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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达:对政府和企业边界的思考—记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

更新时间:2017-10-23

    编者按:2016年9月11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郭万达博士在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点评唐杰教授的演讲。


    我还沉浸在唐市长精彩的演讲中。唐市长既是经济学家,又做过深圳的副市长,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让我点评他的演讲,有点难。好在他的PPT我是先学习了。从PPT看,他的演讲理论性很强,他构建了一个有关创新的逻辑分析框架,今天他的演讲重点是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大量的生动的案例,特别是有关深圳创新的故事、创新的企业,他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讲得非常好。


 

深圳商报 钟华登摄


    他的主题是有关创新过程中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他用的是“行为”这个词,我思考的是“边界”。就是说,在创新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在哪儿?哪些是政府该管的事,哪些是企业的事。张维迎教授刚才的观点很鲜确,创新就是市场的事、企业的事,政府不能管,也管不好,他说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唐市长的演讲中,显然不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他说政府还是有用的,特别是他讲深圳政府的案例,讲深圳政府做的事,结论就是政府的作用是明显的。对这个问题,我试图做一点思考。


我的思考立足于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思考分析唐市长的逻辑,他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他本身是研究宏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学者,他对空间特别有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空间经济学,空间又和新增长的理论相关联,就是分析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结合我读过的书,就创新的问题提供一点参考文献。当然,我那个书都不是经典的著作,比较大众的,有点案例型的,也是我平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三个层面,是结合深圳的情况,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在深圳,深圳又立了目标,要成为全球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我们讨论的创新的理论、创新的边界、创新的案例,对深圳有什么借鉴?有什么启示? 


 


    我先分析一下唐市长的逻辑框架,我试图用一张表来概述。左边是企业的行为,右边是政府的行为。第一,从创新的定义来看,他和维迎教授的区别在于,维迎教授讲的创新是源头创新,模仿不是创新,唐市长认为模仿也是创新。第二,从创新的过程来看,维迎教授讲的是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创新的长过程,唐市长分析了马克思的动态演化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的扩散,当然是企业的行为,但政府行为导致地区的差异,也就是说,由于政府行为的差别,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创新扩散结果是不同的,他特别强调由于政府行为,你可以共享无边界的创新增长。第三,从创新的类型来看,有不同阶段的创新,在不同的阶段,政府的行为模式不同,对创新的作用也不同,他特别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政府支持创新的方式,包括大学、金融机构等等。第四,从创新的转变来看,他讲了七个转变是很重要的,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展开,这里面既有企业的行为也有政府的行为,前五个转变比如积累的转变、投入的转变、产品的转变、技术的转变、人力的转变,这是企业行为,后面两个讲了空间转变、政府效率转变,是政府的行为。他讲到政府行为的时候以深圳为案例,他解释了为什么深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讲了很多深圳企业创新的故事,比如比亚迪、华为、大疆科技等。唐市长只讲了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但他没有用“边界”,但我认为“行为”和“边界”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把这个边界说清楚,这个行为是动态的,如何去判断政府的行为好还是不好呢?另外,这一届政府的行为好,又如何保证下一届政府的行为还好呢?


    从唐市长的逻辑框架出发,我思考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创新究竟一种什么精神?政府和企业有没有可能共同形成这种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唐市长的演讲中,他说创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连续过程,特别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创新。郑伟鹤刚才在点评时也提到以色列。以色列如何在沙漠、焦土、战争、死亡下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度?创新的精神如何形成?我想起我读过的一本书:《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阿里·沙维特)。这本书我很喜欢,它不是讲以色列如何创新,而是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在书中,有三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一个是马萨达,这是古罗马帝国攻打过来时,在经过抗击之后,960多名犹太人集体自杀人。1942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思考如何创立以色列国家时,一批年轻人(其中有些成为以色列的政治家)来到马萨达,在这个地方锤炼,思考以色列建国的精神是什么。第二个是供给房,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大量的移民,1952年政府给移民提供住房,就是保障房,在供给房里产生了很多对以色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律师、医生及创新的企业家。第三是1967年开始的核工程,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很多都与军工部门有关,以色列军工部门与民间的融合做的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和美国类似,很多原始的创新来自军队。由这三个故事可以看出,以色列这个国家创新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面对磨难、挑战、危机时绝不认输,通过创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精神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是生还是死的问题,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所以说创新精神与危机意识紧密相关,如果这个国家、政府、企业都具有一种危机的意识,对创新有共同的认识,那么创新的精神就共同成为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这是很重要的。这对深圳还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认为,就是要有问题导向、危机意识。深圳现在是全国创新型城市,创新驱动在全国走在前面,但深圳是不是就没有问题?深圳是不是没有危机?深圳有那么好吗?深圳会不会衰败?我认为深圳不能太高调,认为好得不得了,深圳塞车我看就很厉害,很耽误我们的时间,而且耽误我们搞创新。讲到供给房,我们周围很多人,觉得房价太高了,成本太高了,影响了我们创新。我觉得现在深圳的企业,普遍感觉没那么好,充满危机感,华为的任正非天天都讲危机,如果政府没有危机感,政府认为我好得不得了,政府的危机意识落后于企业的危机意识,那就肯定会影响到深圳创新。魏达志教授讲深圳超越上海,我不争论超不超越,但至少我认为这仍然是认为深圳好得不得了,没有危机意识,因上我不赞成这种说法。 


    第二个问题,政府与企业家的作用边界在哪儿?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在哪儿?唐市长特别讲到企业家要重视知识积累、重视科学创意,要重视管控分歧,那么政府要重视什么?我极力推荐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传记:《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作者:阿什利·万斯)。我觉得看了马斯克创业的故事就明白什么是企业家,什么是创新人才。马斯克大学结业后就和弟弟开着车跑到硅谷去了,95年刚开始创业用他父亲支持的2.8万美元创办了一个网站Zip2,99年把网站卖了赚到2200万美元,99年投1200万美元创办互联网银行PayPal, 2002年创办SpaceX, 2004年投特斯拉。他去做火箭,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要发射火箭,他只是说是不是人类就上不去火星,他找了一个俱乐部,找了很多人聊,他最后决定说我得去干这个事。通篇传记里没有讲政府的作用,政府如何支持了马斯克。但存细分析马斯克为什么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马期克为什么卖了公司接着去投资,因为美国的税法,卖了一个公司收入即刻投资就免税了,这个很重要,鼓励企业赶紧去投资,这就是美国政府对企业创新的一个激励机制。另外,马斯克为什么没有在硅谷而是在洛杉矶投资创办火箭公司?这也和政府有关,因为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在加州,NASA买了他的东西,一切都是和政府有关系。这就是唐市长讲的,政府还是用用的。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在哪儿?政府究竟发挥什么作和呢?唐市长讲到创新与创业城市依赖于优良的营商环境,大公司和小公司混合创新是高效的创新模式。我想到我读过的另外一本书:《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作者:维克多·黄等)。什么是雨林法则?这本书的作者认为,雨林和农场的区别就在于,农场是种庄稼的地方,那不是创新的地方,雨林是不长庄稼长野草。那野草怎么长呢?他说,在这个雨林里面就有一种动物,它叫基石物种。比如像蜜蜂,它就是稳定生态,这个系统中它是起稳定的、协调的、传播的这些作用。他举了好多在硅谷里面这样一些组织、这样一些人。比如,一开始的时候搜索引擎不是在硅谷,在美国堪萨斯大学高赫夫妇,他们在美国做搜索比雅虎、比谷歌都要早,但是它没有变成雅虎、没有变成谷歌,什么原因?是因为堪萨斯缺乏基石这样的人。而雅虎、谷歌就搞成功的,他说就是因为硅谷的雨林生态系统非常好。华为的轮值CEO郭平说华为是要从丛林法则迈向雨林生态,丛林法则是竞争法则,而雨林法则是共生的,狼、老虎、蚁群都要共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想到深圳面临的问题,深圳的创新环境,就是因为政府通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这个雨林生态,所以使深圳可以成为野草生长的地方,很多的小企业在深圳生生不息,总会有小企业通过创新、通过市场竞争成发展成为大企业。因此,深圳的创新就是如何去维护这种雨林法则。现在深圳比较重视大项目,但不能看不上小企业、小项目,这是维护雨林生态的一个基本法则。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主导城市外延和创新扩散的边界在哪儿?唐市长讲到创新在空间上显示不同的差异,为什么有的城市创新很活跃而有的城市却缺乏创新?他认为这个区别就是政府的行为不同,是政府之间的区别。唐杰说,创新扩散范围决定了空间差异,创新政策的关键是形成不断成长的产业集群,提升创新的扩散速度,防止创新中出现的负外部性。我看了一本书《国家创新模式:大学、 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战略》(享利·埃茨科威兹等) ,作者专门讲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联,认为空间应划分为知识空间、共识空间、创新空间,把大学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对深圳是有启发的。深圳不光要有高新区、产业创新中心,还要大学,大学中间要有一堆的创新区。 


  
     第四个问题,或者说是总结:1,当企业进入无人区,企业与政府的边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任正非讲,我进入无人区了,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有什么变化?2,唐市长也说高成本、高利润的阶段就可能出现成本对创新的驱逐,这个时候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3,商业模式中从1到N模仿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可能发生作用。但变成0-1,产业政策还需要吗?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他们两个的意见是一样的,还是需要的,需要在哪里?
  

    就讲那么多,谢谢大家! 


 

深圳商报 钟华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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