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 在2020年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所写）
刘胜军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20年5月18日，是著名经济学泰斗马洪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马洪，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洪堪称经济学界“首席伯乐”，培养和影响了朱镕基等一大批改革开放的股肱人才。
他思想解放、思维敏锐，兼具学者和高级官员身份，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参与者。
在激荡的历史河流中，他为人坦荡、不畏风险，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傲然风骨。
一、传奇人生
马洪并不姓马，姓牛。原名牛仁权，后因从事秘密工作的需要，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为他名字改为马洪。
1938年马洪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1941年担任张闻天的学术秘书。
马洪不到30岁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兼副秘书长，进京后担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当时国家计委首长都是由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任）。
后来马洪被卷入政治事件，作为高岗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之一被降职处分。
“文革”以后，马洪于 1978 年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此后曾担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等重要职务。
二、慧眼识镕基、为国荐英才
马洪的诸多贡献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对朱镕基的启用和荐举。朱镕基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当时马洪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3岁的朱镕基则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马洪于1952年从东北调到北京，到刚组建的国家计委工作，朱镕基一起进京。不久，马洪出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朱镕基则先后在国家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李剑阁回忆：
朱镕基作为学生地下党员，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支援东北。他出众的才干得到许多领导的赏识，很快成为当年东北局最年轻的处长。组建国家计委时朱镕基进京，在政治运动中一度被错误贬谪。在落实政策中，马洪大胆延请暂时没有着落的朱镕基担任工经所研究员。而那时，马洪自己只是刚刚被安排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过短暂过渡，马洪又把朱镕基力荐给当年东北局的老同事袁宝华领导的国家经委。后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朱镕基充分展示了杰出的经世济民的领导才华，一步步得到拔擢，最后成长为共和国的总理。朱镕基一直视马洪为师长，有着厚重绵长的感情。
三、马洪“三邀”吴敬琏
马洪始终不拘一格地培养和提拔年轻骨干。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带年轻人一起参加重要会议或到外地调研。1986 年底，马洪带着吴敬琏和李剑阁到上海出差，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热情接待。
马洪经常把他的文稿交给年轻人修改，比较多的是交给他特别赏识的吴敬琏。
1984年7月，在耶鲁大学当了一年多访问学者的吴敬琏风尘仆仆刚一归国，马洪即登门造访，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吴敬琏妻子周南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马洪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一出发，马洪就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吴敬琏回忆：
1984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嘱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同志组织院内几位同志撰写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我随马洪同志一起到东北参加三省两市发展战略的讨论。他随身带着这篇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的草稿。我们白天开会，晚上改文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改稿的任务。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应当实行商品经济作了有力的论证，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作出了贡献。
四、中央经济决策的股肱高参
在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条主线，这赋予了经济学家群体独特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学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代：
• 第一代包括孙冶方、顾准、薛暮桥、于光远、马洪、杜润生等；
•第二代有吴敬琏、刘国光、董辅礽和厉以宁等；
•第三代以樊纲、周其仁、张维迎等人为代表；
•上个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
2005年中国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马洪、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等一起成为获奖人。评选委员会如此评价：
马洪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三年困难时期，马洪受李富春的委托，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文革”后，邓小平回忆，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80年代中，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贵宾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马洪单独谈话。其间，邓小平强调，他与马洪都是几上几下。
五、非凡人格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领军者之一，马洪有几点特别之处。李剑阁总结道：
他对宏观经济有精准的洞察，对微观经济有细致的触感，这就确立了他在经济界无可置疑的领衔地位。这也是中央领导在经济分析和对策上非常倚重马洪的缘由。
马洪决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由薛暮桥和马洪奠定的风范和格局，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直保持活力和定力，成为持续助推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在当学员期间，马洪与同为学员、刚到延安的江青编在同一个党小组。在一次组织生活中，作为党小组负责人，马洪当面批评江青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缺点。“文革”动乱期间，马洪担心被心胸狭窄又权倾朝野的江青发现而遭残酷报复，经常寝食难安。
在突破计划经济理论桎梏的大讨论中，马洪真是“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的讲话和文章。他是最早支持“体制改革”、“商品经济”、“市场调节”、“对外开放”、“初级阶段”等方向性提法的高级领导之一。
吴敬琏说：
马洪同志有着特别坎坷的经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党内斗争中，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平反。不少有这样遭遇的人“看破了红尘”，对于许多事情，特别是有政治风险的事情，往往持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和马洪同志的共事中，也可以感觉到他那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小心谨慎的心态。但是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他虽然明知有风险，但仍然克服心中的余悸，建言献策。
他参与了一些重大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备受争议，也有政治风险。但马洪同志虽然有所顾虑，但经常能出以公心，反映一些与时论潮流相悖的观点，供决策参考。1988 年 3 月，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为市场经济正名”。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六、改革开放推动者
直到1991年，中国的人均 GDP 还落后于印度。但随后中国就一骑绝尘，把印度甩在了身后。这一戏剧性变化，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恢弘历史进程中，马洪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马洪力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一观点随后反映到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
•1984年马洪又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1988年3月，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1993年10月，应江泽民的指示，马洪主持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
胡锦涛对马洪的几个子女说：
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
（本文来源于《亚当斯密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