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影响力，张维迎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名字。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政经背景之下，这个名字关联着几次重大改革的提出及其推进的结果，因而也关联着许多赞誉和批评之声。经历了多次舆论的漩涡，作为一位海内外闻名的标榜独立与自由的经济学家，面对中国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张维迎既骄傲于自己曾经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开始更深入的哲学层面的沉思，而不再很在意外界对他的看法，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尤其不愿意就短期问题发表意见。如今，从他的理论逻辑，人们看到的是超然物外的分析和推论，更宽广高远的视野，更透彻睿智的顿悟。
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实在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思想者、智者、贤者。如果我们还有些乐观，则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人民的福祉，或可指望更多一点取决于这些人的思想的走向。
近日，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繁华闹市的一所静谧书院里，张维迎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他以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人生定义为例，直抒胸臆，深入阐述了自己一段时期以来的许多思考，同时也坦诚回应了社会对他的一些质疑。
学术不应迎合政治和大众
“学术不要太多卷入政治”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有两类最危险的经济学家：一类以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外衣包装“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迎合政府官员干预经济需求；一类是所谓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煽动民众反对市场化改革。并认为这两股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推进改革的巨大阻力。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张维迎：首先，每个人，包括学界人士，对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体制问题等等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这是他们基本的权利。人类本身的进步，来源于很多知识的探讨，理念的突破。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很正常。从历史来看，人类本身往往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某个人是大救星，但历史过后也许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也有些我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也许未来证明是对的。所以，必须坦率地讲，我不能去判断谁最危险，谁最不危险。我只能以我现在的知识、我的研究，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东西。
我认为，解决学者之间观点分歧的最好办法是学术争论，但我也不希望任何学术性的争论太多地卷入政治本身。我的意思是，如果学者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的政策而建立所谓的理论，就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同样，我认为学者也不应该去迎合大众的或者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也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防止的倾向。迎合政府的和迎合大众的东西，容易获得一定喝彩，这比较危险，无论是谁提出来这种东西，都一样危险。
所以，再重要的争论，也还是要用学术自由，通过思想市场的竞争来解决。这也是我不断呼吁要给予学术争论以更多自由的原因所在。政府不能控制资源太多，否则就会扭曲学术的激励机制，而被扭曲的学术激励机制下的学术，就很难再叫学术了。这也是我们应该防止的倾向。
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刚才所说，人类本身经常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我们在思想上或理论上会犯很多错误，有时候新的观点并不一定就代表知识进步，它有可能是一种倒退。但人类应该珍惜我们自己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于过去某个时候犯的错误，我们应该好好加以总结，争取吃一堑长一智。比如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么多年的产业政策犯了那么多错误，就不是偶然性的。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去制定这样的政策？政府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新兴产业政策、如何形成新兴产业？现在看来，政府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新兴产业只有靠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去发现；只有通过市场的竞争，才能够去选择。在这方面，我和林毅夫的很多观点不一样。
“我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
《华夏时报》： 现在对于你的评价，有两类：一类认为你说真话，是一位冷静思考的学者，你的产权改革理论对中国过去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另一类则对你持批评意见，认为你为权贵们服务，是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中国资产阶级的鹰犬。甚至还有人认为你的言论是汉奸、走狗言论。你怎么看？
张维迎：无论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这两类意见我都不敢接受。说我好，我也许受之有愧，中国有不少我非常敬佩的经济学家，他们为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我不好，我觉得也可能不符合事实。
从事经济学研究近30年，我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分析问题、表达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努力保持一颗自由的心，有怎样的认识，我就会怎样讲，并不会迎合任何人，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有钱人，或者普通大众。否则，就不符合我一直的追求，也不符合我刚才所提到的学者做学问的那种基本的人格精神。
至于我的观点对与错，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既然说出来，是因为我真心地相信它是对的。如果有人认为它不对，他可以进行一些批评。从我自身来讲，如果做学问是为了迎合某一种人，我觉得我没这个必要。我干嘛去迎合？我自己做生意去就是了。
但我们国内确实有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在探讨观点分歧的时候，人们老想找一种阶级划线，认为学术总是有阶级性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种思想一定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多元逻辑论否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流毒，一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认识。不缜密、不科学的阶级化其实是否定科学本身。
人类的认识，有各种分歧，对同样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相信，真理最后只有一个，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而已。我不否认，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专门的辩护术，以替某一种人说话，但这种东西本身不符合科学精神。
其实这么多年所说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人，而且我也没能力代表别人，也不想代表别人。我觉得，如果代表别人，就不是你自己了，就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这是秉承一种基本的学术精神。我们要清除那种什么都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余毒。
“追求真理就要准备接受批判”
《华夏时报》： 如果说弗里德曼的市场理论增进了人类的福祉，那么，为什么信奉他理论的你，在中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张维迎：就像刚才所说，人的认识有分歧，尤其是学者之间的观点本身有分歧。人类的知识受到很多因素的约束，一个人想寻找真理却不一定能找到真理。普通人更容易从直观的角度判断问题，而这经常不是科学的角度。科学的真理需要有严格的逻辑分析，但这有时可能并不为人们所喜欢，或者，科学结论有可能戳穿了那些原来伪装的利己行为。比如政府官员制定的很多政策，假装是为老百姓好，但实际上是为了官员自己的私利，结果是伤害了老百姓。但一般人从直观的朴素的角度考虑问题，只看到所宣称的目标，看不到真正的动机，更不分析手段是否能实现目标。比如，宣传说要给某些人涨工资，那么这些人肯定很高兴，但实际上，如果这种所谓的涨工资伤害了公平竞争，则最后有可能谁的工资也涨不了，甚至连工作也找不到了。然而人们可能不会预测到这些后果问题。一般人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那种严肃冷静的逻辑分析，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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