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
高端学术沙龙
编者按：2016年12月18日下午，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科联、深圳报业集团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高端学术沙龙在银湖CDI大厦顺利召开。沙龙由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李津逵教授主持，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博士做致辞嘉宾。沙龙邀请到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常修泽教授；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博士；马洪基金会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教授；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成员、原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黄发玉；深圳大学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马春辉等知名专家学者，以及Green
China Lab创新投资中心创办人包宇、深圳市码隆科技有限公司总监李懿麟、深圳市易合君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李鹏等新锐企业家，就深圳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参与沙龙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纷纷提出应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建设高端科研机构，从而更好地推动深圳产业转型，带动创新企业的飞速发展。现将本次活动主要精彩内容和主要媒体报道汇编成册，供大家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意见。
主要精彩发言
常修泽：中国经济方略的若干调整与产权保护
［要点提示］
l 在“风吹来、浪打来”面前，中国这艘航船怎么能保证它稳定的航行？中国之花如何“常开”？这是当前我们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挑战。我们现在都在这艘船上。
l 这里面“水很深”。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探到底。特别值得关注：对原来的思路做出调整。
l 对实体经济要“着力振兴”。“兴”的对立面是“衰”。虚拟经济不是不发展，但是不能过“度”，不能“冒虚火”。
l 我的《包容性改革论》观点：“包容国有与民营”。“国有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儿子”。国有与民营经济都需要“做优做强”。
l 这里有三组问题：第一组广义产权与狭义产权；第二组“大各方面”与“小各方面”；第三组：“宽基石”与“窄基石”。产权保护制度应是“宽基石”。
l 今天，对“无产者”和“有产者”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尽管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贫富差距，需要“利益再平衡”，但人们拥有不同量级的财产权已是不争的事实。
l 要素激活之后怎么办？不能激活完就不管了。这就必然涉及如何进一步保护的问题。
l 就我个人意见来说，在“两个不可侵犯”前，如能加上“神圣”二字，则更鲜明、更坚定。
l 我们的理论、我们的软实力尚未跟上。现在“硬、软实力”不匹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l 宣传部门它是“宣传已知”；智库是“探索未知”。既然要“探索未知”，必须要心灵放飞。要“坦诚直谏”。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下午好！
来到深圳很开心。见到香港赶来的陈文鸿先生、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教授、原副市长唐杰教授、论坛主持人李津逵先生、深大袁易明教授、马春辉教授等各位老朋友，以及诸多新朋友，包括坐在后面的几位深圳大学年轻的学生，深感高兴。
深圳对我是有恩的，我今天是抱着“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论坛的。1984年春，我当时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与现在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先生等（当时都是年轻人），跟着谷书堂老师来深圳调研。回去出了一本书《深圳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据说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本研究深圳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书。
今天看到文鸿兄颇有感慨，想起当年一段往事。就是那年（1984年）夏天，文鸿先生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一篇对深圳经济发展有独特看法（针对某些做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这篇文章惊动了中南海，于是乎组成国务院调研组到深圳调研。调研组主要是北京的朋友，但有幸的是，罗力和我——当时我们二位都在南开大学经济所研究（今天在座的唐杰教授、郭万达教授等，当年也都在南开经济所读研）——应邀参加了国务院调查组，就是来回答文鸿兄提的问题。那是我第二次到深圳。
1984年春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我重点调研的是袁庚先生创办的蛇口工业区。回南开后写了一篇论文，题为《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当时我跟谷老师研究商品经济理论。在我看来，蛇口工业区是商品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试管婴儿”。从蛇口的开发中我得到了一些有益启示。后来就是带这篇文章，上莫干山参加了1984年全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改革会议”（史称“莫干山会议”，罗力、杜厦、岩石、我，南开经济所四位参加）。《经济日报》在大会论文版还选登了关于蛇口这篇文章。我真得感谢深圳，感谢蛇口，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给我提供了理论的实践营养，感恩。
今天的论坛，深圳社会科学界各方面朋友都在，时间有限，我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方略的若干调整（也是经济走势的几点看法）；第二个问题，关于广义产权论与产权保护制度；第三个问题，如有时间，讲一下自己对深圳的建议。
一、中国经济方略的若干调整
我昨天晚上六点半来到深圳。接着，我和刘炜秘书长同看七点钟央视的新闻联播。新闻重点是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后续报道。看后意犹未尽，找了一份《深圳特区报》，晚上把《深圳特区报》刊载的中央经济会议文本，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仔细看了，看到两点，引起我的思考。
我告诉朋友们，这里面“水很深”。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探到底。里面有三个“重大”：重大判断、重大决策、重大调整，特别值得关注：对原来的思路做出调整。
初步研究了它的要义以后，我形成了三点看法：
（一）整个基调强调一个“稳”字
要是仔细数的话，恐怕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稳”字，稳字当头，稳是基调，稳是大局，稳是前提，整个基调敲在“稳”上。
为什么要“稳”？我看文件，既看文件里面有的东西，也看文件里没有的东西。我认为，这与中国下一步所面临的严峻国内外形势有关，尤其是特朗普明年1月20号上台以后的形势有关——尽管文中未提此事。
今后到底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局？中美关系将发生什么变局？现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过去曾在其他大国或相关势力的角逐中获得了一些机会。但是，下一步形势可能要变。
著名电影《红珊瑚》主题曲《珊瑚颂》里面有一句：“风吹来、浪打来，风吹浪打花常开”。现在，在“风吹来、浪打来”面前，中国这艘航船怎么能保证它稳定的航行？中国之花如何“常开”？这是当前我们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挑战。我们现在都在这艘船上，怎么迎接这个风浪？
就我自己“包容性”的理念而言，希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有矛盾协商解决。但是，看了最近的资料，我们就得要“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首先要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办好，要“稳”住自己的阵脚，“安内”。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这个“舟”不是一般的“舟”，而是载有13亿人的“舟”）。我看到了以后感到，这是一个迎接风浪“同舟共济”的文件，确保“不要翻船”。先把我们家里的的事情稳定下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里面有很多奥妙，整个基调，“稳”字当头，稳定人心，包括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二）经济方略强调一个“调”字
既然要“安内”，要稳定，因此在一些重大的关系上需要进行调整，我看到一种调整的构想，比如说：
其一，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上。这两个关系是什么？我感觉这个报告似乎更强调“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用了“着力振兴”四字。“着力振兴”话中有话，“兴”的对立面是“衰”。衰落了才用“振兴”。虚拟经济不是不发展，但是不能过度，不能“冒虚火”。
深圳探索并着力推进的金融创新，我认为还是应坚持的，但推进金融创新有一个与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问题。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二者不可偏废。从稳的角度，更加强调金融稳定。
现在金融不是没有风险点。你看，流动性、杠杆率、债市汇市、非法集资、互联网金融等等，会议把整个防范金融风险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在风险面前，我们银证保等监管部门不少精英人士离职，我也很忧虑。我认为“防范金融风险”就和前面讲的“确保不要翻船”有关，确保我们自己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其二，在房地产对策上也在作调整。去年（2015）的经济工作会议、今年（2016）3月的政府工作会议，都是笼统的三个字“去库存”。尽管今年五大任务有一条还是“去库存”，但是这儿有调整，不是笼统的 “去库存”，而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分化得厉害，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不是去库存的问题，而是采取办法限购、限贷，防止房价过快增长的问题。这方面做了调整。
其三，在国有和民营的关系上，调整也比较明显。这个会议强调“稳定预期”，稳定谁的预期？重点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我觉得他们现在对未来的预期有问题（一会儿我要讲他们的预期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在改革方面努力 “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预期。注意“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意味着什么？现在“不良好”嘛。针对此，今年改革有一条取得进展，中共中央推出产权保护文件，以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这是今年重大的举措。
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有关方面处理得不妥当，社会上有偏见。举个例子。今年8月20日在哈尔滨“东北振兴论坛”，我说别的省我不太了解，东北我做了调查，主要问题“不是国有比重问题，而是活力问题”。全国按资产说非金融类国有净资产比重平均数是30.7%，而黑龙江是64%、吉林省是56%、辽宁省是45%，鉴于这样的比重，我建议东北应明确“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为目标”、“不再以做大国企比重作为目标”。结果引起争议，有人说“与上不一致”“政治不正确”，“胆肥”云云（具体情况我不讲了）。
今天我仔细看：文件有没有那句流行的话？我没找到，但是他没讲不等于放掉，不要误解。有什么？“僵尸企业”必须淘汰，而且这是“去产能的牛鼻子”，坚决淘汰僵尸企业，看了以后感到有内容。还有，“把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作为整个国有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这些基调都是属于明年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在国有和民营之间调整关系。我的观点国有与民营经济都需要“做优做强”。
（三）最后一点体现一个“大包容、均衡”的思想
我还没有看到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报告全文，现在看的只是公报。刚才万达同志讲我出版了一部《包容性改革论》。看了公报，我感觉体现了一种大包容、大均衡的思想，他在试图寻找一种均衡。怎么能看到试图寻找一种均衡？它提到把握好“度”，既要稳，同时要“有为”，但是“有为”的前提是一个“度”。所谓“度”，我理解就是要找平衡点，找均衡点。
1.在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大的方面找均衡点。我认为这个文件体现的是寻求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供给侧改革是应讲的，但后面马上跟上一句话，“适度扩大总需求”，它是两边都要发力的思路，就是要找“供求动态均衡”。
2.关于汇率问题。汇率要有弹性，但是强调人民币汇率要保持“合理均衡水平”，又是一个均衡。
3．还有关于硬短板和软短板，也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一方面，要补硬短板——发展短板，更主要的是补软短板——制度短板，这个之间也是一种包容性。这里体现一种均衡，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要包容、均衡。
总之，我看这个文件比较开阔，一是稳字当头，这是安内的报告；二是重大的经济关系在调整，是一个调整的报告；三是，包容、均衡，是一个找平衡的报告。这是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形成的看法，先在这儿讲。
二、关于“广义产权论”与产权保护制度
产权保护问题是关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当然也包括今天讨论的产业和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会议主办单位让我重点讲讲。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公布，我先后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央广等中央媒体的专访，但是，这些访谈多是时政性的，主要聚焦“产权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而对于设计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和由此引发的改革战略关注不够。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那么，在当今世界新变局的条件下，产权保护具有什么战略价值？对未来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影响？更应思考
。今天在座都是理论界和企业界朋友，我换一个角度，即从理论的层面，来讲一下产权保护制度所涉及的深层问题和由此引发的改革发展战略问题。
讲四个问题，简称“四个一”：
（一）一块“基石”：从“广义产权论”角度，把握产权保护制度是中国各方面制度的“宽基石”
说到产权理论，我颇为感慨。从上世纪80年代在南开大学发表第一篇“产权”论文《关于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始，30年来，在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做过初步探索。
我对“产权”内涵的把握，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窄到广的认识过程。研究前期，因受传统观点影响，也把产权内涵界定在“狭义”层面上，一度曾把“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等同于“现代产权制度”。唐杰教授1994年到深圳，后当副市长，我1995年进北京做研究，我们一南一北。经在北京多年的研究，我逐渐认识到当初对产权内涵的界定是比较狭窄的。
2003年春天，决策层准备在当年10月份召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拟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决定。其中报告有部分内容涉及产权问题。中央让国家发改委负责拿一个报告，有关方面让我写一个关于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这就涉及到对产权内涵的把握问题。经过研究，最后完成的报告题目是：《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先是内部报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后，公开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报告提出不应再局限于狭隘的“企业产权制度”，建议中央提“现代产权制度”。针对产权内涵，建议“从广义角度”把握，“使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当年5月上报中央起草组后，起草组有关负责同志约见，就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些理论问题当面切磋研究。后来看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提法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在此基础上，六年后，出版了《广义产权论》。在此书中，我阐述了“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其中，第一要义“广领域”。“广领域”广到哪里？一广到天上，这就是自然环境产权（例如“碳产权”）；二广到地上地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三广到天地之间人的身上，这就是各种人力资本产权等等，这里不少是“无形财产权”。这是7年前拙作的观点。
基于这种认识，今年（2016年）8月，围绕中央即将出台的产权保护文件，我在提交给有关部门的“内部文稿”中，写道：“随着实践的发展，产权内涵在逐步丰富和扩展”，并提到《广义产权论》的“广领域”观点。指出，“今天讲的产权内涵，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人们熟悉的物权、债权、股权等，而且包括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环境资源领域的各种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各种人力资本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应的，“今天讲产权保护，不仅涉及经济体制，而且涉及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并对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这里强调的是，不是“狭义产权”，而是“广义产权”。
在8月“内部文稿”中，我不仅提出产权有狭义、广义之分，而且对“基石”也做了狭义、广义之分。这涉及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在深圳当时罗力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接待办主任，那年他的重要任务是做接待小平的工作，他跟我说，他发现邓小平同志房中没有痰盂。
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句话是句名言。问题是，邓小平说的“在各方面形成”， 这里的“各方面”，是哪个范围的各方面？是大“各”，还是小“各”？20多年流行的解释是把它界定为经济体制的“各方面”。为搞清这个“各”，我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把上下文连贯起来思考——这句话的后面是“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就是要有创造性”。从后面接着说“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来把握，我的理解是大“各”，即不仅指经济体制“各方面”（比如说企业、市场、价格、财政、金融等各方面），而且包括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各方面”
（即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各方面”）。现在不是筹备中共十九大吗？我认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式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当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这是大家差不多共同的看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只有对产权予以严格的保护，才能稳定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预期，规范并保障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一点上说：“产权保护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与大家看法是一样的。
差别在于，我从“大各方面”这个角度研究问题。认为，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窄基石”），而且也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基石，是“宽基石”。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一套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宽基石”，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大厦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有个框架，也不稳固。
总之，这里有三组问题：第一组广义产权与狭义产权；第二组“大各方面”与“小各方面”；第三组：“宽基石”与“窄基石”。基础是“广义产权”。没有“广义产权”的思想，也不会得出“宽基石”的结论。
（二）一个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以公平为核心
中央产权保护制度文件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因此，保护各种经济权益，应体现上述精神，贯穿这一原则。如何贯穿“以公平为核心”的原则呢？应该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着手展开。
首先是，保护主体的公平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的关系上，应体现在“两个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马克思曾讲公有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然讲公平性，后面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是不是也“神圣”？可能他们考虑加上“神圣”有点太刺眼，所以是“同样不可侵犯”。就我个人意见来说，在“两个不可侵犯”前，如能加上“神圣”二字，则更鲜明、更坚定。
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上，我觉得实践中处理得不妥当。刚才万达院长提到我的《包容性改革论》，其中有一节“包容国有与民营”，认为“国有与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儿子”。但有同志反对，发表文章题目“私生子岂能冒充共和国的亲儿子”。这种观点合适吗？
除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外，在法人与自然人的关系上，不论法人和自然人的财产权，都同样保护。在境内与境外（在华投资）产权主体的关系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同样受到保护。
同时在保护内容上也讲公平性。一是权利平等；二是机会平等；三是规则平等。尤其是强调废除各种违反公平原则的不合理规定，这点十分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不仅要强调“同一条起跑线”，而且应讲“同一类跑道”、“同一个游戏规则”，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
（三）一个预期：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预期”
今天，对“无产者”和“有产者”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直面现实，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是旧社会意义上的“无产者”，尽管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贫富差距，需要“利益再平衡”，但人们拥有不同量级的财产权已是不争的事实。你看看，在农村，广大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财产权；在城市和城镇，大多数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员工，不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或技术产权；企业管理者拥有自己的管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至于中国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家，更具有相当丰厚的私人财产，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为什么文件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显然和当今中国社会的财产结构有密切关系。
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预期——这个思想是有战略意义的。按照“人本论”思想，人是社会的主体，产权保护的根本指向是人本。我们不能就产权谈产权，要在更深层的基础上和更宽广的“人本”视域下来看产权保护，把产权和人本连起来，保护每一名公民的财产权益，维护人的尊严和利益，促进人的发展。
（四）一个举措：把产权保护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必须从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这就提出产权保护与推进结构性改革结合的问题。
对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应怎样把握？理解有窄，有宽，有中。我持“广义结构性改革论”，也就是说，对结构性改革要作宽域的理解，即“结构全面转型＋相应的体制改革”（参见《人本型结构论》一书）。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房地产库存积压，或是杠杆率过高等，这些问题表面看是结构问题，挖到深处则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增加有效供给，还是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根本办法都要靠改革。
这里产权保护有两个“钩”必须要挂。
第一个钩：产权保护要和结构性改革挂钩。
我认为，结构性改革的奥秘所在，就是用市场化激活五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激活这五大要素干什么？就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激活五大要素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优化，但是要素激活之后怎么办？不能激活完就不管了。这就必然涉及如何进一步保护的问题，只有保护，要素的活力才能持久。
五大要素的激活伴随着五大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即产权保护关乎下一步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是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体制保障和重大制度性安排。
第二个“钩”：产权保护要和经济发展挂钩。
人的积极性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放辟邪侈”就是放荡、怪僻、不正、骄奢。百姓普遍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整个社会才有崇德向善和活力迸发的稳定基础。
为什么今年前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却增长了53.3%？这个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可否认，就是与民营企业在国内缺乏产权保护的安全感有一定关系。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寻。这里蕴含着产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联。通过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就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强获得感就会调动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有了积极性就有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说新的条件下要实现动力转换，转换到哪？就是转换到提高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钩恐怕应该这样挂。
这是我今天讲的主题。
三、对深圳的建议
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三点建议：
第一，建议深圳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
深圳不同于内地其他城市。这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进入“高收入区域”行列，应有更高的要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
按照本人《人本体制论》和《人本型结构论》的观点，我认为下一步应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在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时，建议以人本思想贯穿到底。1.讲创新发展，不能做“经济单向度”的理解，应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造就一代新人。2.讲协调发展，注意协调人际关系。3.讲绿色发展，不仅绿水青山，更深层的是保障“环境人权”。4.讲开放发展，不仅是商品和资本的对外开放，要注重人的心灵开放。5.讲共享发展，对深圳应是更高层次的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多需求的发展型共享。深圳应成为中国“后2020时代”的典范。
第二，建议深圳在理论创新方面下功夫取得突破。
我今天参加这个沙龙颇有感触，包宇先生讲了四个创新主体。从创新内容来看，应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本人认为，首先要把握“道”（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问题，其次才是把握“术”，防止重“术”轻“道”。
现在看，深圳企业技术创新这块问题不大，一年出那么多创新项目是好事；制度创新也有探索，特别是前海自贸区，“活水”已经流出来了。这样一个创新性的城市在中国崛起，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我们的理论、我们的软实力尚未跟上。现在“硬、软实力”不匹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建议多举办高端沙龙，碰思想火花，更要潜心学术研究，争取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第三，建议智库在“探索未知”上走在全国前列。
深圳有诸多智库，综研院、创新院、深大中国特区研究中心等等，凤凰卫视在此也有基地。这都是有利条件。
我们现在遇到这么多新情况，这么多新问题，亟待研究。深圳智库的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的国策研究”。要找准角色定位：智库不是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它是”宣传已知”；智库是“探索未知”。党中央、国务院不知道这事怎么办，请智库来研究。如果他一切皆知，要你干什么？既然要“探索未知”，因此必须要心灵放飞，解放思想，哪怕有点异想天开都无妨，这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要求。学问上功力要够，关键态度上要“坦诚直谏”。中国古语：“文死谏，武死战”，希望能在“坦诚直谏”上有所作为，无愧于深圳这个创新城市。
常修泽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陈文鸿：深圳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一些根本的思考
谢谢大家，三十多年前我的普通话不好，今天还是不好，你们听得辛苦一点。
这个题目也是很难讲的，具体的情况你们比我更加熟悉，我这方面不谈。我是1978年做博士论文时跟匈牙利的老师学习，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1950年到1978年中国企业与计划经济的发展。这么多年来我对这些问题还是不太明白。这些根本的企业与经济治理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有很多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方面有很多的东西今天我还是搞不清楚。
深圳是什么？是工厂、实验室、企业还是城市？城市有很多种类，有企业联合体的城市、大企业城、抑或是多层次、多种类的群体。很重要的概念是多层次(mlti-spatial)，多空间Multi-scalar。这些空间、这些层次不是政府用钱堆砌出来的，而是整合，在整合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性质。
我对企业的发展有些保留。企业考虑的是最大化的利润还是最优化的利润? 这是商业和和金融化发展的后果。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应如此。还有，什么是最优化？
有两个原则问题我希望提出来：一是生产主义(productivism)，主要是线性发展，不停的发展。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定下了最终的目标，按这个目标走过去就可以了，若目标是错误，生产也便错误。二是消费主义，不停地量化扩展从需求拉动，即使是提升质量，总的来说还是量化的发展。我们说企业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概念，主要理由是在其背后是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消费。
在这个过程中人和社群、社会是什么？法兰克福学派有One-dimensional man的概念，总的来说整个发展是把人变得平面化。这样的唯一一个方向，说是有选择，实际上是没选择。没有多元化选择的人的因素。由此，科学计算变成功利计算，服务于预先认定的目标 (telos)。所谓科学就是在功利的基础上。Telos是一个希腊的概念，是一个方向和目标。总体来看Telos是线性的，它具有自我实现，排斥否定的否定。与之相反，世界的发展是辩证、混沌的，不是我们什么都知道，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因而对知识的存在、人的存在要求不断的追求。我们不知道，便在学习与发掘中不断把原来的做法全部否定转变，更重要的是以此替代我们现在知道的科学。以不知替代知，不知就需要留有余地，不能功利化、僵化的发展。这可能是大家不同意的，我觉得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其他的社会发展、历史的发展，可能更切现实，更加合理。
发展最基本的原则是多元，多元才会产生创新，创新制造新的多元，循环不息。不停的多元、不停的创新就构成将来怎么样去干的指引和要求。
产业转型的原则是最低的能耗、物耗，减排，生态文化保育。但更重要的是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降低劳动强度和时间，劳动者参与决策与分配，改变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对劳动者得压抑。产业转型基本的原则，最后还是劳动者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劳动者？企业家可以是劳动者，也不等于投资者，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矛盾。
企业发展的大问题是:谁的企业?是资本主义的企业，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还是劳动者与资本结合的企业，以企业的永续发展为目的，企业不是简单化为财务报表或资本增值?
现在很多人谈德国的情况。德国南部的企业，过去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不是某个人、某个老板的企业，不是赚多少钱的企业，但是可以延续几百年、一千年。它们不是以利润为主要目的。我不太认同国内的国有企业，因为它们还是老板的企业。如上世纪20年代美国大公司经理人革命一样，企业的经理人篡夺了企业的控制权。中国的情况相等于企业管理人员把国家的资本替代，要变成他们的工具，里面不只是企业管理人员还有政府官员。中央最近很好的说法是国有企业有商业与公益之分。商业型还是有一个问题。现在还是要求追求利润。利润应该不单是钱，不仅是商业化、金融化的钱，而是包含很多其他因素、其他标准的考虑。国有企业现在的模式，还是在学美国大企业，与原来的德国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别。
永续的民营企业应把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结合，形成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企业不是老板的，还有社区的关系，因为企业发展不可以没有社区的配合。德国和美国是不同的，德国企业有理事会和工会。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学德国的模式，现在我们学美国的董事会。我觉得现在民营企业的问题，部分是在于股东、老板。老板喜欢怎么样便怎么样做。他不会考虑这个企业工人怎么样、企业和社区的关系怎么样，只有考虑他怎么办。企业管理制度应该怎么考虑？改革开放我们片面觉得美国最好、香港最好，把我们原来很好的东西取消，比如说企业办大学，学自德国，结果取消。很多方面的东西，我们片面的以为很简单，一个方程式，按照这个方程式怎么做都可以了，没有考虑这个方法本身的问题。我们要从根本的原则问题考虑可能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改革。
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只代表深圳城市发展的一个空间，不是全部。当然产业转型是很重要的，经济收益对于城市发展属关键，不可能没有财政收入和人民的收入。但是，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并不是企业内部的，更多的是外部的。不但是市场需求、竞争和技术因素，更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背后是文化与社区的环境，二者均同时包含社会价值与道德。由此经济便回归到人文的基本点。80年代西方开始把经济学转向于制度与文化，不是美国的，是欧洲的。像刚才常老师说的包容性问题，若只有少数人有钱，这个社会就没有前途。深圳是移民社会，深圳要发展，整个社会基础要加强，有道德、有文化、有根。我希望深圳是有根有本的发展，从本地出发。李灏先生来深圳开始推进深圳的科技发展是很好的。这与企业的人打拼、赚大钱不同。一个企业要长期的发展，一个企业老板可能赚了钱走了，以后企业怎么发展。基本的问题还是本土因素，本土因素不单是税收的减免还有人的因素，和人的归属感。
《中国制造2025》是参照德国的经验，德国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广义的创新提议。广义的创新体系和常老师说的广义产权是有关系的，是一个很复杂、可变化的综合体。我不判断它具体怎么发展，没有任何科学可知道它会怎么变化。我们面对的东西有很多的不知道。
可能你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陈云先生。他反对任何教条，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他说的，不是邓小平说的。要留有余地，计划经济要留有余地，市场经济也要留有余地，深圳的发展同样需要留有余地，不是所有的都朝一个方向发展。遭遇到破坏性的创新、破坏性的技术、破坏性的文化，这样单线发展就出问题了。留有余地，深圳才会多元化，才会产生和适应破坏性的技术创新，才会有以人为本的永续创新。不是把钱都放在一个盘子里。多元化的因素是要留有余地，允许变化，才会有永续的创新。不是人每天努力，按什么标准做事，拿什么经费，最重要的是有足够空间让人发挥创意和能力。
最近我去内地大学做调研，讨论产学研的变化。有些好的大学，如华中科技大学说准备让教授喜欢做什么研究就做什么研究，不作考核监管。中国的大学有钱，学校的管理允许变化、允许有不同。因而我觉得中国是有机会的。深圳是很功利的，你们发展很快。深圳建这么多高楼，深圳从香港学来，香港从美国学来，高楼实在住得不舒服，成本很贵。这个标准有没有人的因素？
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很多浪费，劳动若留有余地，对劳动者容许有不同的意见。国有企业也好、私有企业也好，都可以有发展空间，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看哪些可以维持下去。谢谢大家。
陈文鸿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总干事、香港规划远景及策略研究小组的专家顾问及香港中央政策组的珠三角研究小组成员、广东省人民政府经济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院理事、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唐杰：创新中的企业与政府行为
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讨论了很久，对这四句话的理解还不是特别够，包括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习主席给省部班的讲话概括就是四个方面：速度的变化、发展形势的变化、结构调整、向创新转变。
现在显示出中国差距是巨大的，左边的变化在右坐标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现在看到著名的重庆模式、天津模式，基本上都叫做投资，这样驱动对投资的依赖在严重的加大，重庆投资率已经将近百分之百，天津从70%到80%，全国是从不到70%到将近80%，“十二五”我们谈转型是在恶化，我们全国在恶化，并没有真正走到转型发展的道路，以广州左边可以看到，真正的转型发生在这么几个城市，北京、深圳、上海，他们的投资力度在下降，北京的投资率从36%下降到35%，深圳从22%下降到20%，上海大概已经下降到33%。北京、上海、深圳研发比重在上升，研发是投入的过程，没有研发的投入就不可能产生结果，连过程都没有就更不可能有结果，从这儿看，重庆模式是最不值得称道的模式，他的研发投入比重还在下降，而且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的模式是应该被抛弃的模式。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要研究增长速度、质量、结构、动力的转换，这是习主席讲的。我们讲这样的模式的时候，实际上经济学是怎么解释的？我们一谈供给侧改革就拉到美国供给学派，再说我不是供给学派，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比较混乱的逻辑思维，在这里我想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增长理论,传统增长方式崩溃的瞬间，深圳创新的案例和走向增长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创新增长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几本书是《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创新的奇迹》、《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英国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现在我们来看关于创新的理论有几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没有分工就没有创新，只有越来越细分化的分工，才能产生出创新的成果。斯密重要的话里有一点，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全球进入创新增长之前，为什么要有殖民地，创新增长现在看起来，一个核心的创新，不仅创造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最大的创新是不断扩张的市场，分工可以创造出市场。
我这些话引的都是熊彼特和鲍莫尔对马克思的评价，到目前为止真正创新的基础或者说供给侧改革的基础可能都要在从斯密和马克思那里寻找，经典、古典经济学和总需求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一开始是谈供给侧，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是没有需求侧，这里面马克思最早的谈了创新增长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在熊彼特的观点中就是个别资本家的扩张会产生从集中、集聚最后产业的变化。
赫尔普曼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模型，所有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是源于马克思，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没有被这么看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鲍莫尔是这样说的，很多文献要与他讨论创新增长有关，大多数有价值，然而让他好奇的是，这些文献涉及到一个解释，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鲍莫尔的简短讨论没有其他的讨论，这是供给侧的出发点。
我们现在看马克思对经济学、创新的讨论是什么？我们看马克思的时候，我们现在能看到马克思讲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分工，使用价值的不同才有交换。马克思的竞争中会产生出超额剩余价值，就是创新的过程，马克思讨论超额剩余价值到平均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的转换过程中，这都是读书中常老师教我们的，这个过程就是利润平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用马克斯的观念来讨论有机构成的时候，每次还原到新古典模型就是人均资本的增加，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讨论的内容，马克思讨论有机构成，现在讨论改进技术和资本积累，同时积累的扩大、企业规模的获得，马克思讨论资本获得递增的问题，马克思的讨论也是有局限的，马克思设置了一个域值，他说外壳要被炸毁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全社会都会走向从集中走向垄断的时候，就不会有创新。我们还原马克思的整体分析，他是关于分工、竞争、创新、技术、变化、增长，当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垄断这样的域值时，垄断就会对技术改进发生破坏，也许这就是陈文鸿先生讲的深圳浮躁，当大家拼命不断扩大规模的时候，可能就会创造出一种停止，我们现在看马克思的分析存在这样的可能域值，随着企业规模不断的扩大，资本的利润率在提高，当达到一个域值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新古典，所有的模型对马克思的吸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前面不用说了，说它最后一点，熊彼特的理论看起来和马克思唯一不同的是，熊彼特区分了资本家和企业家，在马克思的世界中，企业家、资本家是同一个，熊彼特是区分企业家、资本家和创新家，可能同时是资本家，可能也同时是创新家，这就诞生了经济学中企业家的地位，经济学主流中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企业家一个特别有益的解释，我们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企业家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只知道企业家是在竞争中可以成长，很多竞争的人成不了企业家，企业家确实有一种天生的禀赋，企业家如何产生、如何供给企业家？现在看起来计划经济是没有企业家，国有经济我也不能断定有企业家，因为他没有承担市场竞争职责的时候，他可能产生不了，企业家看起来要走向创新、市场分工加企业家的话，没有市场分工、竞争是不会有的，但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度的时候会不会一定有企业家？这是需要讨论的，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的量很小的时候，资本边际收益无穷大，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增长时，要来解释文鸿教授刚才讲深圳发生的现象，很多东西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资本的边际效应很高，达到成熟资本边际效应归零，人均资本量增长是负的，和马克思划出垄断的域值是相像的。
我们讨论内生增长就是一个东西，资本量已经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随着人思想的增长，知识增长比人数量的增长还要快，那就是创新增长的过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能创造出更多创新的思想，假如我要来解释深圳，深圳在过去35年最大的不同，是在开放中更大限度获得了创新的思想，这个图其实给大家看了一个简单的图，左边是关于财富，右边是关于财富构成，从财富构成来看，排在人均财富第一的日本，自然资源的财富，日本经济的主体是人力资本，日本财富主体的人力资本超过中国，什么是发达国家？这个以上都是发达国家，以人力资本为主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什么是发展国民经济，沙特富国，但是沙特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沙特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国家，当然排在最底下的就是委内瑞拉，现在可以看到委内瑞拉经济一塌糊涂，就是靠点石油。
鲍莫尔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当只有行政奖励时是不具备马克思说的企业竞争生存条件，行政奖励不是市场，没有惩罚机制不会死亡。只有领导满意不满意，不可能产生出创新的东西。鲍莫尔的研究中这几条是很重要的：一是市场化过程中法治化最重要，没有了法治的深化和细化，市场竞争本来是不可以存在的。二是法治化过程中创新具有公共产品特点，公共产品特点实际上遏制搭便车和垄断创新成本，两者之间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什么叫政府行为？这就是政府的行为。三是创新和专利制度，就是法治化的具体体现，没有政府后面两条都是不行的，第二条是战后以来整个现代经济的发展，很难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德国和美国不一样。
防止行政和自然产生的垄断可能是我们走向以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积累，政府要有为我也不反对政府有为，政府有为就是遏制行政垄断，反对搭便车行为，健全法制化的基础。创新的扩散，现在看起来，过去一百年创新的扩散速度是极快的，一百年前我发现一个新东西，我形成了垄断地位，垄断竞争者进入中间有33年。20世纪末的时候就是三年。
第二是关于康雍乾盛世的全球化红利，除了农业文明，手工业的发展程度也是很高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康雍乾占全球GDP的22%，和现在一样，到乾隆皇帝去世前占32.9%，印度在下降，日本在下降，欧洲开始上升，美国是从0到1.8%，当年康雍乾整体水平很高。我们现在把清代说得很不堪，其实不是这样的。165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3500万吨，1750年是7400万吨，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人均粮食的拥有量，我们到目前为止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人均粮食拥有量和乾隆时期是一样，乾隆时代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崩溃现象？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倍数比人口增长还要慢一点，我们的总量是怎么获得的？我们的总量是按人数、土地开垦的面积加出来的，土地面积扩张了30%以上，到没有地可垦的时候，满清就闯关东，那是满清把龙行之地开垦了，造成了人和土地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冲突上中国经济开始崩溃了。这是吴承明老师的研究，吴承明老师研究满清经济的结构，大概的结构就是农业占到80%，实际上我们在这儿能看到盐、茶叶、棉布商品化率极高，我们是用3亿人口，老幼去掉，1个亿的人口在地上种粮食，一两千万的人在做事，我们要找准这样的结构，少几千万人种地，多几千万人搞工商业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斯密的分工问题。
这是圆明园，这是乾隆皇帝，这是欧立德写的《乾隆帝》，是乾隆皇帝末年和中英第一场对抗，这里面有一个事情要介绍，当时都说乾隆骄傲、自满、封闭自守，欧立德写的故事里，对乾隆和英国使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研究，当年打开圆明园，英法军队打开圆明园，看到54年前英国送来的礼物还在圆明园里封着，乾隆连礼物都没看过，乾隆专门调看过礼物中的一项，就是一个皇家号的模型，有11门舰炮的模型，而且详细问了军舰的制造、军舰的运行、军舰的运转，然后下了一个指令，指令是，该国人虽能清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而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
这是英国画的漫画，这是乾隆1860年万国来朝图，迅速的崩溃掉，这样的崩溃现在看起来崩溃在于什么？崩溃在于农耕文明不能产生出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下的飞速发展，满清对于中国，我们北部边疆安全格局是在满清的外部，到目前为止的蒙古、新疆、西藏，但是他在中国两千年农耕文明历史上，在国家安全、农业发展、经济发展达到最高水平之后，面对一个外来的工业文明就不堪一击。
1500年，中国、印度和欧洲处在大致相当的水平，两百年之后我们开始落后，我们就停滞了，盛势下我们的人均收入也没有提高。1700年之后我们开始变成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从跟他持平到落后一半，最后落实到将近1/3，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是1/3，1949年我们占全球GDP只有5%。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再来看看工业革命怎么发生的，工业革命对于我们有什么反思，我们怎么开始落后了？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药，鸦片战争英国军舰进入珠江口，关天培极为什么英勇，千人将士阵亡，我们竟然没有一颗炮弹打到英国人船上，英勇不能有效的作战，英军军舰的射速是中国的两倍，你没看到他打到他之前，广东的炮台就全部被毁掉了，火药在中国产生，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
在这样的差距中我们看到，我们四大发明，火药来自于炼丹道士，中国的科学发明都蒙上一种神秘色彩。工业可能不同，工业革命一开始就要发现科学，中国人特别讲灵光一现，这样的东西在欧洲是有的，这就是当年阿基米德测王冠黄金纯度，坐在浴缸里看到自己下去水出来了，他想到用比重的方法做，中国用鼓风炉冶炼生铁比欧洲早1000多年前，我们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东西。
蒸汽机我就不说了，为什么产生蒸汽机，在理论上发现了等量的蒸汽变成真空，体积会膨胀2000倍，蒸汽变成真空会自动用地球引力向下有2000倍面积的推力，蒸汽机因为这样的过程成为了利用真空和蒸汽结合，它完全是科学的发现。
蒸汽机经过瓦特，瓦特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我看了这个故事，瓦特怎么发明蒸汽机的？从小坐在炉子跟前看到水沸了壶盖起来了就发明了蒸汽机，就跟牛顿坐在苹果树下掉下来苹果就发明的牛顿定律，其实看瓦特的贡献，瓦特的贡献在于把蒸汽机冷凝过程分析，我就跟大家说一个，瓦特把第一代蒸汽机提高效率5倍，所以人类才能进入蒸汽机的时代，现在有人说，英国进入工业化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地理大发现。第二个是英国偶然发现大量的煤，当年的蒸汽机是用来挖煤、抽水的，瓦特的改造可以把蒸汽机用机器取代人，我们现在看，瓦特能发明蒸汽机，应该说是改进蒸汽机，一个是它有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在1765年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具备了投资换股权的概念，专利权换股权，瓦特怎么做起来的？有人和瓦特谈合作，你要取得专利我获得投资，这个人破产又把他介绍另外一个人，那个人马上要破产了，瓦特的发明成功了。瓦特还有一个科学家的身份，瓦特的所有发明都是科学家，其中布莱克教授既是他最早的投资者，也是他研究蒸汽和真空产生倍数的投资家，工业革命怎么产生的？工业革命应该是这样的，创造带动创造、发明带动发明、创新带动创新，他是这样的过程，其中一代伟人或是几代伟人，伟人中集工匠、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于一体的创新群体，创新群体的出现现在来看，我们说供给侧改革，三各方面最重要的，第一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培根最早推动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设计，培根认为创新要有专业的科学家。二是柯克，柯克是王座首席法官，推动英国的《反垄断法》，第一部《知识产权法》。三是洛克，洛克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一切东西在宗教基础上都是商品，劳动在自然物上加上劳动，产权应该回到个人所得。
现在我做下总结，一是，强化法治和有效市场的形成，市场不是一个拍卖品，它也不是我们早市，只有法治化才能有效定价，只有法治化才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二是有为的政府不在于干预企业，有为的政府在于能够提供创新的公共产品。三是要建立开放的科研体制。四是产业政策是不是需要？核心是打破垄断，一个产业是鼓励垄断，这个产业是要破产的，未来的产业政策，深圳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竞争性的产业。
唐杰 马洪基金会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原深圳市副市长
包宇：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思考
以前多次听过唐杰教授的演讲，非常有收获，很多思考不谋而合。这次的沙龙是关于未来深圳的发展，深圳有一个提法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重点是创新，一个创新型城市一定是国际化、现代化的。
我的职业生涯在深圳，2001到2004年在华为做CC08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后来做国际市场，2005年到2010年在中兴通讯做前沿研究和投资管理，后面几年负责中兴滨海新区基地的建设，基地一期竣工以后我给侯总汇报，我说有很多新的感触，他说你写一个东西给大家看看，我一写，发现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正好后面承接了科技部和工信部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课题，同时在长江商学院做了两年的在职学习。科技部领导就是希望我们研究一下欧美的创新体系，包括企业的实践，我近几年主要的精力是花在这个领域，同时也做了一些早期项目投资引进合作的实验，打过交道的国外科技创新企业是两百多个，以色列就一百多个，还有北欧，瑞士等等。美国少一些，美国本土的资本、市场都很大，他只需要中国的钱买他的国债就行了，科技创新美国好像不太需要中国的合作。
我和几个朋友在科技部项目的支持下发起这个GreenChinaLab创新实验室就干三件事情：一是国际交流，我们出国，或者国外朋友来深圳；二是每年在高交会办一场国际创新论坛；三是从两百多个项目里面，选了几个做了一些实验。去年科创委的领导到我们那儿，说你这“创新实验室”怎么没有科研仪器啊，我说我们确实没有，我们花很多时间做思考。
谈到创新，什么是创新？能不能有一个定义？当然最好是不要给它做定义，如果一定要定义，我们看国外主流的几个说法：一个是很不错的，刚才唐杰教授讲的，欧盟有个官方文件《里斯本战略》，每年修订一次。2006年提出“创新就是把知识变成财富”。二是瑞典，他们有一个机构叫做国家创新体系局，这个机构不管科学和技术，只管创新，瑞典认为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也不等于创新，他们说“创新就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当然如果严格按这个定义，可能很多公司不能说是创新了，这是瑞典的定义。芬兰人说“创新就是设计”，以色列认为“创新就是颠覆”，我一个技术处理别人就被颠覆了，这种，犹太人觉得是好的创新。然后看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唯一一个押宝川普中宝的企业，彼得.蒂尔，他说“创新就是从0到1”，（然后在华尔街IPO，笑）。我们中国，深圳能不能提一个国际上都能接受的定义？这可能是未来的课题。
然后这张图是英国国家创新中心的一个总结。他们是英国科技部部长和英国大部分的跨国公司、媒体、大学的大佬成立的机构，我去年和他们有一些交流，他们分析总结欧美创新战略是怎么演进的？1950到1960年代，二战百废待兴，那个时候的关注点是科学，把钱给大学，让他们做出研究成果，有新的研究成果，很快工厂应用，没有什么竞争，很快见效，那个时候是科学的时代。1970年到1980年代，投资的重点从大学转到企业，做前所未有的产品，比如波音的喷气式客机，西屋的核电站，IBM的小型机，这些产品的复杂度超过了以前的汽车、轮船和二战前的年代，科技创新的重点在企业。
再后来，1990到2000年代，是“知识”大规模跨界转移应用的年代。在一个地方出来的知识和发明，他最有价值要用的地方不在那儿，反而是在另一个领域，如果有一个机构平台作为桥梁过去可以产生很多成长和投资的机会。于是欧美搞了很多创新的平台。类似我们深圳的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他本身不是一个公司，也不是大学，他存在的意义是促进知识的跨界。
大学、公司、平台建得很好了，哪里可以寻找投资空间？那只有整个社会共同创造新的知识，跨界、跨部门、跨领域，全社会共同参与，就是“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欧美认为2010年以后，就是“开放创新”的时代。
其实我们李克强总理指的双创就是这个，不是狭义的鼓励大学生开公司，克强总理讲的理念是一点都不落后的，我们可能理解窄了。
诺基亚前任研发总裁威廉·帕卡，他五十多岁英年早逝，他是把诺基亚带到巅峰的三个人之一，2008年我受他的邀请，参加他们在赫尔辛基的年会，他请我过去介绍滨海新区做智慧城市的概念。2008年他开始不管日常工作，北欧公司最高层不管日常事务，他们的工作好像是写论文，每年写一两篇论文，用思想驱动企业的发展。他去世了以后欧盟为他设立威廉帕卡奖，每年奖给一篇最优秀的创新管理论文。
威廉·帕卡说21世纪企业的终极挑战是什么？工业时代卖一个汽车、机票，本质都是交付给客户很确定的东西，顾客拿到这个东西满意走人了，但是像前面英国人总结的，现在21世纪什么都很丰富，用户发现没什么东西可以很容易打动他，现在很多90后、00后有房、有车都找不到存在感，他们需要“体验”。很多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一夜之间所有客户可能突然跑掉，因为提供不了“体验”。
威廉·帕卡认为这就是未来公司管理最大的挑战，对跨国公司和创业公司都是很大的挑战。“企业的管理无法把握用户的体验”，因为这两者之间是广袤的“创新的无人区”，两层意思，一是这里没人，二是没人能在这个区域生存。
可惜诺基亚自己身上不幸的应验了，iPhone一出来诺基亚手机失败了。
其实威廉·帕卡也提出了很多极好的工具，帮助我们思考“把握用户的体验”。比如这个非常经典的四象限模型。
既然核心问题是“把握用户的体验”，那无非是两个维度的问题。
一个维度是，你要提供的体验能否说清楚，举个例子，你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说不清楚的，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而且你说了以后对方才有反应，但你和领导报告一个事情，他不听你可以发邮件给他，
另一个维度是，这种体验，是否可以直接一对一和用户交互。这样就有四种组合。
一种中国企业家最典型的就是华为任总，他的客户和他的产品都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马云做阿里巴巴有点不太一样，阿里巴巴做什么，可以说清楚，但谁上他的平台他说不确定。
然后我们长江商学院的创始人项兵博士，也是我本科的学长，他和马云不一样，他不是所有人都招，他想招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但他干的事情是不能一下说清楚的，如果说清楚就没那么人交那么贵的学费了（笑）。
最后看乔布斯就很有意思，其实苹果和前面机构最大的不同在这里，iPhone这个产品既不能提出来它会是怎么回事，也逐一不能界定它的使用对象，现在谁也不知道iPhone8怎么样，如果iPhone8出来发布失败，没人买，苹果的股价可能跌到十几美元，苹果肯定一夜之间就完了，估计再搞iPhone9的机会也不大，苹果利润高，但他就是这么危险。苹果也不能说只卖给美国人，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买。
四个象限做一下组合，马云有点像摇滚歌手，他唱的歌是有谱的，但他希望越多人来听越好，马云忽悠的目的是希望多人来听。项院长有点像心理医生，他的目标对象是比较确定的，但他不断给企业家更多新的勇气和自信。
华为任总像一个战士，因为他要打的仗和对象是确定的。
乔布斯有点像诗人，诗人不知道明天会写出什么诗，也不知道是献给谁的，但只要是好诗就有人给他钱让他活下去。
现在有一个误区，国内很多人把华为这种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典范，这是错误的。华为业务层面没有问题，世界上做到第一，但这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执行力，因为华为做的是完全确定的一个事情，所以历来竞争无比激烈。
最好的创新我们当然希望是诗人式的创新，没有人跟你竞争，没有人厌恶多读一首好诗，汽车家里有了就很难再做决定买第二辆、第三辆。这个角度去看待企业、企业家、创新我觉得是一个新的纬度，这个模型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时间的关系我就先不展开。
然后这一页PPT讲的是比较有趣的角度，现在看很多创新，我们受美国、以色列的影响很大，硅谷有风险投资，其实在德国、在北欧、瑞士，甚至包括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的创新并不是风险投资驱动的，他们的政府、大学、公司都起很大的作用，他们有一个“雨林模型”，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待什么样的创新，怎么样鼓励创新，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展开了。
我们回到一个核心问题，从企业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城市的角度，有没有比较全面点的模型分析创新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现在讨论创新，我觉得我们国内包括媒体，太多的关注于公司，好象把所有的关注度、资源都加入到一个企业的个体层面，希望马快点跑，经济就会好了，股市就会好了，这个太不全面，国外很多的案例来看，创新的动力至少涉及到四个环节、四个方面，宏观上讨论可已是分开的，但微观上也可能在一个机构都体现出来。
创新首先的核心是价值的问题，这个社会如果没有正向的价值导向，不能知行合一，创新出不来。比如说非洲，比如说委内瑞拉再富有，还有沙特也好，他有无穷的钱但是不创新，因为他的很多价值追求不鼓励创新。价值来自信仰。
有了价值追求以后，其实首先需要的不是技术和资本，我觉得需要的是思想，思想解决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方法不是简单的“策略”，没有价值追求在背后的方法是没有力量的。方法来自思想。
然后在方法外延需要的是“知识”，比如需要去解决病的问题，需要去研究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比如研究能源的效率怎么提高，要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知识。知识来自研究。
有了这三方面的基础以后，才能够去支持经济意义层面的创新和发展。
其实企业没那么复杂，现在全球化以后，把所有的眼光都关注到这些摇滚歌星一样的企业，华为，阿里巴巴、英特尔、思科等等。我觉得这个大众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太神秘了，把知名企业都当成神一样的存在是不对的。
我觉得企业家作用的本质是管理风险，而不是“搞创新”，企业家搞创新是特例，不是常态。企业运作就是复制已经验证的成功经验，企业管理就是管理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就像人的细胞每天要分裂才能新陈代谢，分裂过程中是细胞DNA的复制，但问题是复制过程可能出现错误，DNA错误累计的结果就是细胞会衰老和癌变，所以健康的基础是生活有规律。
企业创造价值本质也是从管理风险来的，就是让资本资源发挥持续正常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大学搞了一个配方生产药，企业生产一百个可能赚不到钱，不能覆盖成本，但如果生产一万份可能没人买，形成库存会摧毁价值，所以这个药厂产多少最合适，企业家就是权衡和管理风险，他要把他自己的利益押上去，他赚的钱就是从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来的，其他该赚的钱应该让大学、发明人赚，企业家不能赚，这就是尊重知识产权。
如果企业家是被指定的，政府说你干吧，你干败了不要紧，他就不会努力管理风险了，如果他承担管理风险的责任，企业就会活得久一点。这就是常教授说的为什么要尊重产权，为什么要尊重企业家价值，这本质是一回事。
然后我们另一个角度看待深圳的问题，深圳强在什么地方？和其他的城市比有什么不同？深圳两方面比较有优势，一个是公司层面的竞争力很强，二是深圳是一个价值比较多元、比较自由开放的地方，在国内是引进全球外部开放风气之先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深圳很强的地方，国内很少有其他的城市可以PK。华为的强不是因为他的科技强，华为强在两个，一个是企业文化价值追求非常的纯粹，他没有外部股东，都是创始人和企业持有，他想做世界级的公司，这是他的价值追求。还有华为内部激励机制的创新，甚至冒过一定的政策风险。深圳的公司为什么厉害？因为深圳的公司完全开放给大家冒险，谁都可以去注册公司当老板，内地不可以做的时候深圳可以，大家都承担风险，就撒了很多种子。我看李津逵教授的文章，深圳的流动人口其实每五年基本就换一波，也可以说是残酷的机制，所谓的开放也是残酷的，谁能干成谁就买房定居、公司上市，干不成就带一些经验回内地去，深圳是两头强。
从这个角度看，深圳在创新和国际化最大的竞争，不是上海我倒觉得是北京。北京强在中间两个环节，北京有很多大学、学者，北京的大师也很多，思想很活跃，大师出方法、出招、出打法，深圳幸好有综开院，华为以前想做一个《华为基本法》，他发现这个工作在深圳做不了，深圳两头强，中间缺，所以跑到北京补齐，找人民大学的教授帮忙构思起草。
深圳要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城市，现在已经准备搞十几个中外一流大学合作的特色学院，再过一段时间大学不比北京差。
现在看深圳缺的是思想、方法，缺的是综开院这样的机构，如果这个环节强了以后，深圳的城市创新能力会很大的不同。
现在没有这个环节，很多变成其他人要去替补的工作，比如说华为、中兴有内部的智库，我原来在中兴就在内部的类似智库的部门工作过。深圳现在市政府本身也有点在其智库的作用，政府都天天想深圳怎么发展，就像常教授和唐教授前面说的，政府就管好市场秩序，城市发展，提供社会正能量，这样深圳明天会更好。
最后这页PPT，我也想给中国企业家出个招，关于中国企业如何逆转现在固有的全球科技创新的价值链。
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的提供者都是个人和中小企业，他们的成果出来以后就被跨国公司拿去，大家知道，跨国公司其不做真正的创新和研发。大家以为微软做很多创新，微软根本没有自己的创新，通用电器、西门子也根本不创新，他们的创新是去全世界收购类似以色列的企业，然后到中国成立例如一汽大众、一汽奥迪这样的合资公司，这些合资公司再在每个省做一个分销公司，最后到中国消费者的手里。这样的模式运行了三十年，中国GDP也是这样增长起来的，但问题就是我们有钱了，也没有机会投资他的创新，奥迪不会让你投资他新一代的奥迪A8，你要的东西他也不一定能给你做，因为从中国用户和投资人到创新的源头被隔开了。
中国企业要逆转这个价值链怎么做？小米做得很好，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定义产品，然后花很少的钱可以拿到跨国公司一样的东西，把这个产品做出了，最快速度直接推到消费者手里，我们原来总是把跨国公司当神话膜拜，一个小米出来把他们都打傻了。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不错的和芬兰合作的成功案例，时间问题不展开。
最后给大家念一段《邓选第三卷》里面的话，非常有意思。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区比较快的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事关大局的事情，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快一些搞上去。”
总结一句话，我去年在联合国曼谷会议提出的，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创新就是可持续发展”谢谢大家！
包宇 中兴通讯技术研究室主任、Green
China Lab创新投资中心创办人
李懿麟：从码隆人工智能到中国产业升级
在座很多前辈是我敬仰很久的，有点紧张和激动。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人工智能的情况。几个礼拜之前，IBM的沃森发出声明，肺癌诊断率已经超过专家的最高水平。如果把这个场景应用到中国，也就是说协和、301一系列病理专家对肺癌的诊断率已经不超过一台机器。Google在全世界各方面的视觉领域、语音领域人工智能也是遥遥领先，回首国内来看，国内人工智能也在兴起，比他们差一点，但不会差很多，也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工智能，就像刚才唐杰教授说的，我们做人工智能这件事战略的角度是避免再次碰到我们用短刀步枪打人家的洋枪洋炮。人工智能恰好能够引领非常好的科技升级。李开复先生一个多月前分享一个概念，他说未来几年内凡是需要人思考五分钟以上的工作全部会被人工智能代替。大家看到的新闻都是人工智能推送，包括连写都是人工智能去写，大家接触更多一点的智能家居、语音识别、SIRI都是人工智能在语音方面的应用。大家在淘宝用拍立淘一些视觉应用，包括无人机、无人驾驶一些很火的概念也是视觉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
我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谈谈具体的东西，就我们公司的角度跟大家落实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落地性的东西。2012年深度学习算法在ImageNet一句夺冠后，人工智能开始受到了关注。60年前曾经提出人工智能，火了几波都已经销声匿迹，新火的一波由于其实用性开始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国际大公司已经有一些非常好的应用，所以它不再是一个概念，已经可以去用了。
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手机有点像，我们的愿景是，Make
Others Great”，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谓的完全取代人类，我们自己的目的是让其他的行业更智能。
我们现在自己推出了一个视觉应用平台，这是目前为止，至少在这几个月内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地方，因为它可以几分钟内让非人工智能的公司通过几步简单的操作变成人工智能。
现在在视觉领域的应用大概有这么几个功能：一是图像搜索；二是物体场景的识别；三是物体检测。现在我们在搜索的时候，我是输入关键字返回链接，未来的搜索我们预测，其实很难形容的时候就是拍一张图搜索有相关的信息，这就是未来的搜索。为什么它能做到这样？以前对于计算机来说，会议室照一张图片给计算机，就是一堆像素和一堆代码，计算机可以看到我们有多少人，每个人是谁，有茶杯、名片，就是基于我刚才讲的深度学习算法。物体、场景识别，比如说中间这张图片，既可以说是一些客观的属性，有男有女，户外草地，很主观的属性可以判断出来很开心、热情洋溢的氛围，小孩子是一样的，他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实体检测，以前看会议室里就是一些象素、代码，现在我可以看到所有人桌子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认出来，这是视觉领域三个基本功能。
再讲一下优势是什么，大家知道大量重复性的工作，人在做的时候一定会比机器差的，无论是精度还是效率都是机器会好一些，高可靠性指的是，比如说人在视觉上有一些遮挡，依然可以判别的东西，机器也是可以判别的，所以它有很高的可靠性。
我讲一些实际的应用，人工智能加电商，很简单的是有拍立淘，拍照购物，深圳市有很多跨境电商，淘宝的东西，杭州的企业是不会给你用的，所以咱们可以找一些其他合作伙伴，深圳的电商，他的客户可以用拍照购物，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时尚，看Show的时候，看到街上谁穿的东西很好看，可以找面料、花纹、相似款都没问题，这是我们和中国信息中心合作的东西，给一些时尚趋势的分析提取色彩用。
大家切身熟悉一点的，边看边买，看着视频男主女主同款，也可以把它认出来、搜索出来进行购买。可能跟公安相关的是现在有一些安检，比如说你要找嫌疑人，要调24小时的视频看，现在是不需要的，认出这个人以后，就在24小时的视频里每一帧检索，不用人去看。包括AI+AR的结合，包括一些版权和图片相关的版权，还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滤镜，滤镜我稍微讲一下，各位现在让毕加索给你画画，我是毕加索，我看着唐教授的样子，用毕加索的风格画画，现在的人工智能就是把你的图片和毕加索的风格结合，其实跟毕加索直接给你画像是一样的，这就是人工智能。
我们创始人是两个人，一个是深圳本地人黄鼎隆，另外一个是美国人码特，这是码特和李彦宏、比尔·盖茨照相，他被誉为最年轻、杰出的工程师，我们是很国际化的团队。我们的人员组成也比较优秀，学历、工作经验都比较优秀，这几年在中国各个参赛领域得了很多奖，我们可以代表比较先进生产力这方面。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刚刚和清华大学在盐田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比较少，能做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少，我们要自己培养人才在这个行业里输入，就像我说的，可能这个东西人才多了，创新的技术就会多。
今天来对政府、政策有一点想法，我们讲创新，大家最火的概念叫做积木式创新，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苹果手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他自己做的，但他把所有新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出来了一个新的东西叫iPhone，无论是对于整个中国还是深圳，积木式创新就是大家的创新加另一个创新搭一个新东西，这种创新是比较容易且可持续性很高的。
如何可以创造积木式创新的方式，产业园是一种。论坛是一种，让大家把自己创新的东西时不时去有一些沟通，这是企业之间的。那再比如说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我不知道在中国目前是怎么样，在美国高校做研发，研发出来的成果，他的产权是终身归学校，使用权会拿给企业用的。为什么这样？大多数教授，我们还是倾向于让他专注于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而把经营这种事情交给企业家做，最容易产生创新的就是一个企业家加一个做出来高校产权教授，结合创新，这就出来一个小创新。一个小创新加其他小创新就成了积木式创新。我们为什么要着重于技术创新？我们有一个推测，互联网这波技术和模式创新可能已经过去了，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任何一个创新一开始一定是技术的创新带来产业的升级，互联网这波和手机这波，投资人已经开始逐渐收手了，未来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特别火而且火了大概两三年且温度持续上升的就只有人工智能技术，包括和他同期火起来的AR、VR，现在有点半温不火。我们为什么着重于技术创新？我们推断，目前又到了一个新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时候，包括新材料如石墨烯，新算法如区块链诞生。深圳这么多好的硬件，我们自己是做算法的，希望能跟硬件有更好的结合。哈工大是机器人中国做得最强的，是不是咱们双方的软硬件有一些结合，大家一起形成一些新的东西。再入，一些医院，像IBM沃森一样，现在病理医生在三甲的医院很少有的，即使是在三甲医院的病理医生也不足够做病理诊断，最严重的问题是，现在已经切片了，手术切开口等一两个小时给病理专家会诊。身体切口的时候还在排队等待治疗，更不用说广大排队的现象了。IBM如果把不确定性的问题变成确定性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确定性问题做出来，也许可能解决了医院排队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深圳得病不用协和、301排队，哪怕个民营医院初诊出来，或是有一个报告有一个初诊报告，可能提高很多效率。包括农业方面的应用也是有的，想法很多，一块一块落地，希望大家多跟我交流。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李懿麟 深圳市码隆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李鹏：产融结合促进产业升级：从资本到产业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陈教授的观点，特别有意思，讲深圳太功利了，资本的角度来讲，资本一定是功利的，可能显得更加野蛮，我们讲资本都是门口的野蛮人，陈教授在讲的时候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冲击和思考，我们怎么样让深圳显得不功利，资本怎么和我们的实业、产业更加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您说空间的整合，人群的整合，正好和我想讲的产融结合，促进产业结合的话题有些新的思考。这个课题是沙龙的课题，也是我们投资公司在发展中自己在考虑的。
我们是一个新锐的创投，市场上知道的人并不太多，我们成员是长江商学院、复旦大学、清华、帝国理工海内外著名学府的青年才俊，2015年3月份在前海成立的创投，主要关注于TMT领域、高科技、文创中早期，我们投资了很多案例，每个都赚钱，发展比较快。我们和一些老前辈和行业中的带头大哥比较来说，我们比较强调投后管理，我们叫做精品创投，希望提供更多的投后服务和企业一起成长，帮助他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与我们的法人股东达成了深度合作，在各地都有很多产业园、大型孵化基地，比如说深圳福田的设计之都、田面村就是我们运营的，包括盐田的创意港等物理空间。
我今天早上查了一下，在中期协备案的私募基金有3600多家，做创投行业的我估计1700家左右，1700家左右全部在深圳，数量上来说是非常多的，从运营模式思考了三个阶段，1.0阶段的时候，创投机构单纯以财务投资、资本增值思考他的商业模式，各个领域都会投，这是1.0的模式，重要的是让创投生存下来，2.0是类似IDG这样的公司或是一些行业内比较知名的企业，他们会选择关键的赛道，像今年比较火的共享单车领域，大家都是资本疯抢的重要战略缺口，同时会选择垂直领域干进去，去做他的股权增值，2.0的基础上，我们自己提出了3.0的模式，同时做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之外，我们会更加强调产融结合的概念，我到后面会详细说，更多是资本和产业怎么做高度融合、深度融合的想法，我之前其实在过来分享之前，对于这个话题一直没有想得特别透彻，陈教授讲了一个人的因素，这个可以把它作为资本和产业串起来的关键节点。
产融结合在我看来是产业和资本高度融合的一种方式，它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产业到资本，从产业聚集到资本引导，另外一种方式是由资本作为先行，从资本到产业升级，再由产业升级回归到产业聚集，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实现的产融结合的结果是比较类似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四个关键词，四个关键词我会分开以案例的形式给大家做个解释，我先简单讲一下。一是强关系，我们的资本与企业方一定会是人与人之间形成强关系，同时像常教授也讲到了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我们非常注重帮助我们的被投企业的IP做二次开发。
这是福田设计之都的一个样板案例，它实现的是从产业到投资路径，先做产业园区，现在已经有1000多家文创、高科技企业入驻，每年产生上百亿的产值，它的路径就是产业自发聚集到资本专业梳理，通过资本实现优中选优，资源整合，到产业升级，比如我们投了竹云科技，竹云科技是龙岗智慧城市的中标商，我们也通过它实现自己园区的产业升级。还有一个例子是园区中的企业叫做靳刘高设计，也是深圳机场设计的中标商，也是成长于我们园区服务整个深圳社会。
从融到产，我们打造了东莞灵狮小镇，在深圳的黄江镇，距离深圳很近，大概需要十几二十分钟的路程，资本先进驻，通过投资筛选出符合产业升级的企业，聚集在东莞灵狮小镇，资本充当产业升级的先行者，我们投资了深圳一家比较大的文化科技类企业，也是深投控参与投资的企业，这家企业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在灵狮小镇二期打造天空之城，占地面积在1万到3万平米的大型主题乐园，主题乐园是架在空中的，它是集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和VR等科技产品作为统一的聚集。
这里简单再讲一下强关系和管家式服务，我们跟我们的被投企业形成强关系以后，我们希望把这些被投企业更多的吸引到深圳，为深圳的产业升级或是文化建设做出贡献，明年我们会把北京的摩登天空这家企业，他在北京做的草莓音乐节复制到深圳，在深圳做一场深圳的草莓音乐节。
最后一个是之前讲的政府引导和企业唱戏，广东省文化厅放了广东文创产品创新设计深圳中心的牌子在我们这里，我们会围绕政府提出的课题，比如说文化产品创新设计，或是文化产业升级这个课题，由我们企业做各种培训或是各种活动，帮助企业成长。
李鹏 深圳市易合君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袁易明：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
高端学术沙龙的点评
非常高兴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启发很多，几位专家讲得透彻，这几位企业新锐的发言，给有不少闪光点。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创造过程，当然亦需要闪光点，是思想的闪光点。结合今天沙龙的主题讲讲以下几点：
第一，深圳产业转型中需要“包容式”产权理论的实践。常修泽教授在“包容式”产权理论方面很有研究。对于深圳而言，转型过程中如何增强土地资源的流动性，释放最短缺资源——土地的制约，按照土地资源价值发展产业，创造配置效应是深圳的发展潜力，也是转型中的挑战。深圳土地空间的不够和土地资源的低效使用并存，为什么有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就是因为集体产权用地流转问题存在，如何突破？我觉得可以研究走包容集体产权的路径。
第二，陈文鸿博士主张的留有余地发展思路，对于现今的发展来说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留有余地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直白表述，转型阶段需要为转型留下空间，需要为新产业、新形态的经济发展留下余地，在速度上，在空间开发上不可以做得这么太“满”，转型中的许多问题是需要放在时间维度上去考虑和解决的，现时期，我们要减小经济增长的时间强度，首先要接受增长速度的一定程度减小，补齐社会发展、环境发展、人的发展的滞后与短板，培育城市的后续发展力。
如何面对和接受我们的城市发展的新常态，我们如何面临第二产业不断的下降，第三产业不断的增加，自信的面对服务经济的到来，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第三，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哪里？谁是主体？这是特区数十年来一直探索的，也是已经很好回答了的问题。政府扶持力度和节奏对产业转型和转型的效率有很强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注重市场的力量，按照规律让新企业诞生，让老企业淘汰，如果依赖扶持力量继续生存的的企业多生存一天，它就多一天浪费社会资源，这是需要仔细考虑和反思的。
袁易明 深圳大学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成员
马春辉：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
高端学术沙龙的点评
点评不敢说，常老师、唐市长都是我的老师，万达也是老同事，老领导，陈文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在这里确实不敢点评，但有几个看法提出来，向常老师等请教。听了常老师、陈教授、唐市长、包总等演讲，听了两个企业的分享，内容包括产权、深圳产业转型、城市化、国际化、创新型等。我有一个看法，作为深圳也好、中国也好，最大的比较优势产业可能是信息技术产业。这里有一个国家科技部分布的数字，2014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前十位的国内企业，7家是信息技术产业，非信息技术企业是排第一位的是国家电网，排第三的是中石化，排第九的是中石油。前十名其他的全部是信息技术产业和民营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通讯。
第二，广义产权的保护问题，上面如何制定政策？最近这一年，刚才讲资本市场比较野蛮，包括姚老板和王老板之争，又发生董明珠事件，姚老板又对南玻管理权的介入，企业家的创新和经营权利怎么样得到保护？陈文鸿教授讲了国外的情况，其实国外的情况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启发的。现在争论证监会也好、保监会也好，领导都有一些讲话出来，但毕竟这是有行政干预。怎样从法律上进行完善，法律特别需要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的保护。常老师的发言很有启发，全方位保护产权，同等保护很重要。
第三，由于信息产业的比较优势比较突出，PE大部分都是投放在这个方面，大概40%的PE都是投到信息技术产业，也恰恰印证了与产业的比较优势有关系。
第四，中国创新的企业确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的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日中经济网做了分析，北京的中关村是美国硅谷。我认为深圳更像美国硅谷，深圳最有典型意义。上海是金融科技相关的创意企业比较多。成都主要是以较低的人工费用成为新的创新基地，这个也有可能，为什么呢？华为最近两三年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研究基地，好象有三四千人，主要是利用人工低的成本洼地。杭州，阿里巴巴集团在这里走出很多的创意者。深圳最大优是硬件。很多创业公司，深圳能诞生像大疆这样的企业，因为采购非常方便。正因为有这个方便性，所以深圳创客这几年在全国是走在前列，李克强总理在“双创周”时，在深圳讲了这件事情。
我就提这四点。谢谢各位。
马春辉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发玉：创新的四大要素
大家好，时间不早了，我尽量简单一点，我觉得今天这个沙龙开得非常好，首先我们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常教授进行的解读，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不要以为这个是题外话，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否则我们有一点无的放矢。常教授在解读的时候我非常同意，他说这个主要是安内，意思是说暂时只说的国内的问题，我们一个阶段，我们转型也好、创新也好，确实涉及到国际、国内的很多问题，国内的暂时不说了，国际上，美国换了新总统、台湾是搞台独的人上来了，韩国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加入WTO15年了，我们市场经济的地位不能获得，这些都会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包括我们的产业转移、创新有很大的影响，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要再工业化，高端的制造业有可能流失，周边国家吸引我们低成本的劳动力，我们说高、低两端都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制造业进行挤压，这些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暂时看不到，这些都是我们要理解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怎么样讨论产业转移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常教授广义的产权论，这个问题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以前基本上是局限于企业的产权、物质的产权问题，按照他的理论，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涉及到产权的问题，这样一来，产权问题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是事关重大，我们顺便贯彻了一下中央关于保护产权意见的会议。
第三，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创新问题，创新的问题我刚才听了一下，涉及到创新问题的主要是创新的理论，主要是唐杰教授回顾的创新的理论，从亚当斯密、马克思、熊彼特、赫尔普曼、鲍莫尔，对创新理论整体的理解，回忆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呢？我们国家一谈所谓的创新就谈熊彼特，其实熊彼特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创新问题，严格来说，很多人谈创新仅仅是局限于经济领域或是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实际上我们涉及到广义创新的问题，经济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这些东西都要归结为制度的创新，我们对创新的理论，我们首先要有广义的理解，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国家创新的问题，这是创新的理论。
我们今天谈到创新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创新的本质涉及到我们的社会分工，我们的竞争，他涉及到人力资源，它比物质资源更丰富、更能集中更多的价值。这是创新的本质。三是创新的动力，创新的动态模式是四个环节，我听他这四个环节我有一点新的收获，熊彼特认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离开了企业还有科技、教育、研究机构，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价值的源泉是来自于政党或是政府、社会的管理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有这样一种创新的意念、创新的价值、创新的追求，比如说钱学森老先生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缺乏创新，社会管理者管得那么紧，他怎么样能创新呢？这是最根本的环节，然后才是大学提供支持，然后才是智库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案，然后才是企业付诸于实施，这是动态的方程式，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特别是最源头的东西，以及我们要提供最基础的知识问题，像深圳的大学缺乏，是我们经常说深圳创新很厉害，其实深圳主要是技术创新很厉害，而科学创新不行，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本质的区别，以前建立在缺乏科研，我们可以和内地的大学合作，现在的观点已经改变了，我们突飞猛进办大学，当然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深圳要加强科学创新，通过科学创新、通过基础理论创新来推动我们的技术创新，这样创新才有源泉，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还有创新的环境，我们今天讨论创新环境的问题，要有有效的市场，要有有为的政府，要有开放的科研体系，要打破垄断，小鼓励竞争，这些是创新的环境，或是社会环境，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也讨论了。最后是创新的价值链条，还有创新链条的反向，我们是供给侧推动需求侧，需求侧反过来推动供给侧，也可以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主要是从创新的理论、创新的本质、创新的动力、创新的环境四方面进行了总结。深圳技术创新成就喜人，而科学创新相形见绌，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本质的区别。从整个国家看，要努力营造创新的社会环境，勇于打破垄断，这样才能为创新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我们也讨论了产业转型的模式，怎么样通过产业引进资本、推动产业的发展，这个都讲得非常好，通过今天的会议，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认识，加深了我们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创新环境的认识，同时也对我们深圳下一步怎么样推动创新、怎么样推动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黄发玉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原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
主要媒体报道
深圳产业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专家有话说
深圳晚报 2016年12月19日 杜婷
12月18日，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新常态经济形式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高端学术沙龙在深圳举行，来自北京、香港以及深圳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就深圳产业转型的方向出谋划策。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说，今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下滑，尤其到了8月底情况更加恶化，而下滑的背后凸显的是制度性问题，与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不够有关。他建议，应完善以公平原则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强调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平等，营造全社会重视和支持产权保护的良好氛围。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试验田之一，它的每一次成长与蜕变都受到关注。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总干事陈文鸿就长年关注和研究着深圳的经济发展轨迹。他提出，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只代表深圳城市发展的一个空间，其推动力不单是市场需求、竞争和技术因素，而是人的因素，背后是文化与社区的环境。
陈文鸿提出建议，深圳的发展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基础，应该有道德有"根"，不能一味地强调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企业应该遵循多元化原则，建立命运共同体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深圳要创新，重在创办大学，建设智库”
专家学者探讨深圳如何实现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
晶报A09版 2016年12月19日 史青玉
12月18日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社会科联、深圳报业集团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高端学术沙龙在银湖CDI大厦召开。多位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新锐企业家，就深圳在国内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式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会上，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博士分享了他对于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一些根本的思考。他以“深圳是什么”开篇，认为最基本的原则是多元，多元才会产生创新，创新制造新的多元，循环不息。而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应建立经济和命运、利益共同体，他又通过比较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认为深圳这座移民城市需要将社会基础加进来，要有道德、文化、根。另外，他批评深圳的功利性，认为深圳的发展需要留有余地，这样才可多元化，才可产生和适应破坏式的技术和创新，才可有以人为本的永续创新。
投资中心创办人包宇认为深圳创新的短板就是缺乏林立的大学，和研究思想和方法的智库，“深圳是一个公司竞争力很强，价值多元化、开放性的地方。深圳要创新，重在创办大学，建设智库。”
在互动交流环节上，与会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们围绕深圳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产业转型领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常修泽教授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社会现实给智库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和需求，深圳这样一座创新性的城市在中国崛起，但我们的软实力却没有跟上，建议组织更多类似的沙龙活动，碰撞出思维的火花；二是，智库是要探索未知，而不是宣传已知，要解放思想，大胆想象。
深圳社科院的原副主席黄发玉总结，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圳亟待形成成熟合理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进一步转型，培育更多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唐杰：“有为的政府应能够提供创新的公共产品”
南方网 2016年12月18日 张玮
“有为的政府不在于干预企业，而在于能够提供创新的公共产品。”12月1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在深圳市马洪基金会举办的“新常态经济形式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高端学术沙龙”中直言，政府应遏制行政垄断，反对“搭便车”行为，健全法制化。
唐杰说，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在过去36年的发展中最大的不同是，在开放中更大限度地获得了创新的思想。而对于深圳未来的发展，唐杰认为一是要重视人力资本，“沙特的自然资源丰富却只是发展中国家，日本自然资源匮乏，人均财富却排第一，因为其经济的主体是人力资本。而以人力资本为主正是发达国家的特征”。二是注重法治化。“市场化过程中法治化最重要，没有了法治的深化和细化，市场竞争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创新和专利制度就是法治化的具体体现。”
唐杰直言，有为的政府不在于干预企业，而在于能够提供创新的公共产品。同时，建立开放的科研体制。
而对于近期学界关于“产业政策是否需要”的争论，唐杰认为，核心是打破垄断，“一个产业如果是鼓励垄断的，那这个产业是要破产的，深圳的成功就在于创造了竞争性的产业”。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总干事陈文鸿也表示，多元才会产生创新，创新又制造新的多元，循环不息。
Green China Lab创新投资中心创办人包宇则认为，深圳的主要优势是价值比较多元、比较开放的地方，甚至领全球外部开放风气之先，且公司竞争力很强。“华为的强不是因为其科技强，而一是文化非常纯粹，没有外部股东，想做世界级公司，有价值追求；二是华为激励机制的创新，这甚至是冒一定政策风险的。”但他也提出，深圳在创新和国际化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上海，而是北京。“北京最强的地方是有很多大学、大师和学者，思想很活跃。深圳要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城市，缺的是思想和方法，必须补齐短板。”包宇说。
高端学术沙龙探讨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
深圳要创新重在创办大学
深圳特区报A11版 2016年12月23日 韩文嘉
第八届深圳学术年会活动之一、“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圳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高端学术沙龙日前在银湖CDI大厦举行。来自多地的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围绕深圳如何更好地实现城市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该沙龙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科联、深圳报业集团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与会者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剖析深圳产业经济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建议。
深圳早在2005年就开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2007年又着力研究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互联网、文化创意、新能源新材料等几大产业，并已初步形成合理优化的梯次型的产业结构。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们认为，深圳在技术创新方面成就喜人，但在科学创新方面仍有所欠缺。尤其深圳创新主要短板是缺乏林立的大学，以及研究思想和方法的智库。深圳要创新，重在创办大学，建设智库。
在会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产权是经济体制的大基石，要以稳定、公平为核心，才能让整个社会成员都享受“公平正义”，享受“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从而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给整个社会提供“定心丸”和“定盘星”。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以“创新中的企业与政府行为”为题做了主题报告，并分析了培根倡导的科学院制度，柯克推动的专利法制度以及洛克劳动价值论的产权保护制度对于现代科技创新制度基础的奠定作用。而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博士比较了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后认为，深圳这座移民城市需要将社会基础加进来，成为一座有根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