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沙龙上的主持词
范军
各位嘉宾，我们今天的选题是徐老先生“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的话题，今天李克强刚通过居住证的条例，深圳、上海一线城市出台关于居住证的政策之后，国家也出台了《居住证条例草案》，我们这个城市对待不同居民的政策是什么，我们深圳句话“来了就是深圳人”，到福利的时候，没有户口的就不是人，有这样的传言，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希望在做贡献、创造的时候深圳是开放的心态，很多的机会是平等的、公平的。
十年前我本人一直在关注深圳的户籍和非户籍之间的待遇差别，我们想更清楚，户籍和非户籍之间到底有哪些社会福利、公民机会方面的差异，花了很长的时间始终没有弄懂、弄明白，我们很多的福利都是隐形的，很多的障碍是无形的，我们虽然在改革，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是身份证和户口本身的流动、自然迁徙还是带来了很多的限制，责任是在哪里？是在政府吗？我们和每个区的政府也交流过，他们制定残疾人保障政策的过程中，福田区会有针对弱势群体有特殊的政策，如果没有户籍的限制情况下，一旦开放，所有人就会涌过去变成政策的洼地去享受福利。我们国家的福利制度不是很均等的，我们的福利制度是特别模糊、很有象征意义的方式，徐老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多的研究，他一直呼吁关注市民的情感问题、心理幸不幸福，他问我们幸不幸福还是比中央电视台亲切一点，他是热衷于改革和热衷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平，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域德高望重的长者，他退休多年还是活跃在第一线，和我们呼吁一些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
【主持人】：徐老是老共产党员满怀惠及老百姓的情怀，大家都按这么做，我们强调的加强党纪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多余的，其实现在说要为人民服务，关键的问题是会为人民服务，现在党存在一定的路径，过去传统的和习惯性的路径依赖推动社会的发展，推动社区治理，各种各样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在很巨大的变革时期，当然也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好的地方。深圳政府也在做一些努力，公共服务，民生净福利，社区公共服务的覆盖也好，其实都在做一些努力，可能有一些方法和路径，可能有一些没有找到完全让大家感到满意。他讲的观点，户籍或是非户籍之间的差异，有深圳户籍的人口可以享受很多福利吗？我真没有，很多没有拿到福利的人，可能是某个利益集团、某个财团的某某人，每年可以拿到几千万、几个亿的财政补助，完全有可能。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深圳那么有钱的情况下，钱怎么花，花哪里去？我们的参与式预算、公开怎么做，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怎么样去在政策出台的前期，我们去发挥社会的力量去产生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十三五”编制的过程中，能不能通过社会的方式制造影响力，把一些可以改善大家的福利，或是增加公平感的东西引入政策，这个政策可能制定完了，可能会选择性的实施，这个完全有可能，政府工作报告会有炫耀式的民生福利，他可能一笑而过，不留任何痕迹，年终盘点都是百分之百的优秀，很多深圳的问题也好，中国的问题也好，都是在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带进步中有退步，在退步中也有进步。作为愤青还是老学者，他是对深圳很有情怀的。
接下来请深圳大学公共管理系的马教授谈谈，马教授是不是认同徐老的观点。他是体制内的专家。
【主持人】：汤敏说的我们一直在关注，珠三角很多的工厂倒闭，每周都有，网上、微信都说工厂关门，四千工人下岗，放假回来工厂关门，东莞、龙岗都有，我们发现社会风险点，四千人怎么办？他讨要工资以后后续的生活怎么办？汤敏提了很好的问题，深圳市没有能力解决，把他留现在的话，我们能不能给他一些技能，作为在城市奋斗过的人给他一些回报，我们给他一些条件，通过公益组织结对子回家创业，是很好的思路，不一定让他真正在本地市民化。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社会调查，我们了解很多的外来人，我有一个亲属也是这样，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回去以后和当地的生活完全脱节，和当地的人谈不到一快。潜意识已经不适应，他回去会觉得很空虚，回去还会回来，在这里做个钟点工，他觉得有了深圳的根在里面，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主持人】：感谢徐老先生打开我们的天窗，我们去思考和中国未来的问题，他连接两头，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我们希望和平安定的社会，我们希望真的拥有那么行政资源，那么多的政府资源，能帮老百姓干好事，把你想做的好事不要变成坏事，要会为人民服务，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和人民不了解社会的状况，曾经有一个基层的官员和我们讲，我们现在很恐惧，一旦发生事情，在这个小区里没有我们的人，他是这么说的。发生任何事情他不知情。没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有这种恐惧。他说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建设，培育社会组织，通过社会一系列的关爱工程，相信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和党在一块的，我觉得这是好的趋势变化，我们至少在深圳感受到很迫切的变化，他们真的是想为老百姓做事情，我们要帮政府办事，算帐。
【主持人】：凉山有很多人才，在珠海拿到7100是多么优秀的人才，珠海工资比深圳低很多，深圳拿到7100也是很优秀的人，凉山还是有好汉。她分享的案例可以引发我们很深的思考。再次感谢徐老先生，徐老先生始终跟我们灌输这么多年幸福化的问题，我们向徐老师表个态，我们愿意和您一起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帮政府算帐，我们和政府对话，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更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切实有效的政策，好的政策出台我们要防止坏的政策和不好按照的政策、有歧视的政策少出台，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和想法。
居民生活权利得到落实才能实现真正市民化
陈广
我1990年底到深圳市体改委工作，直到2013年调到台办，在深圳做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工作。对改革工作有体会，也有很多感想。刚才徐景安主任就常住居民市民化提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也提到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前些年，深圳市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出台一个大的、系统的改革方案。但一些相关的改革没有停止过，如积分入户制度的完善和推进。当然，积分入户政策仍有可以按照中移动统一要求进一步完善。下面我想结合当前深圳的具体情况谈一些看法。
首先我要说一个观点，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系，刚才徐主任在谈到市民化的时候提到了城市化。我认为，当一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口都实现了市民化后，这座城市才能算实现了城市化。这就是市民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深圳市城市化已推进的许多年，原地农民已都转为市民，但如果大多数居住在深圳这块土地的人口还不是本地居民，城市的主体-居民没有真正的成为城市的市，城市化就远未完成。因为，城市化很重要的指标是人，人没有市民化，此地就难有真正的城市化，或者说是有缺陷的城市化，
第二个观点是提及市民，我们重视市民所包含的权利。一个市民必须有两个权利，一个是经济或者是生存的权利，一个是选举和被选举权利。非户籍没有选举权，包括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委会。居委会主任的选举以前要深圳户籍居民，后来开放了，全国各地的户籍都可以参选，必须要到原居住地开一个证明。我们说市民权利，大多数只提生活、民生的权益。至于政治权利，那是国家统一规定和支配的。徐主任刚才说了很多的居民的权益没保护、不平等、不均等，下来我想集中讨论民生领域，即居民生活的权利。居民在民生领域怎么落实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市民化。
我想居民在一个城市生活，必须要有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至于其他一些公共服务，应该要均等享有。我们说，居民或者市民必须要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基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和能力提供，二是这种服务必须要保证居民有体面的生活。户籍和非户籍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一定差异，为什么存在差异？因为我们长期的计划经济带来的是户籍人口和公共服务的捆绑。深圳人到上海，你不能在上海拿粮票布票，只能在深圳拿。
现在我们推进的一些改革，是把公共服务的提供和户籍身份进行剥离，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论户籍，人人都要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改革就到位了。国外就是这样，你是我的市民，就提供均等的、基本的公共服务。至于公共服务，那就会有差别。在国外，如美国、澳洲等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是有保障的，但其他一些公共服务也是有差别的。市民、绿卡持有人以及外籍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是均等，即提供有体面的生活水平，比如说教育、医疗的保障，其他一些公共服务，国籍与非国籍就会有差别。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除了刚才说的要有一定财力作保障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即刚才马教授提到洼地效应。深圳基本的公共服务比惠州、东莞完善，人就有可能会涌到深圳这儿来，这是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户籍人口不应该成为市民化和公共服务的焦点，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应该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你有一定的财力就必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我主张在深圳居住一定时间，有一定的收入，缴税有一定的纳税精力，缴税就有贡献了，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刚才许多人都讨论了一个问题，即我市的积分入户政策。我市的积分入户政策有几个条件设置不是太合理，比如说学历分值过高，低学历的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入户。最早的积分政策是人口引进政策，过去深圳是采取行政手段阻止人口过快地涌入。深圳落户口不仅仅要满足条件，还要收钱，即收取城市增容费，后来国家规定取消收取城市增容费。现在要把针对人才的积分入户政策转变为人口的积分入户政策，就应该按照国家2014年的规定标准，就是居住、工作和纳税作为主要的指标。深圳是市民城市，深圳市的建设和运作不仅仅是人才支撑的，高学历的人需要，电工和修理工也是深圳需要的，这些人也要让他入户和享受公共服务，而不能歧视这些人。
深圳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我认为在全国仍然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包括徐主任说的很多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改。
第三个观点的政府投资与民生投入的关系问题。现在政府投资，大多数都是投入到民生领域，修一条路，建一个市场，盖一个医院，不就是公共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吗？政府投资改善了生活环境，植树多了，空气好了，交通便利了，这些都是民生。现在的政府投资用在国有企业，用在经济方面已经很少了，用在经济领域只有扶持一些产业，或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大多数的政府投资还是投在民生。但政府投资或改善民生，也要有一个匹配的问题，不能总是建大马路，不能总种那么多树，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要关注、提高基本生活水平。
重视非深圳户口常住居民的子女教育
刘司城
我觉得徐院长的《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报告可以作为深圳市城市规划的一部分。他把要害的问题都提到了。我希望政府重视徐老的建议。
刚才好几位先生提到非深圳户口常住居民的子女教育问题，我认为应该解决。这些非深圳户口的常住居民，他们工作，上面为了孝敬父母，下面为使自己的孩子受到教育。如果把长期在深圳从事工作的非深圳户口的常住居民的子女与深圳户口的子女同等对待，考学、升学一视同仁（上学问题先解决，户口可以放在第二步）。那么这对于深圳的建设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长效作用：
第一、这部分非深圳户口的常住居民的子女的上学问题得到解决，使市民有归属感，他们会认同深圳是自己的家，他们的心就会向着深圳；
第二、孩童的幼小的心灵是形成爱国、爱党的最佳时期。在他们小时候受到政府的关怀，他们的幼小心灵里就会产生很深刻的印记，他们会记一辈子。无疑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三，这部分居民在维持社会次序方面会做得很好；
第四，有利于城市的文明建设。大家都是邻居了，都是老乡了，感情就不一样的；
第五，有利于城市的治安。
市民素质的提高，当前是个问题。有个别同志提到了：不要人一来，上完户口就万事大吉。我们应该让市民知道，要成为深圳市民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深圳文化”。政府可提出市民化的《标准》。外来打工的个体，政府也要提出打工人员的标准，要求用工者安排培训，提高工人的文化素养。有些事情要带点强制性。
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很好规划。
我还建议，政府应把徐老这样的忠心耿耿、热爱深圳、热爱公益事业，又很有水平的居民集中起来（如同古代的“食客”），给一个渠道，是十分有用的社会资源，可以为政府多多献计献策。
常住人口问题是城市规划的重要依据
牛慧恩
我很尊重徐老对农民工的情怀，而且对于“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
这个题目没有任何异议。我主要就徐老谈到的有关城市规划中相关人口问题做点补充说明。
一、徐老讲座中问到城市公共配套在规划里是怎么考虑的？我是1999年来深圳的，之后一直在深圳城市规划有关单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就我所知，深圳城市规划从来没有只针对户籍人口，以前说是服务于城市‘总人口’，从2000年以来就是以城市常住人口为主要规划服务对象了；近年来，国家住建部以及国家统计局也都要求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统计指标的计算都要以常住人口为依据，所以面向城市常住人口是目前城市规划相关规范所要求的。
在城市常住人口中，深圳长期以来是户籍和非户籍比例倒挂，这在全国比较特殊；然而目前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也包含大量的非户籍人口，比如上海2014年
2400多万常住人口中，非户籍的接近1000万人。所以，虽然上海户籍和非户籍比例没有倒挂，但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规模总量甚至超过了深圳的。
徐老问既然不是按照户籍人口进行城市规划，为什么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还是不能满足需求？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有规划滞后的原因，也就是深圳城市发展都大大超过了规划预期。比如上版的深圳总体规划，规划到2000年的深圳人口规模是480万人，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深圳常住人口超过了700万人；深圳现行的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到2020年人口规模是1100万人，而2010深圳六普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
二、徐老还提到深圳的人口密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做过调查研究。市六普办委托我们做过一个针对全市700多个社区的人口密度研究，主要是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现状并预测未来。您刚才谈到上海的例子，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三万多人，深圳土地总面积大约两千平方公里，按1000万人计算，人口密度是5000人/平方公里；深圳划了生态线，最大可建设用地占不到一半；简单按一半的建设用地来算，深圳建设用地人口密度约为10000人/平方公里；而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大概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这样算来，深圳全市居住用地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40000人/平方公里。针对全市700多个社区的居住用地人口密度分析，发现深圳2010年居住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超过了20万人/平方公里，超过10万人/平方公里的社区有几十个。
目前，深圳建设用地的开发建设已经接近底线了，也就是说能建的都建的差不多了。在这样的空间条件下，我们根据全市密度分区对深圳的宜居城市人口规模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如果想要保持一个适居环境的话，那么深圳人口规模不宜超过1600万人。
最后，关于如何给深圳农民工解决户籍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去做一些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比如通过问卷等调查方式，深入了解一下在深农民工的意愿，有多大比例的人和什么人想在深圳长期留下来？这将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比较重要的支撑。因为农民工在老家有地、有房子，在外面挣些钱可以在老家盖更好的房子，打工挣些钱回去后可能在当地会有相对比较优越的生活，所以不一定会想成为深圳户籍居民，因为这意味着要放弃老家的土地和生活。对此我不太确定，所以建议做些更深入的研究。谢谢！
深圳精神就是移民精神
陶林
我在计划生育协会工作，不是卫生计生委。我是精神科医生，原来在康宁做副院长，后来调到计生部门。我2003年调到计生部门来，在计生服务中心。刚到计生部门参加的一个全国的计划生育培训班，就有专家讲，五到十年计划生育的部门就会取消。我们深圳大部制最早，为国家探路，国家都有准备，现在全国都大部制了。国家人口计生部门早就向国家提出来单独放开，今后逐步把二胎放开，卫计委已经将申报资料交给上级部门了，等中央通过。卫生计生委不能先说，要国家统一发布。你们认为卫生计生部门不放开计生政策会有些误解。我们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比较严格，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强调独生子女政策有关，所以才逐步放开单独家庭，再过渡到每对夫妻能够生两个孩子。家庭就和谐了，人权也平等一致了。现在的社会房子都买不起，不用鼓励，即使鼓励多数人也不能早婚，以前是怕早婚、早育，现在大城市的孩子都硕士、博士一直读书，找对象还困难，结婚都不容易，早婚的人就很少了。如果快的话，也许明年初就放开二孩了。多数专家这样说，其实国家领导人也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问题，主要是人权公平的问题，有的生一个，有的生好几个，听国家话的少生，不听国家话超生，三个，甚至四个五个，这才不公平。前年我作为中国计生协的代表我参加了国际计生联（也就是国际的计划生育协会）在日本举行的如何应对老年社会的国际会议。国际计生联已经将工作的重点从艾滋病防治转移向预防社会的老龄化。现在只要你有钱艾滋病也不会死，也就是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发现HIV感染时就介入治疗，只要有足够的钱，基本不会死亡。对于我们国家还不行，我们不能将太多钱用于艾滋病防治方面。所以艾滋病的宣传教育还是重要的。但如何应对老年社会这已经是大问题。也是目前和今后的大问题。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还愿意移民？你以为是只收养穷人？他们是缺乏劳动力，发达国家没有人干活，还得有人要擦桌子、扫地，高精尖的人有，这些普通人也要有，高精尖的人也不差户口，他也不在乎你落户口。一会儿美国，一会儿英国，他们全世界走，说到底是低端的人需要稳定，社会低端的人不稳定，社会不稳定。深圳人哪天流动人口结个团，这周咱们都休息回家过年，深圳市的垃圾卫生谁给你管，医院的护工哪里找？扫大街请谁扫？一个城市应该是金字塔型，高端人才少，普通人多，我们要引进或调入高素质的普通人，只要他们工作表现好，朴朴实实在深圳工作。突然一千万人都变成深圳户口，这也不会有用。当然我不是领导，但替领导想一想，我想领导不会不懂，他们不会比我们傻。你就是随便调户口，他们也未必敢来。我劝我认识的人千万不要把户口搞到城市来，乡村户口至少还有一份地，你那个地就有退路，深圳近两千万人的垃圾往哪里填埋，污水往哪里排放，空气污染难于治理，人太多领导能不愁吗？我们有户口的都回不了家了，河源、梅州、大埔抬腿就走了，你想想你们有多大的保障啊！我们老了去住院，住院没护工，医生做完手术你能自己走出来吗？我认为徐院长重视流动人口的待遇是对的，政府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二、三十年前我们去香港的酒店，白发苍苍的老人给我们端盘子和拿行李，我们感到惭愧，不好意思。原来深圳服务行业都是小姑娘、小伙子。现在深圳也出现的很多四、五十岁的服务人员，劳动力短缺了。大学毕业生都来闯事业是往高发展的，一个社会要人口结构合理，不是高精尖就好，结构不合理这个城市很难办，福利太高好不好？也未必好。我和富士康有些工作接触，富士康员工待遇很好。原来富士康出现员工心理危机，出了事情，他们及时整改了，成为关爱工人的典型了。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有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热线咨询电话等。还建立了生育文化中心，查环查孕和办证都上门服务，不出厂，无需请假。女工怀孕四五个月不安排车间劳动，就在专门的孕妈咪驿站上班，其实等于不用劳动了，听一听音乐，做做刺绣，实际上就是待产了。我看到近百人在那里休息。也有个别人为了生孩子就去富士康了，进去就怀孕，等于都是富士康养着。很多事业单位也如此，说调进来上班，进来几个月就开始生孩子，福利太好了。如果深圳条件太好了，全国的人都跑到深圳来，你给人家一个户口，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有那么多的财富吗？有那么多的地方居住吗？有那么多的学校吗？看看现在的学校，操场越来越小，教学楼越建越多就是现实。当深圳人有什么待遇，我觉得陈院长说得对，均等化才是值得提倡的，其实计划生育部门一直提倡流动人口要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均等化服务。他们给深圳做出了贡献，深圳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就是靠外来的流动人口、青年学者、打工青年付出的血汗，做出了牺牲。可是他们自己的小孩有很多成了留守儿童，可能还被伤害。我们做工作关爱留守儿童的项目，希望给打工的父母拍几张照片，再到他们的家乡给小孩们看一看他们的父母在城市的生活情景，再送些点钱助学和改善生活，表示深圳政府和爱心企业对他们的关心。可是被这些家长拒绝了，后来一位老师傅带我走进他们生活的房间。原来他们几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就是为了节约几百元钱，他们怎么能将这样的照片给孩子看呢？给他们的儿女看，他们不是更伤心吗？他们在外打零工过得很辛苦，说穿了有点像非人点的待遇，就是为了省点钱，租一套房子就是一半的工资了，几个人住在一起就多攒点钱回家。他们忍辱负重，辛苦而屈辱地生活，让我感到震惊，我更觉得他们真是可亲可敬。深圳市计生协与中国人口报合办了《全国留守儿童摄影大赛》，在江西于都红军长征的始发地举行启动仪式。我们给他们送去书包、体育器材和运动服等，还资助一些学生读书，看到县委礼堂面对几百名留守儿童，我发自内心地说：“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深圳人感谢你们，你们这些儿童为深圳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因为你们的父母本来是应该陪伴在你们身边，呵护你们，而他们却远离家乡为深圳的建设贡献力量，而让你们孤独地留在家乡，独立生活与成长，你们也为深圳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与牺牲。”多年来深圳市卫计委和各区的卫计部门都十分关心留守儿童，每年都有专项的经费和活动，很多企事业单位和媒体都积极参加。国家要付出，个人也要付出，我们如果有能力，应该对外来务工人员更好一些。只要在这儿给我们创造了利润，不管他创造了多少GDP，都应该对这些人有些优惠的待遇。但是我个人不赞成全部户籍化或待遇固定化，其实也做不到，如果只能目前这些人享受，那今后怎么办。固定化深圳的动力就没了。深圳市的生命力就在于流动，能扎下去的就扎下去，不能扎下去的就回家乡去或到别处去，即使有户口也留不住人，很多人不是从内地到深圳来了吗？深圳人不是很多也走了吗？给房给项目的引进人才都还在深圳吗？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对得起给这座城市做过贡献的人。深圳大约是1500万人，300多万人是有户口的，现在大家知道深圳市的水电的资源是多么珍贵，深圳垃圾填埋和焚烧多么不容易，建个垃圾填埋场都不容易，谁愿意建在自己的小区旁边。深圳也有很多的困难，土地资源到了极限。政府多建一些廉租房，不但可以给户籍人口，也可以逐步拓展到流动人口，只租不卖，永远不卖，这样才保证城市有劳动力的活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我认为应该强调人口引进的高精尖，但低端更要多，高精尖要少，呈正金字塔。政府多拿出一些钱来，不需要的人少给，需要的人多给一点，也就是困难的群众要多，至少让他们在深圳不要太伤心，看看留守儿童和他们在深圳的父母，真的给我们这些户籍人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创GDP有他，福利待遇没有他，这就不应该。政府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也许政府有政府的难，但我觉得就是应该做，应该感恩这些来深工作的人。以后深圳要搞创新，也要文化创新，我提出要搞一个移民节。我不喜欢流动人口，我觉得有歧视性，出国定居叫移民，到深圳叫打工仔，外来务工青年、外来劳务工，外来深圳建设者五花八门。移民才是标准的人口学词汇，没有歧视性。来去都是移民。上级派来的领导干部是移民，前来就业的大学生是移民，到工厂工作的农民也是移民，外国人到深圳工作也是移民。移民文化才是深圳市的特点，国际上都称深圳市移民城市，我觉得移民才是深圳生命力之所在，哪天人口不流动了，深圳也就没有动力了，我是这么想的。办个移民节才能够增加深圳的凝聚力，对外来者给予一些扶持仍然具有施舍或同情的味道，深刻一些就是歧视，移民节才能够让所有的人平等地参与，这一点才能体现来了就是深圳人，不在于户口。移民才最具有包容性、融合性、和去地域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深圳精神，其实深圳精神就是移民精神，流动与包容。移民节能够从欢庆、交流、餐饮、服饰、休闲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开发，日期可以是从国务院批准建特区的日期或大家选定一个季节好的并能够促进旅游的日期，这样能够填补户籍与非户籍的鸿沟，实施均等化的待遇，也能够减少春节回乡的浪潮或让子女或家乡的父老到深圳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感谢马洪基金会和感谢徐院长的邀请以及他热情洋溢和忧国忧民的演讲，让我们提高对非户籍人口的重视以及希望深圳为全国关爱外来劳动者起到示范作用。让我们认识到深圳不只是深圳人的深圳，也是全国人民的深圳。
深圳应尽快将常住人口迅速转为户籍人口，成为一个“正常市”
吴海宁
我是深圳市高校校友俱乐部的负责人吴海宁，我于上世纪1991年到深圳，在深圳一口气呆了24年，听了刚才徐老的发言也很激动。前两天看新闻报道，咱们国家正在探讨延迟退休的制度，其实像徐老这样的改革闯将过早的退休真是中国的大损失，徐老80年12月17号给赵紫阳提的发展消费品的建议，我们应该有一种改革闯将、智者有发挥的平台，徐老可能有些悲哀，以前可以给总书记直接上书，现在给市委书记都很难送上去，我觉得现在缺少渠道，这种渠道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把基层的民意，包括智者、智库的民意让最高层感受到，不仅是最高层，中层都应该看到。
2008年汪洋同志主政广东，亲自主持了“第三次思想解放”，春江水暖鸭先知，徐老也在深圳组织了多场研讨会。2008年，包括内地的城市，如我的同学在内地当处长，他们专门跑到深圳取经，就想看看深圳的思想解放是怎么回事。我在深圳都接待了好几批在内地当处长的同学们来了解，但是后来他们不来了。深圳的特区，90年代我觉得很忙，内地同学一波一波过来取经，深圳几个同学忙着安排吃饭，卡拉OK，进入2000年以后突然没了，他们再不来了，他们觉得到深圳没什么看的，深圳特区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特区？也许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可能觉得深圳不需要再去闯了。我特别赞同徐老的使命感。我们是爱深圳的！到深圳来的大部分都是当年不安现状的人，80年代来都要辞职，一无所有来到深圳。我大学毕业在中科院干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来到深圳，我觉得这边比较好，我就跑过来了，深圳还是应该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前两次的座谈会我也经常提一个口号，深圳应该在社会建设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个比经济上的引领更重要
2015年10月23日，我参加了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换届仪式，著名企业家王石出来竞选会长，大家都想让王石挑头做深圳社会建设的领头人，他的竞选演说和胜任演说都非常好。之所以让他做社会组织的掌门人，我觉得就要用他的国际视野引领深圳。王石讲话一再强调，我要让深圳的社会组织走向全国，把在座带到全国、全世界。这是王石能当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看中了他的国际背景，他为什么能拥有国际背景？他是深圳出生的，万科是在深圳起家的，他非常感谢深圳。这一点我谈谈个人的感受。
我一直是深圳的暂住人员，我是南京大学本科毕业，1991年、1992年我来深圳我一直没有入，我想体会一下，作为一个暂住人口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么多年我们确实付出很多的代价。范军讲了一点，好象觉得我作为深圳市民我没有感受到受到哪些补贴。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讲的问题我在这儿写，你没有受到福利，非深圳户口的人要比你多交很多的钱，多很多的手续，多很多的麻烦，这个反过来对你们来说就是福利。
我讲三件事印象最深的。
第一，90年代初的时候，我刚来深圳，我一个同学跑来看我，还按照要求办理了一个通行证。他又一次出门办事，他没带，忘记带了，90年代出门没带身份证被警察查到是什么后果，直接被送到樟木头，进不来了。我从南山坐中巴一路折腾到樟木头给他送通行证，他一气之下走了，不来深圳了。
第二，90年代我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公司，我公司自己的员工，办暂住证还没来得及，好几个人晚上出去，就在南山科技园被联防队员逮住了，没有暂住证直接关到派出所，和小偷都关在一起，我去看是关在笼子里，不是他们的原因，是我们公司在办，手续很麻烦，我是完整经过了这个过程，办暂住证的手续很麻烦，要交钱，钱是小事，手续很麻烦。我们暂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一直存在巨大的反差。
第三，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女儿今年高考，而全国统一的高考，就是广东省要求异地高考到2016年才实行，而其他30个省市已经全部实行了异地高考。我女儿今年高考卡住了，本来户口不在深圳，为了她在深圳高考，我们就开始调户口，把我夫人和女儿的户口调过来，虽然我夫人是大学本科毕业，办这些手续折腾了半年时间，我一点不夸张，我还有很多社会关系，我动用了很多社会关系才把户口搞定，我女儿在上高中的时候，靠深圳中学有择校生，我女儿自己考进深圳中学的，所谓的择校生，非深户的叫择校生的一年交一万，深圳户口只要交两千，我一直认为这个交费不合理，两年前我发起公益诉讼，一波人帮我写，《南方日报》整版报道要求深圳取消择校费，我一直顶着没有交，我女儿在学校也有很大的压力，我说你从小顶着压力吧，一直没有交。上次开研讨会我还在讲，高考完，我女儿被中山大学录取了，考得还不错。今年的8月4号，我有事没去盯着，到学校办调档案，学校卡住的，不给我们调，说你没交完学费，我没来得及过去，我过去可能吵起来了，我夫人把前面的两万补齐，一手交钱一手交档案，毕业证不给发，最关键的是中山大学调档案不给调，这个例子很深刻的说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差别还是非常巨大的。
像小孩上幼儿园，深圳户口的小孩每年，不管公立还是私立，每年两三千块的补贴，深圳市政府给你的钱，如果你不是深户没有一分钱，正好像徐老说的，深圳市的税收，我在深圳办公司二十多年，我公司1993年成立的，我们在深圳交了这么多年的税，相信很多公司都交了税，我们纳税人的责任、义务尽到了，我们应享受到的权利没有，我们是暂住户口没有享受到这些福利。
最后我想讲一点，刚才马教授也讲到一点，城市要推进，我觉得要体现执政水平，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比较满足、比较难形成战略洼地就必须做，我们的目标，我很赞同徐老的意思，是不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不要分暂住还是常住。我在2002年的时候写过一个政协提案，我当时提的提案是给暂住人口国民待遇的提案，2002年的政协提案，他们也回复了，讲了一堆的理由，教育部门、卫生部门讲的是，因为我们只有这么多常住人口，公安、教育都是为常住人口设立，深圳也是自我束缚。前两年我通过渠道在呼吁，将现有的，已经在深圳的一千多万人，就地全部转成深圳户口，不要一定高科技、高技术人才，扫大街总要有、环卫工总要有，深圳发达到送快递都要本科以上吗？这种人口的话，深圳应该有这样的气魄，我就是常住人口一千万的大城市，人大、政协的名额和所有的配套，公安也不那么捉襟见肘。
【吴海宁】：我觉得是长期欠帐，90年代一年解决一点就不会那么大的压力，现在一下子一千万的数字，就要有天量的配合，他们这届很多同学为了高考没办法，深圳生深圳长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所有学的科目不一样，考试的科目不一样，课本也不一样，又离开父母去回去高考。我女儿户口调进来，现在我们一家两制，我是暂住人口，我夫人是深圳户口，他们去香港很方便。我们的大标题，徐老还是很用心的，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的市民化，徐老提的是非常具体的目标。常住居民市民化我觉得这个写得非常好，我是深圳三百多所校友会的联盟，2009年我们搞了新市民新关爱，帮助到深圳每年的大学生，帮他们尽快融入社会找到自己的校友会组织，政府也开始参与我们的活动。今年我们深圳市交警局，打了招呼他们派了交警局的移动车管所，在二楼大平台搞了活动，为大学毕业生在学校考的驾照的学生转驾照，现场办。这是实事，这两年在和关爱办探讨，我们市民中心搞第四届校友报到日，争取把公安局、派出所请到现场，为大学生现场办理户口入户，想把这些东西关爱的行动做进来，这些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有户口的，还有自己跑到深圳找工作，他们没有户口，他们没有完整的，通过人事局入户的手续，这个问题还是长期存在，常住市民化，徐老讲的核心观点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实还有很多知识阶层，我知道深圳还有很多在企业里面，他们户口没进来，他们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也是校友，没有进来是因为深圳的积分很麻烦，有些东西绕不过去，可能不过分，别看是本科毕业，他的分不够，房子也不够，这个也进不来，不仅仅对农民工设的门槛，对全体的市民都设了门槛，深圳要解决的话，有序推进也好，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应该有一个时间表，深圳要想超过香港，这方面不拉平，深圳是唯一倒挂的，上海、北京，当地常住人口高于暂住人口，深圳应该有特殊的政策解决这个问题，我简单讲这么多。
【吴海宁】：从常住人口转到户籍人口，说明他没逼我非要转进来，除了孩子上学有些影响，我自己办护照要寄回北京办，现在在广东省也可以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享受了，这个不能否认，要不然我早就弄进来了，差别并不是很大。我讲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要让一千多万人有归属感，这个归属感非常重要，归属感是城市的归属感，不能说这批人到了一定的时间，学历不高的人到一定的年龄直接踢开，户口不在这儿认同感就回去了，有可能一些人主动回去的，不排除一些人是被迫的，可能购房，没有落实的就回去了。市民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我们深圳城市的归属感，我女儿很自豪深圳人，深圳出生和深圳长大的，很多孩子是在深圳出生长大的，就因为上学的问题把他们卡住了，要回到原籍，这造成很多的不公平，可能是数字上的问题没有下决心，中国这么多年，每年安排一定的比例可能解决了五百万、八百万的人口，不会增加太大的支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吴海宁】：我记得刚才徐院长讲，增加市民化以后会给这个城市增加负担，让他拿多少钱增加市政设施，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反过来想，增加了他的归属感以后，他变成深圳市民，他是不是要增加他的投入和消费，对你这个城市也是一种贡献，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夫人和我女儿增加两个户口，我们没有给深圳增加一点负担，房子是自己的，车是自己的，公司也是自己的，女儿上大学也走了，相反我老婆跟我讲，她突然发展，她有了深圳户口，一套房子可以再买一套房子，我女儿18岁以后可以在深圳买一套房子，这也增加了在深圳的消费，也增加了对深圳GDP的贡献，考虑市民化两头的问题，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我们老家在福建，我们整个福建闽西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家家户户都盖了新农村的房子，很漂亮，房子在春节的时候回去住，反过来讲，他在农村也考虑到养老的问题，很多人想回去养老，我在我老家也搞了一块宅基地，过两天回去要盖房子，对当地来讲这是最大的消费，两头的消费，即使引入了户口，他户口迁到了深圳，不影响他那边的宅基地，他还是盖着房子，两边都增加了GDP的消费，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市民化对深圳，对任何一个城市也是扩大消费，扩大GDP。
有序推进常住居民市民化
在马洪基金会沙龙上的主题演讲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徐景安
2015年10月23日
欢迎大家在百忙中来参加沙龙。最近我就深圳问题连续写了几篇文章：《深圳特区还“特”什么？》、《公共服务均等，深圳定位研究》、《深圳为中国示范什么？》、《建议制定深圳民生五年规划》，其实说了一个问题，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也就是解决常住人口的户籍问题。我认为是，深圳问题的核心，中国问题的焦点。我归纳了以下八个问题。
一、深圳入户积分办法
深圳的入户积分办法，第一项，个人素质即文化程度及技术技能水平；笫二项，纳税情况，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上述两项满分可达到200分。低学历、低技能、低收入的农民工，完全没有可能入户。“在深居住时间每满1年积1分，总分最高不超过10分”，“缴纳深圳市社会养老保险年限每满一年积3分。其他社会保险险种年限每险种每满1年积1分”；还特别规定“年龄情况从40周岁起减分”。
一个人能否入户，主要凭是否拥有合法的就业岗位和固定的住所，这是判断这个人是否为城市所需要。用学历、技能、收入作为标准，歧视、排斥大部分低学历、低技能、低收入的人，这公平吗？
深圳在阻止农民工市民化上为中国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各个城市政府都相继出台各种土政策，为农民工市民化设置门槛。
2014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
深圳的入户积分办法明显违反国务院规定，改不改？
二、深圳的人口结构
深圳的户籍政策导致了深圳畸形的人口结构，2014年深圳常住人口1077.89万，其中户籍人口为332.21万人，非户籍人口745.68万人，户籍人口仅为常住人口的30.8%。深圳非户籍常住人口加暂住及未办证的，称之为流动人口达1500万，总人口约1800多万。深圳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为59.8%，而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8.4%。
政府向入户者提供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失业、养老等各种保障，而大多数非户籍常住人口不提供保障。深圳的GDP是1800万人创造的，深圳的财政收入是所有纳税人贡献的，但深圳的公共服务只向332.21万户籍居民提供，这合理吗？深圳市人民政府，是332.21万人的政府吗？
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保障所有居民的平等权利，全面小康的目标是建立惠及全民的经济福利社会，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户籍人口作为一等公民和贵族享有特权，而歧视、剝夺非户籍人口的权利，这依据的是什么原则和法理？
三、深圳的定位
2014年深圳人均GDP达到2.4万美元，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深圳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已经超越香港，位居全国第一位。深圳在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深圳主要为332.21万人户籍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把绝大多数居民排斥在外。口号是：“来了都是深圳人”，是这样吗？这就是深圳的“特”吗？
深圳特区的诞生就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深圳的价值意义就是为中国做示范。今天的深圳上已不是中国的特区了，就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而已。
今天深圳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力争GDP增长处于领先地位，别出什么大事；二是自觉担当起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跑者，为打破深入改革的僵局创造经验，勿忘深圳的担当、责任和使命。
四、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
2014年全国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4.77%，真实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5%。也就是说约2.7亿人，在城市工作，而不能入户，享受不了城市居民的权利。
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后果就是居民消费不足。由于农民工不能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难以在城市安身立家。他们不得不返回农村，加剧农村人多地少的困境，不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7亿农民工加上6.1亿农民，共计8.8亿，占总人口13.6亿的64.7%。这么庞大的群体具有强烈的消费需求而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构成有效需求。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降至2014年的51.2%。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出口与投资拉动已难为继，自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一直是负贡献，中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23%，2014年仍高达48.5%。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不靠内需，而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必然不可持续。
以GDP增长8%以上为标准，中国大陆从1979年起至2011年连续增长了33年。而韩国从1961年至2002年连续增长了42年，台湾从1950年至1997年连续增长了47年。中国大陆从2012年起滑落至增长7.8%，2013年增长7.7%，2014年增长7.4%，2015年上半年增长7%。现在宣布高速增长结束，进入新常态。那么，中国大陆连续高速增长为什么比韩国短9年，比台湾短14年？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民需不足。韩国和台湾在高速增长结束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80%，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5%，这是全部原因所在。
五、中国城市化滞后问题的认知
中国城市化滞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这不是新问题，在中国诸多问题中似乎也不是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
中央财政依然把投资基础设施作为重点。金融危机中央出台4万亿，地方政府借债20万亿，都是投资基础设施，酿成如今钢铁、煤炭、水泥等所有产能都过剩。为拉动经济，今年二个月就批了28条铁路。修路、架桥、盖楼，老思维、老套路、老办法。
不大力改善民生，不在城市化下功夫，民需起不来，实体经济产品卖不出去，银行就不愿贷款，就放贷给以土地作抵押的地方政府平台、以房产作抵押的开发商。路也好、桥也好、房也好，最终要靠老百姓消费支撑。但是叫了多少年的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政府主导的财政分配就是拧着，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结果就是企业倒闭、经济下滑。
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总数是45.3万个，2013年则是35.3万个，减少了10万个工业企业。制造业就业指数明显萎缩。基础设施投资债务累累，制造业投资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顶峰滑落。中国经济至今找不到新的支撑点。如果再拖以时日，大萧条、大衰退的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厄运就会到来。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员工失业，首到其冲的是农民工下岗。城市给了他们理想与胆识，隨着理想的破灭，胆识就会催化暴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在很大程度靠了农民工的廉价。今天依然把他们当作呼之即来、挥之而去的苦力，我们已经付出代价，如果还不觉醒开悟，我们有可能逃不出玉石俱焚的劫数。
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靠剝夺农民建立了工业化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靠盘剝农民工迎来城市的辉煌。今天可以这样说，中国工业化之路有可能夭折。绝大多数人的消费受到压抑，经济是不能持续的；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是不会和谐的；绝大多数人的权益被歧视，政治是不会稳定的。
攘外必须安内，来自国际的挑战和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必须应对。但是真正的现实危险是内乱，农民工没有平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要首当其冲承担经济衰退的恶果，缺乏权益保障的农民工本来就是群发事件的主体，一旦生存受威胁，就可能引发内乱。
只有把农民工问题提到经济、社会、政治的高度，党和政府、中央和地方认识一致，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六、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扣
中国问题太多，每一个问题都是系统性的，解决一，就要解决二、三，解决二、三，就要解决四、五、六，要解决四、五、六，就要解快其它。结果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改革就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扣，然后依次解决其他问题。什么才是扣？我在《中国改革路线图研究》一文提出四大原则：一是最大共识原则，二是有序可控原则，三是民众普惠原则，四是标本兼治原则。
我认为，中国问题应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而民生问题就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入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这就要增加住房、幼儿园、学校、医院以及公共设施，从而拉动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农民工成家立业，隨迁配偶、父母、子女，必然扩大消费需求，同时减少农村人口，为实现土地规模营创造条件。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过剩产能就能盘活，成为中国经济强大的支撑点。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有利于健全社会保障，均等公共服务，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普惠民众，凝聚民心，稳定执政根基。为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中央政府开始关注这个问题，2014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具体意见是：一、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二、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三、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四、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文件的最大进步是改变了入户的条件，
“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
但是该文件的严重缺陷，一是提出“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没有时间要求，对各城市没有约束力。二是城市化的实质是政府财政出钱，中央财政不拿钱支持，却要地方政府推进是做不到的。
最后还是归结为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和路径的选择。究竟是投资基础设施，还是健全公共服务；重金对外援助，还是努力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全面建设小康、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前提。
七、城市人口密度
深圳严格控制户籍人口的理由是城市人口密度过高，深圳常住人口1077.89万，已入住深圳，人口密度是事实存在。深圳选择给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人户口，是希望带来更多的GDP。这是GDP至上的价值理念。我们常说工作不分贵贱，只是分工不同。只要城市需他，无论是工程师，还是环卫工，都可以成为市民。
深圳控制户籍人口的真正原因是是财政不愿向更多居民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2014年深圳的公共预算收入达5560亿元，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突破2000亿元。深圳不是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是不愿、不想、不为。深圳愿向落户深圳的企业总部奖励几千万，理由是大款可以为深圳带来税收，而税收收入增加什么时候惠及全体民众呢？
周其仁认为：
“不要以为密度高了一定乱，不一定，经验证明，城市的合理加密可能更加有序，这取决于我们的观念、知识和管理能力。”
“论城市，国内城市密度高的地方是深圳，因为深圳只有2000平方公里，所以它每平方公里的GDP是4亿多人民币（前年算得）,对比曼哈顿16亿美元，香港、新加坡的4、5亿美元，还是低不少。”
“如果到‘老上海’调查，我找到一个最小的区——静安区，仅占整个上海面积的千分之一点二，只有7.62平方公里，但住了29.61万居民，每平方公里是3.2万夜间人口。静安区2014年的GDP是660亿人民币，每平方公里14亿美元。‘城市密度越高会越乱’是个误区。”
他以东京的六本木为例，这里有800户人家、2000人口住在这块土地上。每年有4000万人来访问、参观、购物、看演出，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形态。而这块地的面积是多少？不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76万平方米。容积率非常高，可是现场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它不会让人有压迫感，而是把疏密处理得很好，表明人类在城市建设方面其实是有很多发展空间的。
八、关键是执政理念
1980年中国改革刚起步，面临财政严重赤字，不得不实行经济调整。12月17日我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一文，建议发展消费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赵紫阳接受了我的建议，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这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改革开放30年私人物品供应短缺问题解决了，这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功劳。
现在主要是公共物品短缺，即没有向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两段话要落地，就要把向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真正作为党和政府的理念与目标，也才有可能在2020年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应该作为起步。为此，中央要向各级地方政府提出要求、下达任务，把农民工市民化纳入“十三五”规划，并且中央财政建立专向基金支持地方。
深圳应该怎么定位，为中国示范什么？就是最先向市民实行均等的公共服务，最先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改变精英思路，促进基本福利平等化
张媛媛
组成一个城市的居民常常是常住和暂住的分类，人类会依照自主意识而迁移，其他动物也是一样，城市核心竞争力也在于城市居民，一个城市如何吸引或引领居民朝向什么样的人来发展则是评价一个城市宜居与否的明白易见的标准。
深圳常常被定义为高新科技发展的城市，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的发展中，深圳也呈现了不同的特性，制造业逐步向总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里的人也相应在变化着，而这些人的故乡也与此发生了一定的关联，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
前些天有个新闻，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在校学生刘某(13岁)、赵某(12岁)、孙某(11岁)放假期间潜入新廉小学将学校小卖部的门撬开，盗走面包、棒棒糖之类的东西，而后将值班女教师杀害，其中两名儿童为留守儿童，但是我想留守儿童问题不是邵东县廉桥镇自己产生的，是整个社会各种方面导致的，而或许深圳也在其中。
“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这个提法，在我看来是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不再将外来人口当做产业工具，而是一并纳入社会福利平等化的诉求，对所有参与城市建设的人们的平等认知观念。这个提法如果能够真正得以推动，那也必将是改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的重大利好。
到底有没有人愿意留在我们的城市里。或者说，决定一个人到底选择迁移去何方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居民和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决定选择的过程，建立得好我愿意扎根就扎根。
首先，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已经为人们提供了留与否的机会。深圳市的整个产业结构中，也是在不断发展着变化着的，而对人才需求、人口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每一个城市应该依赖于这个城市本身的资源型特色，去构建这个城市的产业特色，来构建这个城市的整个发展规划，大家都在搞一模一样的模式，也是有问题的。大城市化的发展思路能否承载产业、生态、人口结果的压力，适度的释放人口，减低城市规模或许也是早日达成基本福利均等化的条件。
其次，留与否的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这个城市有无给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从大量的招募流水线工人到需要技术型工人，城市有无给人才升级提供必要的培育措施，也将决定这人员流动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城市培养市民的过程，城市文明的培育也在这个其中。
谈到最核心的是要留一个人，就是市民的基本福利，基本福利的保障在总和是这个城市福利结构的权重最大的部分，而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基本福利也是一个人留在这个城决定的最重要权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留的成本多少。从个体单元发展到家庭单元，市民的基本福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比如教育，我也常听说市民化教育会加重政府投入，财政拨款是无法完成的，当然，如果按照当前的公办教育的资源进行配置，显然是无法市民化，因为当下我们的公办教育走的是精英化教育、高资源配置，而基本福利市民化观念要解决的就是这一观念问题，公办教育以提供普及型的相对低标准适合就好的规划思路，而那些高资源配置的精英教育应该由民营自主发展，不应该占用公办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达成市民基本福利均等化，实现社会公平，更也是节省成本的社会治理思路的践行。
比如住房，商品房发展是不能替代廉租房发展的，鼓励“居者有其屋”不是基本福利倡导的内容，应倡导“为民有屋居”，在居者生活条件超过廉租条件时应有退出机制，不让资源被占用，有效管理也是达成基本福利均等化重要的要求。另外，前两天我听到一个深圳新闻：深圳市开始提供一批无障碍住房给残障人士申请，这是非常重要棒的设置，也是基本福利均等化的一个体现。
一个城市的发展，“市民化”三个字，当我们朝着均等化思维去考量的时候，就会带来市民对自身权益的思考，我是深圳人，不是来了就是深圳人，他有一个转变，这个过程中会推动市民对城市文明的探索和成长，自己在深圳市成为深圳人，也会成为民生深圳的创业机会，成为一个循环。
非常希望，深圳在很多方面能够有持续系统进行基本福利均等化的探索，而不是碎片式的尝试，能够站在各个纬度考量各个人群的需求去做总的顶层设计，根据时间阶段不断发展，民生幸福是发展规划的出发点，也是牵引点。
媒体报道
专家研讨推进 常住居民市民化
【深圳商报 10月24日讯】（记者/董思）如何为非户籍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在昨日由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沙龙上，来自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民间研究机构等领域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讨论，现场专家认为，深圳应该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率先向市民实行均等的公共服务，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社会上对农民工市民化存在认知缺陷。需要认识到的是，一个农民工入户，意味着享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这就要增加住房、幼儿园、学校、医院以及公共设施，拉动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农民工成家立业，隨迁配偶、父母、子女，必然扩大消费需求。因此，解决常住居民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有力措施，在政策制定上不能为农民工市民化设置过高门槛，要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
“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也就是解决常住人口的户籍问题。”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指出。他认为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应该把向全社会向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真正作为党和政府的理念与目标，在2020年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他希望农民工市民化能纳入“十三五”规划，中央财政成立专项基金支持地方，深圳作为改革之地，应该最先向市民实行均等的公共服务，最先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也发表了观点。他表示，常住居民市民化需要有序推进，除了公共政策上为居民提供均等服务外，还需要常住居民在自身素质上实现“市民化”，保证市民的权益，必须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权利的行使中，让市民有充分的参与和相应的保障制度。
向市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
——“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学术沙龙举行
深圳特区报10月27日讯（记者/韩文嘉、周国和）由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学术沙龙近日在深圳举行，来自高校、社会组织、民间研究机构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就“如何使常住居民市民化，为非户籍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话题展开探讨。
原深圳改革办主任、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在主题演讲中认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入发展新常态，内需不足是主要成因，造成内需不足的原因则是因为城市化水平不够高。
徐景安认为，应该把向全社会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真正作为党和政府的理念与目标，才能在2020年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要达到小康社会，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应该作为起步。他希望农民工市民化能纳入“十三五”规划，中央财政能够成立专项基金支持地方。深圳应该最先向市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最先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表示，常住居民市民化需要有序推进，除了公共政策上为居民提供均等服务外，还需要常住居民在自身素质上实现“市民化”，而社会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深大教授牛慧恩则表示，深圳所有的公共配套，如学校、医院等，都是按常住人口的数量去配套公共设施，但深圳的人口一直快速增长，导致规划总是赶不上需求的变化，也是造成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
专家建议深圳应率先推进常住居民“市民化”
深圳晚报10月23日：如何使常住居民市民化，为非户籍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10 月 23 日，在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 " 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 " 沙龙上，来自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民间研究机构等领域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讨论，指出了深圳应该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有序推进常住居民 " 市民化 "，向市民实行均等的公共服务，最先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会上专家指出，目前社会上对农民工市民化存在认知缺陷。需要认识到的是，一个农民工入户，意味着享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这就要增加住房、幼儿园、学校、医院以及公共设施，有利于拉动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扩大消费需求。因此，解决常住居民市民化是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有力措施，建议在政策制定上不要设置过高门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
“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也就是解决常住人口的户籍问题。”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指出。他认为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应该把向全社会向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真正作为党和政府的理念与目标，在 2020 年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他希望农民工市民化能纳入 " 十三五 " 规划，中央财政成立专项基金支持地方，深圳作为改革之地，应该最先向市民实行均等的公共服务，最先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在自由提问与发言环节，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表示，常住居民市民化需要有序推进，除了公共政策上为居民提供均等服务外，还需要常住居民在自身素质上实现 " 市民化 "。另外，要保证市民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行驶公共权利时有充分的参与权利，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保障制度。
（记者 李瑶娜 编辑 武晓晨）
“有序推進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沙龍
中國時訊新聞記者佘福祎深圳訊2015年10月23日下午，由深圳社科聯主辦，馬洪基金會承辦，中國幸福研究院和深圳特區報協辦的“有序推進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沙龍在銀湖CDI大廈舉行。
由馬洪基金會理事長助理範軍主持，就“如何使常住居民市民化，爲非戶籍居民提供均等公共服務”這一熱點問題展開讨論。來自政府、社會組織、民間研究機構的專家智者參會研讨，出謀獻策。
常言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深圳作爲經濟特區始終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列，探索前進的道路，起到了示範引領的作用。
在GDP飛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解決常住居民市民化，更好的改善民生、增加居民的歸屬感和幸福指數，是深圳社會穩定的基礎，也将爲創業創新帶來新的動力。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深圳應自覺擔當，繼續深入改革，打破僵局，爲國家創造經驗。深圳政府要把向全體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作爲執政理念與目标，最先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會。
中國幸福研究院徐景安院長在發言中指出，常住居民市民化是深圳問題的核心。并就深圳常住居民中的 “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權益作了系統分析，指出農民工是未來深圳改革中應重視的群體。保障農民工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将推動城市化進程。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馬敬仁教授肯定了徐景安的觀點，他指出有序推進城市化進程的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單是政府出資出力，還需要人民大衆的參與支持。
随後，高校校友俱樂部負責人吳海甯根據他的親身經曆講到深圳在改革開放時期的進步。同時他堅定認爲深圳應該在全國社會建設方面起到引領作用，這個比經濟上的引領更重要。
來自深大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牛慧恩教授指出，政府的城市規劃是按照常駐人口的口徑計劃實施的。但因爲深圳是一線城市，非戶籍人口多于戶籍人口，這是深圳的特殊情況。有序推進深圳常住民市民化，存在客觀因素的阻礙。
市台辦陳廣副主任在講話中指出，深圳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在享受政府公共服務方面存在差異。從政府公共服務的角度建議深圳的城市化進程應關注公共服務，而非戶口化。
而深圳市計劃生育協會常務副會長陶林也有不一樣的發聲。他認爲農村戶口比城市戶口有土地優勢，這是城市戶口不具有的。因此，是否要有序的推進市民化，還有待推敲。
緊接着，行動亞洲中國區總監張媛媛、古村之友發起人湯敏以及共青團涼山州委鍾繼娟部長就留守兒童、古村保護及夫妻兩地分居等問題一一闡述了自己的意見，他們或許不需要太多的關注，更多需要的是父母、子女、夫妻之間的正常溝通，從人性角度分析了非戶籍外來務工人口的心酸無奈。
廣東省婚姻家庭咨詢師協會常務副會長劉司城和深圳市證券協會副會長鄢維民有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爲，深圳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後，應關注深層次勞動力資源建設。
最後，沙龍曆時三個半小時，在參會嘉賓和聽衆的熱烈掌聲中劃上圓滿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