间才收支平衡,然后赚钱越来越多,但到一定点模仿者就会跟进,利润开始下降,最后趋于0。这还是指成功的创新,至于失败的创新活动,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创新就是一开始亏损,一开始就赚钱的生意都不能叫做创新,只有一开始亏损的生意才有可能叫创新。这也是我们从经验上得到的判断。

 


 

我们现在看看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一开始就赚钱的事容易启动,一开始就亏损的事比较难以吸引人。套利是短期生意,创新是长期生意。因此,适合套利的制度不一定适合创新。创新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冒险的事业。只有企业家和投资家具有很长远的眼光,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时候,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这意味着,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有人愿意冒险搞套利,比如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村仍然有投机倒把活动,头天晚上收工后等别人睡了偷偷摸摸买个东西藏在家里,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神不知鬼不觉,晚上等别人睡了后再偷偷摸摸卖出去,完成这样的套利不过两天的时间。现在金融市场上的套利是几秒钟的事情。创新能这样吗?两个晚上不行,三个月五个月不行,可能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都做不出来。所以创新对制度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中国目前的体制整体上讲适合套利,不大适合创新。这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五、几个具体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有些问题比较敏感,我就不能讲了,我下面讲一些现在不太敏感的问题。第一是监管体制

 

从古到今监管是阻碍人类创新很重要的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政府、法国政府明文规定不能进口和生产印花布,这些都会给创新带来一些阻碍。

 

政府实施监管的理由五花八门。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保护的是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的奶酪---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这些行业、这些企业就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他们的私利,美名其曰是为了消费者。


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监管,传统商业银行出来说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者。

 

上世纪80年代邮电部曾经禁止居民使用传真机,花了几千万的科研经费研发出一套设备,每天在北京大街跑,侦测谁家在使用传真机,发现了就罚款。据说第一个被抓到的是北京市税务局,北京税务局说你今天敢罚我5千元我明天就罚你5万,最后不了了之。还有IP电话也是被禁止。

 

交通部去年10月10号发布了一个《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出租车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是针对网约车的,如果真的实施,滴滴打车都会消失,好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最后没有成功,但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不成立,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他们把市场理解为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做生意的人明白,成功要靠好的声誉。比如说监管部门规定专车司机要满足符合一系列的资质条件,但我们想一下,如果一个网租车公司投资几十亿、几百亿,投资者会雇用不合格的司机吗?经营网约车公司不可能不审查司机的资质,根本无须劳驾政府。政府监管只是增加交易成本,限制竞争。

 

我们很多的监管完全是多余的,就是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保护消费者的借口很勉强,实质上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第二是反垄断法。

 

滴滴公司刚刚被交通部虚惊一场,又被商务部纳入反垄断调查对象。滴滴和优步合并后,商务部要调查这样的合并是不是侵犯消费者利益。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优步不是卖给滴滴,而是经营不下去自己关闭,商务部应不应该调查滴滴?我想不会。那为什么合并了就要调查它呢?这里面涉及到对《反垄断法》的理解,这是下一步阻碍创新非常重要的方面。《反垄断法》我认为更准确的名字是《反竞争法》,因为它反的那些东西都是市场上真正的竞争行为。我想经济学家要对此负一定的责任,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完全搞反了。经济学讲最理想的竞争是“完全竞争”。什么叫做完全竞争?就是每个行业有很多企业,所有企业生产一样的东西,质量一样,性能一样,收取一样的价格。你只要生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了,就有了定价的权力,就变成垄断了,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创新和完全竞争是不相容的。创新一定会导致经济学定义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与众不同。我们看现实中做企业的人怎么竞争?就是如何做到胜人一筹,但按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垄断。

 

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力最强的企业。有人说如果你要了解美国历史上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哪儿也别去,就到美国商务部查一下一百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名单。从早期的标准石油、美国铝业公司,到IBM、微软等等,都受到过反垄断起诉。《反垄断法》经常变成不创新的企业去折磨创新企业的武器,竞争不过别人就起诉他,政府一调查拖他几年,反垄断就变成了保护落后而不是支持创新。


我不由地想引用一下当年瓦特对垄断指控的回应。瓦特和博尔顿发明了蒸汽机,收费其实很公平,就是蒸汽机的生产成本加上因使用蒸汽机节约下的燃料成本的三分之一,但仍然引起煤矿主们的不满,他们发起运动要求国会取消蒸汽机的专利。我们看一下瓦特是怎么回答的。瓦特说:“他们控诉我们设立了一种垄断,但是,即使是一个垄断,这个垄断毕竟使得他们的矿山比以前出产得更多了…他们说,因使用机器必须偿付使用费,对他们来说是不方便的。如果我把裤腰上小钱袋的纽扣扣好,对那些想偷我的东西的人来说也是不方便的…我们没有权力迫使任何人来使用我们的机器。如果这些家伙向议会控诉其完全可以避免的那种不方便,议会将会回答什么呢?”


回过头来我们看滴滴是否真的形成了垄断。滴滴不可能垄断!我们可以不坐他的车,可以自己开车,公交车和传统车都是他的竞争者,何况还有其他的公司在和竞争,如神州专车、易道用车等。哪怕有一家企业也不叫垄断,只要进入是自由的。反之,如果进入不自由,比如政府规定以后不能再有新的网约车公司,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垄断。


传统经济学用市场占有率衡量垄断程度,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按照这个标准,如果中国要找三家垄断程度最高的企业进行制裁,谁最有可能入选?肯定不是中国银行,也不是中国石油,也不是中国移动,而是马化腾的腾讯,马云的阿里巴巴和李彦宏的百度。这些都是私营企业,敢有任何的怠慢吗?微信几乎百分之百的市场也得不断推出新版,如果马化腾认为微信垄断了,不需要改进了,你爱用不用,我想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微信就会被淘汰掉。

 

竞争与否与有多少企业没关系,关键是看市场是不是开放的。商务部调查滴滴、优步的合并没有任何道理,完全是浪费资金。滴滴即使现在合并了优步,如果他不努力一定会垮的,几百亿的投资是不可能回来的,如果他要有回报,一定要不断努力。

 

真正的垄断是政府施加的垄断。如果政府用强力为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保护市场,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就是垄断,这样的垄断影响创新,所以必须反。但我们现在恰恰相反,这样的垄断我们不去反,反倒要反真正的市场竞争。

 


 

第三是产业政策。


接下来我要谈一下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影响。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搞产业政策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任何行业都是这样。我今天不讲这个,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产业政策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

 

第二个方面是产业政策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新能源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第三方面是产业政策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有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

 

第四个方面是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如果我们不废除产业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创新的国家。任何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一定会阻碍创新。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第四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创新。我打个比方,十年树木一年种草,国有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连栽树的积极性都没有。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几乎不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


国有企业创新都是冒傻气。每年考核你的指标,创新是亏损,先投入。一个私有企业投资亏了没关系,三年五年以后可以赚回来,但国有企业今年亏了就说你失职了,免你。

 

更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存在严重阻碍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比如说中国的页岩气出不来,因为石油天然气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美国的页岩气不是大企业做的,而是名不见经传小企业做的。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流向民营企业的很少,而且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很多,乡镇企业即使效率不是很高,总比国有企业高,仍然能赚钱。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真正创新了。


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是供应商,它买不买你的东西与你的竞争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企业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尽管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但研究一下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最早的互联网公司瀛海威为什么垮了?很大一个原因是电信资费太高,瀛海威不可能活下去。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总之,国有企业不仅自己没有积极性创新,而且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创新。


第五是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此外政策也会阻碍创新。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信贷扩展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导致经济危机。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机,又会弱化企业创新的动力。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一定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由于市场已经饱和,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求助于新产品。但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其实本身阻碍创新。比如说2009年各种家电下乡,政府花很多钱让消费者买本来应该淘汰的产品,已经过气的产品很好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方面,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刺激,都是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真正的增长方式转型有待于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这些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呼唤大的制度性变革,改革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思路。


回过头来看深圳,一会儿唐市长会给我们讲深圳,我就洗耳恭听。深圳过去的成功依赖很多套利企业家,深圳也是转型最成功,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为什么?我只能猜。中午和李罗力理事长交流过,深圳在体制方面的改革还是走在全国前列,至少我知道深圳企业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深圳有商会,其他地方也有商会,但其他地方的商会都是政府部门改造过来的,想方设法管企业、捞油水、寻租,深圳的商会则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是帮助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制定更公平的竞争规则。


我不希望深圳永远走在前面,因为那意味着其他地方总在落后。只有更多的地方能超过深圳,我认为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深圳总是一枝独秀,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有问题。依此来看,我们的改革任重道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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