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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洪百年诞辰 | 宋晓梧:感念马洪同志的提携

更新时间:2020-05-13




(本文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 在2017年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所写,

收编于《十载追思光辉垂范》一书)


      马洪主任对年轻人的重视、培养,我至今非常感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都在讲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如何好。当时我在国家经委企业局工作,不久又调到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听到许多企业领导反映他们遇到的问题,感到国家有所有权企业只有经营权,这种“两权分离”理论指导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有局限性。“两权分离”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老板不当经理了,让职业经理人当经理。但是老板在企业内,是企业内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我们则是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国家在企业之外,所以造成很多的问题,例如企业自有资金的归属,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相互制约等等。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马洪基金会理事


      我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两重性的分析推导,认为国有企业,当时还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企业本身也是商品,它也是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综合,正如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可以分离一样,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也可以分离。以“两种所有权的分离”指导企业改革,国家侧重全民资产的价值形态,而实物形态所有权赋予企业,从理论上说,更有利于政企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独立主体。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国家从管企业转为重点管资本,但企业不是资本吗?还是按马克思说的,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更准确一些。


      但是1984、1985年的时候,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刚发表,大家都在讲“两权分离”好,我提“两权分离”有理论局限性,内部开会也没有回应,有的人还批评我。没有杂志报纸能发表这种文章。


      记得是1986年,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和经济日报合办《中国企业家》杂志,我当时是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让我为名誉会长起草《中国企业家》发刊词,我顺带把自己关于企业改革理论的探讨文章也推荐给杂志社了。


      文章发表在一个刚问世的非主流经济学刊物上,没想到马洪主任看到了,他打电话给当时经济日报的副总编辑张沛,说这篇文章提到企业改革可以实行两种所有权的分离,国家主要管价值形态,在这个基础之上国有资本的价值形态可以往民营企业投,竞争性的全民企业可以接受国家的钱,可以接受民间的钱,外资的钱,形成混合所有制,国家设立投资公司等等,写文章的人是谁啊?张沛说是个年轻人,马洪说文章有新意。经张沛同志转达马老的看法,引起当时国家经委负责企业改革领导的重视,袁宝华主任、张彦宁副主任、沙叶秘书长(曾任企业局局长)、企业局的王继勃副局长等,在不同场合提到我的观点,认为可以进一步探讨“两权分离”理论。后来《改革》、《经济参考》、《企业管理》等先后发表了我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文章。1987年国家经委成立高级职称评委会,选一个年轻人,我那时候连中级职称都没有,直接进了高级职称评委会。我想,如果没有马老最初的提携,我不可能直接进入高级职称评委会,同时被授予高级职称。这件事大大提升了我对经济理论研究的信心,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之前到处碰壁,缺乏自信。尽管我没有缘分直接向马老请教,但马洪同志的纪念会我要来,表达我多年埋在心底的感激之情。


      回想80年代那个时期,对经济理论的探讨相当宽容,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刚定下来,作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年轻人,我对文件中“两权分离”理论法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这一理论有局限性,包括当时被推崇的东欧国有企业改革也有局限性,而马老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根本不认识我,能够从一个很不起眼的杂志上发现我,当时国家经委的一些老领导,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鼓励年轻人直面企业改革的实际问题,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那种氛围正是今天我们社会智库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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