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进一步弘扬“马洪精神”，更充分发挥我会民间智库的作用，在深度和广度上发掘我会理事、名誉理事作为中国顶级专家的思想结晶和智慧成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把脉问诊，贡献良方，我会决定创办“马洪智库网上论坛”。
“马洪智库网上论坛”今年第一期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及对策”。围绕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其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度分析，不但为国家各级政府决策提供顶级专家的智慧和方案，而且还回应社会关切，解答公众疑虑，凝聚抗疫共识，形成抗疫成果。
另外从本期开始，我会今后将不定期推出“马洪智库网上论坛”，每期都高度聚焦当期国内外经济、社会等各个发展领域的某个热点、难点或焦点话题，集中我会理事、名誉理事的顶级智慧，为各级决策建言献策，为社会公众指引解惑。
摘要：中国所特有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举国体制”在大规模突发事件和全民性公共危机时刻所展现出来的，几乎独一无二的强大的社会体制机制的指挥能力与控制力量，作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享、借鉴的智慧与财富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研究的。
这场还没有被人类彻底攻克、战胜的新冠肺炎，是二战之后几乎同时牵动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命运的非常事件与巨大灾难。虽然没有战火，甚至都看不到敌人的模样，但却要面临死亡的劫难和丧失的苦痛，可谓是一场沒有硝烟但又胜似硝烟的“战争”。然而，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思考，不仅仅是探索人类尚未完全了解的科学难题，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反思和良知的拷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考，对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绩效与道德性的再认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国所特有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举国体制”在大规模突发事件和全民性公共危机时刻所展现出来的，几乎独一无二的强大的社会体制机制的指挥能力与调控力量，作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享、借鉴的智慧与财富，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研究的。
所谓 “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统一领导，自上而下实施，层层机制衔接，政命直接畅达的政体运作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模式。这种社会管理机制与模式具有集中稀缺资源办大事的超强统筹力；具有准确、快速政令畅通执行的自上而下的低交易成本的制度通道；具有整齐划一，万众一心抵御突发事件的高度动员力与召集力；更具有迅速呼唤起民族情怀与崇高道德感的体系化的可以几乎瞬间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价值观与舆论感召力。可以说，中国所形成、拥有的这种“举国体制”，既是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制度保障，又是“中国奇迹”创造的制度力量，更是目前能够快速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制度优势生动而具有全球震撼力的展现。
中国有效防控疫情实践证明，“举国体制”具有七方面源于其自身运作机制特质的制度优势与魅力：
第一，拥有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集中稀缺资源办大事的有序并超强的统筹力与指挥力，尤其在国家、民族面对突发公共灾害的非常时刻
根据国家卫健委权威发布，自除夕之夜第一支医疗队抵达武汉起，累计从全国29个省份(包括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系统派出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椐不完全统计，全国支援武汉的物资破百亿元人民币；令世界惊叹、羡慕、难以置信的火神山、雷神山及方舱医院更是以神奇般速度建成并即刻投入使用……。29个省份的驰援意味着，全国近百分之九十的行政区划在中央统一调配下第一时间做出统一反应并整齐划一地行动；4.26万名医务人员的驰援意味着，短短数日，近十个武汉中心医院规模的医护人员集聚武汉，或者说相当于十个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团队从天而降并投入抗疫。这种面对突发公共灾难中央政府调动全国资源权力的权威性、动员力与不可抗拒性，几乎沒有哪几个国家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的。从理论上说，公共选择决策的道徳性，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政府力的正义性。
第二，拥有政令畅通无阻，并准确、快速实施的自上而下的低交易成本的制度通道
“举国体制”的制度动员力和这种动员力所产生、散发岀来的无限控制力与扩张张力，是制度化了的社会机制自动发挥效能的结果，是镶嵌在社会肌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环节上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无需靠其他外力来施压就能自动释放岀来的社会组织力量。全国九干万党员干部是一支坚定、可靠、并会无条件自动发挥无限社会凝聚力与张力的制度化的组织力量；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县村街道，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组织，从政府防疫部门到物业管理微观实体所构成的几乎无懈可击的政令畅通的社会管理的有机体，是组织化、制度化力量产生、成长、发挥潜能的坚实的社会土壤。这种每一个个体与社会机制的高度有机结合，既是“举囯体制”在突发公共灾害面前内生机制的力量所在，又是能够拥有道徳制高点的原因所在。因为每一项强制政令的背后，都是一视同仁的对每一个生命的平等尊重。
第三，拥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道德上的崇高性与整齐划一、万众一心抵御突发事件的高度动员力、召集力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的无与伦比的独特合力
从2019年12月8日武汉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病，到2020年3月18日湖北省确诊病例零增长；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令”，到4月8日的“解除令”的发布，在近百天的时间里，善良并富有担当与内省精神的中国人民经历了由恐慌无助到为民族存亡而“浴血奋战”的悲壮；经历了从几乎“原罪感”的自我内省，到寻找科学诠释的理性思考；完成了由“牺牲小我”，到“拯救大我”的道德飞跃；更重要的是把中华民族“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天下情怀，变为赢得囯际社会高度信赖、肯定的危难时刻的国际大援助。可以说，让悲剧变为民族的悲壮，把悲痛变为英雄般的史诗并把它们化为感动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力量，这在非常时期有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和民族。但在中国，在“举国体制”下，社会机制与价值观的相辅相成会使其以巨大的舆论效应在极短的时间里闪耀光芒，从而彰显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自文明与文化的精神情怀的征服力。
第四，拥有在非常时期和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刻，最短的时间里卓有成效地转危机为契机的内在自发的制度机制与能力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缔，自发地升华为越遇“外敌”越团结、越英勇的民族精神气慨，对祖国的爱和认同感也随之迅速得以提升；在危机关头“怕死比死更可怕”的军人价值观的道德固化，在这一时刻转化为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及对生灵的敬畏，从而在面对生死的考验与抉择中完成了全民族整体的道德升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在“生存还是死亡”这一充满不确定性未来面前，以“惠已悦人”的哲学理念制度化地铸造了全民的自律与纪律体系，从而公共危机意识及其行为规范也在危机与灾难中得以养成、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彰显力量的同时走向更加具有制度绩效的新高度。
第五，拥有在危机时期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强有力的统筹能力及迅速覆盖全社会的自我调整、修复、安抚能力
蕴含在体制机制内的垂直管理模式，保障了突发事件的非常时期，整个社会处在给予全民以安全感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层层担当状态下的有序运转，尤其使国民的日常生活能以最快速度在危机中寻找到新的平衡点，从而逐步走向秩序与稳定。如从有计划的“居家令”，到有序的逐步复工引导；从有计划的“封城令”，到依疫情控制状况分地区、分时段的“解封”安排；从有计划的全国医疗驰援，到“缓中保稳”的科学撒离，再到国际援助的逐步启动；从有计划地城市内部、省际之间的严防死守，到及时有力、有效的输入疫情的严控，再到体现“国民尊严”的领事保护的提供；从行政指导“停工停业”，到有行业导向性的复工和税费减免；有计划延期开学，到同样有计划的“停学不停课”网络线上教育在全国各层级教育体系的推出实施等等。这一切的实现，没有“举国体制”早已成熟的运作机制支撑，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之众的大国里是几乎无法统一步调完成的事。因为，恐惧会加剧由于求生而带来的社会混乱与无序，而混乱与无序又会更加加剧人们恐惧心理。最终，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统筹把控，有序布局的制度环境下，社会主要面对的则有可能不是事实上会导致灭顶之灾的敌人—“疫情”，而且其派生危险—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无助的民心、重拾公众信心、信任和凝聚力等等，这又会导致“疫情”由于无政府的无序而加速扩散的恶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国体制”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与认知成本的制度安排，尤其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公共灾难与危机的时刻。
第六，拥有以政府自上而下的担当与作为换来的，民众迅速回归冷静和理性思考的，勿庸置疑的内在制度机制
而且这种机制在给人们依靠感和信赖感的同时，营造了既意想不到但又似乎在情理之中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促发了正向的“溢出效应”与“邻里效应”的产生。如，“居家令”关住了人们早已习惯的饭局、聚会与人情交往，甚至打乱了很多人所有计划好的“春节”行程安排。起初人们还有些不得以的无奈和不理解的抱怨，但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人们在肯定“居家令”的同时渐渐喜欢并享受上了这种简单、单纯，更多自我空间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改变着人们的社交方式、习惯、甚至理念，这可谓改革开放40年来，富裕后的中国社会一场人情社会“惯性”交往方式及消费习惯的自我反思与改变。这种反思与改变没有政令的强制、没有纪律的“笼子”，悄然在人们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中发生了。再如，甚至有些不得已的阖家团聚，儿孙绕膝满堂也从微信的“拜年话”变成真正的厮守。疫情使家庭关系变得格外温暖和谐，使亲人们的牵挂变得没有丝毫距离的真实。家庭回归到了她本该拥有的社会属性，家庭的概念也从文字走向了她原本应该具有的独特现实功能。这种正向的“溢出效应”，还在客观上触动了只顾拼博创业的人们在疫情的生死未卜中重新思考、寻找拼博的目的、价值与真正的意义。再如，面对生死考验全国医护人员所展现出来的勇于牺牲自我拯救他人和民族的高尚的群体品格，大无畏的职业勇敢与献身精神，在悲壮与生命对生命的依托中使久困社会的医患关系寻找、回归到了本该具有的人性、职业、道德、法治的理性判断的框架之中。人们给予医护人员英雄般的礼遇，是社会的感恩，是社会的崇敬，更是社会的理性。这种用生命换来的医患关系的理性回归，还以正的“邻里效应”使久违的几乎被整个社会共同践行的大爱情怀，真正闪耀在过于物质化了的现实社会。
第七，拥有“置死地而后生”的全民的呼唤力、全社会的动员力和强大的体制机制的配套支撑能力。
而这种“置死地而后生”的民族文化品格，又使许多新型的消费方式、工作方式被在“悲喜交织”中发明、创造出来。这一切在展现中华民族面对灾难与苦痛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中透着悲壮之幽默的民族性格的同时，更展示了突发公共灾难面前大国政府的智慧与社会制度的定力。如迅速发展并同样迅速被广泛使用的非常时期似乎不得以而为之的网络学习、工作、会议方式，因为对于从前几乎每天都要早起晚归奋斗着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官员、职场白领蓝领还是学生们)都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无需奔波的身心放松，一种具有充分私人空间的自由享受，一种崭新的生活、学习、工作方式的选择体验。所以，“宅工作”、“宅学习”几乎让人们忘掉了疫情的恐惧，开始享受这种充满创意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全新方式。于是，人的心情在焦虑中平静了，人的情绪在恐惧中平稳了，社会更是在理性的思考中渐渐地走向了非常时期的特殊秩序状态；再如，在需求创造供给的规律作用下，消费方式、形式也被作为一种商品在智慧与幽默中发明创造出来了，而“宅消费”因其既能满足了非接触性防疫底线，又能充分满足、体现不同需求消费者的个性选择而成为了主流消费方式产品。“宅消费”捧场了网络消费，网络消费成就了网络店商。曾几何时主要为年轻人们所青睐的消费方式，然而疫情防控却使其几乎成为全民共享的消费方式。京东数据显示，从2月2日到2月11日仅10天的时间里，平板电脑成交额同比增长77%，学生平板电脑成交额同比增长95%。而大多数家长还会同时选购手写板和耳机，凑齐“三件套”。再如，“居家令”为孩子们带来了类似奢侈品的亲子时光。京东超市数据显示，防疫期间，京东超市键盘乐器销量同比增长24倍，西洋管乐器销量同比增长15倍，西洋打击乐器销量同比增长9倍，绘画、积木拼插、益智玩具均售出超10万件。再如，或许是疫情认真呼唤起了人们对生命与健康的珍视，或许是人们在打发无奈的时光中而逐渐改变着生活理念，全民健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全民口号”成为真正活跃在每一个人们面前的全民行动。椐京东超市数据显示，防疫期间，大量与室内健身相关的商品需求呈现出迅猛增长的态势。另外，诸如“云见面”、“云思念”既表达现实又夹带着无奈中调侃的语言，五花八门的宝宝、猫狗戴口罩，戴着用桶装水瓶自制防护面具的理发师等微视频、抖音民间流传等等，把一个伟大民族面对生死时的坚韧、承担痛苦时的果敢、直面恐惧时的淡定、別无选择时的担当与幽默都以社会制度机制的方式生动地展现出来。强大的社会体制机制的配套支撑能力，使每一个人的创意或壮举，都有可能成为撑起民族天空的闪光的力量。
在友好中夹杂着某些非理性责难的世界普遍关注下，中国对疫情扩散的成功阻止，又使世界各国出现了防疫手段的“中国措施效彷”、“中国模式照搬”、“中国规则使用”的公共危机处理状态。尽管各国陆续出台的“居家令”，使纽约时代广场，面对陌生的安静；伦敦的繁华街头，空旷得令人窒息；从不会冷清的麦加，碰到千年等一回的空寂……，但这是被14亿人口之众的中国人民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是最有效的阻断疫情扩散传播的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措施，世界如获至宝地接受它。继而各种类型的方舱医院的建立、体温检测措施的普遍实施、个人行踪记录制度性报备、不同隔离时间和方法与措施的来自中国的全球性采用……。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方法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在应对大规模突发公共危机时，“举国体制”所展示出来的强大优势与无限力量的无意识形态偏见的肯定与接纳。从或被国际社会曲解的“中国特色”，到被世界所普遍接受的具有各国特色的防疫“中国解决方案”，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自我超越，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人类不能丧失两大情怀，一是对爱和自由的追求，二是对不公平的愤怒和对弱者的怜悯之心。其实，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知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我们放弃无缘无故的偏见和政治家们强加于公众的的自我价值判断与好恶，为生命和爱而携手互助，让每一个生命获得尊重与一视同仁的关怀。
伟大的哈萨克斯坦哲人哈里．法拉比曾说：“谁在凯旋中征服了自己，谁就赢得了两次胜利”。疫情尚未真正结束，危险尚未真正远离。如果我们能在获得这场新冠肺炎抗击战的最终胜利的同时，我们又获得了民族的尊严和世界的尊重，我们就赢得了两次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