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基金会春季2017理事报告会
编者按：2017年4月16日，在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马洪基金会2017春季理事报告会”。邀请到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郑永年教授就“2017年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做专题报告。并邀请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时事评论员、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朱文晖博士担任点评嘉宾。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担任大会主持。现将报告会主要精彩内容整理汇编，供大家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现将报告会主要精彩内容和主要媒体报道整理汇编，供大家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
主要精彩观点
郑永年：“两条腿一个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战略
——在马洪基金会2017年春季理事报告会上的演讲
一、习近平的“两条腿一个圈”新型国际战略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是聚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战略。今天中国外交战略是十八大以来确定的。这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到现在为止没有大变化，还是继续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当然会根据形势做些调整。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主导的中国外交有很大的变化。海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而走向了“有所作为”。当然，这一点我自己不同意。待会儿我会强调，邓小平实际上也是“有所作为”的，而不是说光是“韬光养晦”，正是邓小平的“有所作为”才有我们的今天，没有他的“有所作为”我们今天走不到这个程度。如何理解十八大以来的“有所作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战略。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针对大国的外交，主要是针对美国，当然也可以应用到俄罗斯、欧盟或者未来的印度等大国关系；第二条腿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就是“一带一路”；一个圈就是我们的周边外交，这些年，有关周边外交我们也讲得很多。
第一条腿：新型大国关系
我们先看看这个大的总体形势。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我想新型大国关系是最主要的。中国领导层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当然，主要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一直强调，中美关系是中国现在外交关系里面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如果不出问题，不仅中国不会出问题，美国不会出问题，整个世界也不会出大问题；中美关系一出问题，整个世界就会大乱。所以，我说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两根柱子，哪一根都不能倒，美国倒了或者中国倒了，国际关系的“天”就要塌下来，整个关系就要倒。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存在反对力量，即中国有反美力量，美国有反中力量，但是两国的领导者都很清楚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各自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被这些力量所左右。
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主席我们这方面提出来的。奥巴马时代，他们美国不是那么乐于接受，但也没说明确反对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提出来了以后那么多年下来还是有用的，美国也是因为这个概念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要好好地处理。奥巴马8年，习近平执政以后，这些年都是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处理两国关系的。
再早一点，在胡锦涛任总书记的时候，中美关系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个逻辑发展的；甚至更早一点，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就是沿着这个逻辑的，那就是：中美关系不能搞坏，只能搞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如果认清楚了这一点，以后跟美国打交道就会有很大的空间。我一直在说，美国现在最大的利益是不要失去中国，或者说，美国国际关系最大的利益就是把中国留在体系内；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也会变成以前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状态，美国可能只是半个世界的霸主；而把中国拉在体系之内，而中国又承认美国的地位，那么美国是整个世界的霸主。
第二条腿：一带一路
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这完全是习近平的一个倡议。这个倡议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被夹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中国家中间。中国也一直在说，我们要为发展中国家做一点事情。当然我们以前也在做，例如中国跟非洲关系，中国跟拉美关系，胡锦涛时代也做了很多。不过，这次提出“一带一路”，我想中国的路线更明确了。“一带一路”主要是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展项目。
一个圈：周边外交
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或者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最最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非常复杂。美国的地缘政治最简单，南北两个国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这两个经济体是高度依赖于美国的。而中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接壤的国家就有十几个，如果周边搞不定，中国的崛起就很难。不管你怎么强大，如果给周边困住了，那你就会遇到很多麻烦。这些年来，针对周边外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后来扩展到“世界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十八大以来确定了这三大块，这是未来的方向，十年、二十年基本上是这三大块。现在讲一讲每一块里面现在的情形怎么样？
二、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我不想多讲奥巴马时代。我刚才讲了，奥巴马时代“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基本上，两个国家是在这个概念构架内来处理关系的。现在特朗普上台了又怎么样呢？
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参加竞选以来，我们一直在说“不确定性”。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不确定性”。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上台了，我们有“确定性”，但这个“确定性”肯定是不好的确定性，因为希拉里·克林顿肯定会使中美关系坏下去，因为无论是她的“重返亚洲”、“平衡中国”战略，还是人权问题上、意识形态问题上，我想中美关系好不了。当然，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当选了，她也会做一些调整，但是她改变不了她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外交政策这个大局面。特朗普上台了当然是“不确定性”，但是这个“不确定性”有可能是个好事情。“不确定性”既可以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比以前变得更好，也有可能比以前变得更坏。不过，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我的评估是我们现在产生了好的“不确定性”，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机会挺多。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特朗普？如果大家每天都关注美国的主流媒体，你会感觉到特朗普简直就是个神经病，很傻。我想，国内很多媒体也是受美国主流媒体的影响很大。最近我在新加坡做演讲时说，我们大大低估了特朗普，因为我们不喜欢他，我们就拒绝去认识他，拒绝去了解他。实际上，很多人的心态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子。
特朗普有没有自己的哲学？我觉得有。开玩笑地说，他是做了半个世纪成功的商人，建立了特朗普商业帝国，你不能说他傻。我们刚才还在和人开玩笑说，他前后娶了好几个老婆，而这几个老婆之间关系都很融洽，连不同老婆的孩子之间都很融洽，这是不容易的。领导人干部家庭容易搞不好，家庭内部搞得好也是有他的本事的。他是挺成功的商人，很多年以前，美国的未来学家就已经提到了特朗普会是未来美国一代新型领导人。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时势造英雄，现在美国确实需要出现象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了。美国的民主、经济制度走到这一步，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早就应该开始进行改革了。不过，人们不去正视这些问题，因为美国有很多方面的“政治上正确”。“政治上不正确”是很麻烦的事情。”政治上不正确”转化成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就类似以前邓小平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美国也有很多的“凡是”。在美国，民主制度不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批判，因此好多东西都被掩盖下来。特朗普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美国既得利益虚伪的一面。所以，他一开始参加选举，就有了比较好的策略。“我就不跟你玩这一套，我就是玩体制外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说要跟体制接轨。他尽管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但从来没有跟共和党有很好的沟通，充其量他只是借用了共和党这个名义，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体制里，第三力量是不太可能的，他必须借助共和党。他很聪明，是做生意的。这里不讲他的内政，只讲他的外交关系。他还是做得不错的，尤其是在北朝鲜问题上。
中美关系为什么重要
中美关系为什么重要？这个世界未来的秩序怎么来维持？怎么来改革？我觉得还是要看中美关系，其他国家可以起作用，但界定不了国际秩序。从国际关系产生以来都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之间针对国际关系的规则写好了，小国家来服从，小国家大都是搭便车的。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讲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世界是一个乱世状态。首先是美国本身的变化。美国还是现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它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确实不如以前，相对来说，和她自己比较，和崛起的中国相比较，美国确实相对衰落了。美国不像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那么风光了，当时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等等方面，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是，没过多少年美国就走下坡路了。经济因素最重要，美国今天还是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快会赶上去。（今天没时间讲，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到现在为止没有调整好，也是高度失衡的一个经济结构，很难可持续发展。）
美国的软力量，即民主自由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二战以后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软力量非常强大，好多国家都去仿照它。美国错就错在到处去推行民主，中东、北非、中亚，各处都推行。结果，她的民主现在变成一种负能量，不是以前那么正面了，因为美国式民主到处“水土不服”。美国的文化，其内部创新能力还是很强大，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并不是那么强。不过，唯独她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有国家可以超越她。
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跟中国有关系。美国二战以后它之所以能一直当“世界警察”，是因为它的世界“税收”能力，就是叫其他国家交税，交“保护费”。为什么二战以后像日本那样的盟友能交给美国很多钱呢？主要是因为有苏联这个敌人的存在。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90年代初以后，你们有没有记得，小布什第一任的时候，在“9·11”以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开始要把中国塑造成敌人。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其实当时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没有“敌人”以后美国很难收保护费，很难向其他盟国收税。但因为“9·11”，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即美国没有能够把中国塑造成“敌人”。大家去看看日本、欧洲国家交给美国的钱越来越少，因为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交给你钱?”。现在特朗普很聪明，对其盟友说，“你只有多交钱；不交钱我不保护你”。他说了很多次。尽管他不见得会做，但是这反映出美国人的心态，也反映出美国盟友的心态。这些盟友也没有明显的“敌人”，因为中国显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敌人”，中国一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他国家很难像对前苏联那样把中国当成敌人。这是中国智慧的地方，也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精神之优势。
欧洲是美国最大的盟友，不过现在欧洲很忙。欧洲内部的发展不是今天我们演讲的内容。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都是因为内部问题而引起。但欧洲的内部问题又会成为欧洲的总体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英国脱欧。英国已经开始正式的脱欧程序，但是英国脱欧以后欧洲民粹主义思潮会如何发展呢？人们现在一直盯着这个问题。法国会发生什么？欧盟还是可以负担得起英国的脱欧，因为英国在欧盟里面本来就是半心半意，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伙伴。，不过，欧盟绝对承担不了法国退出欧盟，如果那样，欧盟就要解体。欧盟内部的各个国家，法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民粹主义都非常强大。法国如果脱欧，不仅仅是一个欧盟是否会存在下去的问题，而是欧洲会不会回到一战、二战以前这个状态的问题。因为一旦欧盟解体，欧洲国家之间又不平衡了。所谓“国际平衡”的概念从欧洲产生出来的。如果法国退出欧盟，就会构成英、法、德之间的竞争，又说不定会回到以前那个状态，欧洲的秩序就要重建。
中东更不用说。我自己估计，30年都建立不起一个秩序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东秩序是近代以来受欧洲的影响慢慢建立起来的。现在这个秩序一倒，哪怕是美国完全退出来，而俄罗斯也不去影响它，它自己本身也是建立不起来的。大家如果研究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如果没有外敌的时候他们的各个教派也是互相打杀。在这样的情况下，秩序很难建立起来。
冷战以后唯独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亚洲这一块。亚洲不管怎么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今天，不巧的是，因为只有我们这一块是好的，世界各个国家的力量都在往亚洲转移，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俄国也好，都在强调其在亚洲的存在。前几年美国搞“重返亚洲”，法国也提出类似的概念，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英国也要来，俄罗斯实际上也想来。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哪里，地缘政治、国防军事都往哪个地区倾斜。这几年南海问题闹得很凶。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思维，美国不会离开亚洲；你越赶它走，它越会来，因为这个是经济中心，这一地区美国绝对不会放弃，除非它不想当大国了。我想，不仅美国不会放弃，其他国家都会跑到这边来，其他地方没什么发展，中东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了，欧盟也不成气候，拉美还早，非洲还早，那些地区经济总量都很小。亚洲这一块很重要，这表明中国的外交压力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会非常高，中国的外交会越来越难做，直到真正的崛起。如何重建亚洲秩序或者亚洲国际秩序，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
三、中国的周边外交
对中国来说，周边外交是最重要的。今天，周边外交也是最紧张的，从朝鲜半岛、黄海、东海、南海到印度洋，没有一块好像是稳定的，尤其是今天的朝鲜半岛问题。
南海问题
不过，这里我们先讲南海问题。南海问题现在好多了。中国这几年（十八大以来）唯一有进步的就是南海问题，我们要加以肯定。尽管有人说因为南海问题，好像我们东南亚没有朋友了，不过，我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做得对。因为早期菲律宾在造岛，越南在造岛，我们一直看着很着急。中国为什么一点不动呢？不动的话，人家造好岛了以后，南海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那样，南海真是变成中国的历史了，即跟我们不相关了。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做得对，通过大规模的造岛，现在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面了。这是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我们有了主动权；尽管形势还不是很好，但主动权在我们手上，以前我们总是被动地在对南海问题做出反应，因此国家所面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做的太晚了一点，如果早10年做情况绝对不会是这样，不过我们最后这么去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今天，南海问题上，大家叫得凶，但是我觉得南海问题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主动权是在我们手里。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很复杂。美国也没有说“你不能造岛”，美国人也不是不讲道理的。当然，一些反华、反共的人一直在叫。美国人也清楚地知道，菲律宾在做、越南在做，中国也是要做的；美国抱怨的是中国做得太快了。确实，中国做得很快，一年多时间里做了人家越南几十年时间所做的。这个也是好事情，也使得越南、菲律宾清醒一点，中国如果要做，是可以做得很快的。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航海自由。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因为它是唯一的全球霸权，它也不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部分，它要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这个事实，我觉得中国要认同它，这是美国人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的需要。我想，作为大国，中国跟美国差不多的。很多方面的国际法约束不了大国。全球的大国都是这样，法律只是对小国有用，对大国来说，国际法从来就是打折扣的。法律哪来？谁来执行？在和国际法的关系上，美国要站在国际法之上来维护国际法。这就是美国的认知，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这是事实。如果没有美国了，一定又会出现另外一个国家站在这个法律之上。
海上自由既是美国的最大利益，也是中国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中美有最大的公约数。中国85%以上的海上交易都经过南海，中国比美国更关心南海的海上自由。大家也知道，美国现在关切南海问题就是其所说的“海上自由”，这一点中国也是很清楚的，其实也是很配合的。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以前南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把南海作为海洋和南海的岛礁争议分开来了。海洋这一块，我们承认美国的合法性，日本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合法性，大家都可以共同关注南海的航海自由，这也是近期正在讨论的《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主要内容。但是，岛礁争议，这是我们与东南亚个别国家之间的争议，不是与美国的争议，也不是与日本的争议。现在美国、日本所担心的是中国的造岛会不会影响海上航道自由。我想，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空间。很多人很担心，但我觉得不用太担心。无论美国批评我们的岛礁设施建设，或者军事化，我们还是会完成这些岛礁建设的。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了，就不会停下来。但是一旦岛礁建设完成，我们可以更开放一些，例如甚至容许美国的航母停靠我们的岛屿，就像容许美国航母可以停靠香港一样。为什么不可以容许美国航母停靠我们所造好的岛礁呢？我觉得完全可以。这也是中国主动权的部分。现在只要中国不做一件事就行，那就是不要再去黄岩岛造岛。中国因为现在跟菲律宾的形势在改善，至少下面几年会比较稳定一些。当然，中国也不会放弃，但也不会去大规模地造岛。所以，南海问题不用太担心。美国的军舰还是会去，但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互动模式了，你来我抗议，只要大家不要擦枪走火就行了。
钓鱼岛问题
东海的钓鱼岛也不用太担心。钓鱼岛是中国和日本的问题，美国站在日本这边。不过，我想钓鱼岛我们的战略目标其实是很有限的。至少从近期来说，我们不会说要把钓鱼岛从日本实际控制拿过来；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只是要日本承认这是有争议的，而不是像日本所说的就属于日本的。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很多国家都很担心会擦枪走火，但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我跟外国朋友交流意见时说，以前在政府没有控制的时候情况是最危险的。那一次，就是民间的船长去了，和日本的船相撞了。现在只要是执政党或者政府派出去的解放军就不会出事，因为解放军是听命令的。但如果是非政府组织去，就会比较麻烦。这几年下来，确实是这样。我想，只要这个互动模式不改变，不会出很大的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朝鲜半岛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双边都有问题，都富有责任。朝鲜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两个国家不配合。实际上，这两个大国都有能力解决问题，中国能解决问题，美国也能解决问题，但这两个大国都没有选择去解决问题，北朝鲜巧妙地利用了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找到了空间来发展核武器。
在中国，很多人一直认为朝鲜问题是美国问题。我想，这是错的。朝鲜问题是中国问题，不是美国问题。老实说，就安全来说，北朝鲜能否对美国构成实际的安全威胁？即使发展到今天，直接的威胁还是太早，只能说北朝鲜对美国的盟友韩国或者日本构成了一些威胁，对美国没有直接的威胁。但北朝鲜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王毅部长说，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愿意做“扳道工”。我觉得，我们做“扳道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是中国的问题，“扳道工”这个概念好像中国是外人。北朝鲜核爆的地点最近的与中国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我们坐视不管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北朝鲜发展出核武器了，那么韩国会发展核武器，日本会发展核武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就是中国了。中国当然自己也是核武器国家，但是周边被核武器所包围不是好事情。现在北边的俄罗斯有，西南的印度有，巴基斯坦有；如果东边像北朝鲜这样的高度不确定性国家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你每天都不用睡觉了。因此，北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美国，我觉得是很好的进展。在北朝鲜问题上，我们有几个大的误区。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自己的确很难先动手去处理这个问题；但如果是美国动手来处理，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怎么配合的问题。昨天北朝鲜没有进行核爆，表明外在的压力是有用的。但是，外在的压力还不够大，怎么样真正能使它弃武？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国际关系实际上没什么，国际关系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如果大棒不够硬，胡萝卜也不够甜，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棒要硬起来，同时胡萝卜也要甜起来，没有其他办法。在核器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说通过外在的压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前段时间，伊朗好像有点希望，但是现在看来，情况也不是那么明朗。历史地看，去核最有效的就是采用果断的“外科手术”。
北朝鲜问题上，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邻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当然，在一些人那里，还有地缘政治问题，他们想用北朝鲜作为缓冲区来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我想，这是纯粹的幻想。以前中国有“战略纵深”的概念，现在“战略纵深”这个概念需要修整。在现代技术手段方面，“战略纵深”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从长远来说，朝鲜半岛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比台湾所能构成的威胁更大更强。朝鲜半岛民族的民族性一定要认识清楚。朝鲜半岛对我们有土地要求，这在前几年大家争论过，只是现在不提了。不过，韩国很多人仍然在做这个研究，只是我们这边不注意罢了。半岛对我们有土地的要求，如果搞不好，它跟美国、日本弄在一起，这就会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我们担心萨德系统，这是有道理的。萨德现在放在韩国，这只是很初始的一步。萨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当然，现在有些人觉得从技术上来讲威胁并不是很大。但我觉得，萨德对中国太有威胁了，因为只是初始的阶段。萨德系统运作起来，中国2/3的国土就没有了安全感。所以，萨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中国战略上最首要的一个问题。
台湾问题
中国从周边战略上来说面临几个大问题，北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如上所说，南海问题上，基本上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如果北朝鲜问题不解决，我们就解决不了台湾问题；如果朝鲜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我们自然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当然，在台湾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要理性。台湾问题，我自己个人判断，已经解决了75%，还留下25%；或者说，从经济上台湾已经很难跑掉了，但是余下的25%，我们也有足够的方法。今天没时间展开讲，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香港（的所谓的独立）问题，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我个人对现在的一些做法不是那么理解。你既然把香港看成是国家的一部分，既然把台湾看成是你的一个省，那么为什么还要跟香港和台湾去作对等谈判？我就不理解，例如中央有没有跟广东对等谈判过呢？从来没有。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做对等谈判了。台湾的问题和香港的问题不是那两块地方的问题，这两块地方永远没问题，永远会呆在那里，我们面临的是台湾人的问题、香港人的问题。香港也就是800多万人口，有问题的人则更少，大部分还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年做得不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问题了；台湾也是一样。今天没法展开讲。我最近在提倡“环珠江口大湾区”这个概念，思考如何使用这个概念来解决香港问题。
关于俄罗斯
北边的俄罗斯如何呢？就像美国人所判断的，俄罗斯在今后30年、40年还是崛起不了。我个人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悲观的。历史地看，俄罗斯这个国家从沙皇大帝开始，对外侵略和扩张很懂行，但国内永远搞不好。普京上来之后政治稳定一点了，但普京的做法很成问题，整个国家都围绕他一个人转，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也没有任何制度建设。普京是强人，但整个制度围绕他一个人转。不知道普京之后俄罗斯这个国家会怎么变，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状况。这次美国大选之后，很多人说特朗普给我们带来了多么的不稳定性、多么的不确定性。不过，美国是制度化的，俄罗斯的制度化则很低。普京除寡头是对的，但他以新寡头替代旧寡头。苏联解体以后俄国就发生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到了叶利钦时代就开始去干预政治。普京以打寡头上台，但是俄罗斯今天仍然面临新寡头政治，只是换了一批寡头，把反对我的寡头换成支持我的寡头，经济结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其实并不很复杂，就是一个民生经济问题。中国的几个县长就能解决的问题，普京他们就解决不了。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实力仍然很强，但还是苏联的功劳，现在只是维持下去了，但没有很多新的技术出现。所以，俄罗斯对中国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两国之家实际也没什么生意可做，没有生意可做，其他方面的关系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
关于印度
印度也很重要。从战略上来说，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现在发展也很快，民族主义崛起得很快。我觉得，未来和印度的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是第二位。从印度大发展速度来判断，这里还有10年、15年的时间。
四、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
“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转向讨论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非常重要。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事情，一带一路就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大项目。在“一带一路”上，好多人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做雷锋，就是我们要对世界经济做贡献。我觉得这个看法很片面，不是全部。“一带一路”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说简单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一点要搞清楚。不过，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跟帮助其他国家的发展不见得是矛盾的，在“一带一路”上，两者是正相关的。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大概8000多美金，任何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必须开拓海外市场，欧洲是这么做的，美国也是这么做的。所有国家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不可能不经过这个阶段，除非中国真是一个特例。但是我想中国没有什么特例，而跟其他国家一样。所不同的是，做法不一样了。以前的国家是怎么做呢？他们实行的是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像鸦片战争，中国不开放，英国的大炮就来了。今天的中国能这样做吗？中国能搞殖民地主义吗？中国搞不了帝国主义，搞不了殖民地主义。美国还搞占领，中国能做吗？中国的“一带一路”，我觉得是一种在新时期下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拓展海外市场。我想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这些年有过剩的产能，有过剩的资本，还有技术。我们还是需要资本的，需要有高技术含量的资本。现在我们自己所有资本的技术含量还是很低的。无论是我们的产能、资本还是技术，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如果看看“一带一路”的延边沿岸，大部分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中国过剩的资本、过剩的产能，和技术（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正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
西方的一些人整天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地主义？我告诉他们说，这是胡扯的事情。我们都是读书人，你去看看西方人搞殖民地主义、搞帝国主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死了多少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确到了非洲，这有什么错?你们过去用枪炮打开人家的大门，现在中国用国有企业，用钱来打开人家的大门。用钱打开人家的大门还是比较文明的，至少比用枪炮打开人家的大门还是要文明得多。至少，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死过一个人，这怎么叫新殖民地主义呢？我们现在在非洲做的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你们以前也做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但那是为了把原材料运出去。中国给非洲国家盖医院、学校、体育馆等等，这些都是老百姓可以共享的东西，而不是为少数人的。所以，新殖民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这些概念不能瞎用。当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概念来解释我们的行为。这是学者的责任，但现在学者没有配合好，没有创造一些好的概念出来。
我觉得，“一带一路”到现在为止做得还是挺成功的。刚才讨论南海问题。前两年的南海问题闹得很凶，如果光有这个南海问题，而没有“一带一路”，今天的情况会坏得多得多。正是因为“一带一路”重视经贸，冲淡了南海问题的军事性质，避免了军事竞争。
“一带一路”与中美关系
我一直在说，尽管美国不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但“一带一路”影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竞争合作的关系，竞争要么是在经贸这个轨进行，要么就是在军事这个轨进行。我们在跟中美竞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美国现在的经济力量不如以前但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军事国家这个事实。正因为后者，美国在和中国竞争的时候，很容易把其重点放在军事上，美国的“重返亚洲”就是这样。美国政府不能叫美国商人投资到东南亚国家，因为投资是资本行为，跟奥巴马没关系，跟特朗普没关系，是华尔街说了算，不是总统说了算；不过，航空母舰开到哪里是总统说了算。所以，美国很容易把航空母舰开过来。但如果中国光是从军事上去回应美国的话，就表明我们跟美国走上了一个军事对峙的道路，这是最最危险的。军事上，中国要有足够的国防来对付美国，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经贸上，因为经贸的发展既是我们国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要努力的重点，也是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带一路”、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就是为了推动发展的。当然，这些都还是初步的，以后还有很多促进发展的手段和制度工具。
“一带一路”与国际贸易规则
在经贸方面，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来写贸易规则？最近中国对这个问题讨论多了起来，尤其是当讨论到TPP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既然美国走了（离开了TPP），我们就赶紧进去。澳大利亚等在希望中国进去。美国不写规则了，我们赶紧写。但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我们没看清楚奥巴马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他力主TPP主要是为了写规则，而不让中国写规则。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规则不是说写了就有用；规则的背后是力量。要注意到，没有力量，即使你写了规则也没有用；谁不会写规则呢？我们做学者的，很多人都会写规则。美国以前写的规则有用，就是因为它背后的经济力量的强大。为什么像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家经济力量远远不如中国的要加入TPP呢？这些国家看中的就是美国这个市场，没有美国市场的吸引力他们会进去吗？我想，是不会的。日本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中国不能象美国那样写规则。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一带一路”和TPP不同的地方在于，TPP是规则导向的，奥巴马说得很清楚，TPP就是美国继续写规则，而不让中国写规则；“一带一路”不一样，是发展导向的。这一点我们没有搞得很清楚。“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我们从理论上研究还不深。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是我们写规则。我想这是错误的。“一带一路”当然要有规则，但这个规则不是中国写好了强加给其他国家。“一带一路”的漂亮之处就是她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参与性的，大家在一起做的过程中共同写规则。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跟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对接的问题。去年杭州G20峰会，尤其是今年年初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为什么在西方影响那么大？西方感觉到中国是一个进步的力量。习近平的达沃斯讲话，西方感觉到错位了，以前是美国人讲的东西现在美国人不讲了，而且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但中国开始讲了。
五、中国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
中国应将“自由贸易”这个大旗继续扛下去
我觉得，我们要提出来，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的问题。主要是我们怎么样来跟国际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对接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确提出来。现在“自由主义”这个东西好像很敏感，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不过，我们的确要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分开来；我们强调的是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西方到处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给很多地方造成了混乱。这是我们需要反对的。中国也不会把自己的制度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不过，西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有进步性的。以前毛泽东的时候对西方的力量也是有分辨的，有革命的力量、进步的力量，也有反动的力量。我们现在也应当有这个意识，西方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以后以西方主导的进步力量和左派的作为，是我们应当依靠的力量，而不是我们否决的能量。对此，我们要明确提出来。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等着，美国不扛自由贸易的大旗了，中国能不能把自由贸易这个大旗继续扛下去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接受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呢？我觉得完全可以。自邓小平以来，我们就是这个思路。我们先进入自由国际经济体系并接轨；我们已经进入所有大的国际组织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亚行等等，我们都是成员。但在其中，我们也主张改革。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已经够好了；相反，我们还是要改革这个秩序，争取更多的国际公正和正义。所以，我们是改革者。中国力主的改革也是有成效的，（当然中国人觉得慢一点），中国在国际组织里的地位也在提升，这一点应当是看得到的。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一个二战以后所确立的体系，尽管是西方主导的，但它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不像之前那些少数列强主导的体系。
中国接受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成本是最低的
接受这个体系对中国来说的成本是最低的。我们已经放弃了另起炉灶的想法；即使我们有能力另起炉灶的能力，但你起的“炉灶”人家会不会接受呢？你可以制定规则，但如果人家不接受，你也白写。接受现存体制的成本是最低的。我们现在自己做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这样的新东西，是我们对现存体制的补充，而不是取代。我觉得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解释得非常好，我们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亚行等，我们所做的是“补充”。所以，我觉得，针对国际经济体系，我们一进入、二改革、三补充就行了，这样做对中国是最便宜、最廉价、最经济的一个方式。为什么不能做？这是我们的认识问题，我们经常把美国和西方看成是意识形态。这很危险。
特朗普为什么反“全球化”
这几年，我就观察到，中国的学者和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官员，很喜欢阴谋论，美国人做什么东西都是阴谋。
前几天有一个家报纸还叫我写了一篇，问我是不是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我们受美国人的骗了，或者上人家的当了。我说完全没有，这样想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作怪。我们要实事求是，对美国所做的，我们该支持就支持，该反对就反对，这是很明确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阴谋论，阴谋论是愚蠢的人所做的事情，什么东西说不通了就说阴谋，阴谋论就是转嫁责任。我觉得国际经济上我们的机遇并不多。
很多人说特朗普在做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不是很全面。只是我们很多人现在拒绝去认识特朗普。特朗普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内出了问题，现在需要纠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美国引导的，美国在其中获利最多，中国当然也是获利的。2008年之前美国的中产阶级有70%-75%，但到今天为止50%都不到了。这样急剧的变化是说不过去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大量利益都走向了少数既得利益，大部分的老百姓没有获得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牺牲品。特朗普这次为什么会赢？我觉得很简单，这次选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选举，而是一个体制内外的对决。体制内外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体制内外竞争。这次选举简直就是白人的一个公投，大家去看看选举结果，白人不管男性或者女性，不管教育高的或者低的，大部分都支持特朗普。为什么呢？我们对美国研究太少，尽管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研究机构的精力和经费都投到了中美关系的研究。我们没有看清楚很多问题。
特朗普为什么反对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是被认为是养懒人的，特朗普特别不喜欢。上一波的全球化对美国损害最大的就是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所以现在白人中产阶级就出来支持他。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那么大的利益，但忘记了美国的农业、美国的小城镇。特朗普搞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很反动呢？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今天的美国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如果用中国话来说。要进行治理和整顿，一定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否则美国会继续衰落得非常快。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伟大”，并没有错。他不是说不要世界贸易了。很多人说是“逆全球化”。一方面，它确实是“逆全球化”，因为我们这几年来国际贸易的增长低于国际GDP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程度减低了。另一方面，如果说美国的资本流出来、美国的企业走向世界就是全球化，那么现在资本和企业回流到美国不是全球化吗？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全球化。我们对全球化没理解清楚，全球化永远是双向的。我觉得，下一步中国对资本的竞争力要增强，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和美国竞争优质资本。
就内部发展而言，特朗普有几件事情肯定会做的。再工业化肯定会去做的。不过，他有的时候做得不聪明，例如现在把一些煤矿都开起来了。对他来说，尽管有环保等问题，但至少可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低税收肯定会做的。因为美国没有国有企业，特朗普所能做的就是跟中国以前做的一样，通过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吸引资本回流，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走向美国。低税收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弱美元会做，因为美国要刺激出口。美国的军费也会增加。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改变它从前的策略，它要在任何时候把军力投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美国要保证足够的军力来维持霸权，并且投入更多的军费对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是有好处的。有很多的史料证明，美国经济真正走出“大萧条”就是因为二战，二战一开始，美国的军工企业得到大发展。美国没有国有企业，政府对军事的支持都投入到私营部门。插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绝对和美国不要进行军事竞争，如果是军事竞争就真的上了美国人的“阴谋”了；很简单，中国一旦跟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就会把大量的钱投到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前苏联就是这样被美国搞垮的。里根的政策就是：一旦美国和苏联进行军事竞争，苏联就会立马进行整个国民经济的军事化；而一旦国民经济军事化，那么苏联肯定会倒下。今天的中国，我们在重视军民融合。但在这方面，中国要走比较长的路，因为我们没有美国这样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能不能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这个时间窗口期并不长。美国国内治理整顿好了以后还会再出发。美国绝对不会躲在美国这一块地方的，大家放心好了。美国政府是管不了华尔街的，资本是资本的逻辑，政治是政治的逻辑。中国政府可以管得住自己的资本，但美国政府是管不住资本的；美国政府能通过各种办法把它吸引住，但不能对资本进行强行的管制。所以，中美未来对资本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这也是特朗普对于我们的意义。所以，我说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产生的“不确定性”并不见得是坏的。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上台是坏的确定性，中美关系只能往下行，因为克林顿用意识形态来处理中美关系。说特朗普给中国产生了“好的确定性”，就是说美国会给我们带来好的压力。中国下一步如果要吸引外资，就要跟美国竞争，我们也要通过调整企业的税收、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等举措。这些方面，我们的改革经常面临既得利益的阻碍。
六、中国如何做好一个新型大国
处理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成为新型大国的关键
十八大以来的“三位一体”，即“两条腿”和“一个圈”战略总体来说是对的。我们也走了很多步，像南海问题就做得不错。“一带一路”也有了。
在新型大国关系方面，正如前面所说的，即使奥巴马没有全盘接受这个概念，但他对很多内容是接受的。今天，我觉得比起奥巴马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是一个没有很强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而奥巴马及希拉里·克林顿都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很难跟一个有高度意识形态的人打交道，但是跟一个实事求是做生意的人是非常好打交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两国的经贸关系并不用太过于担心，经贸关系永远不是一个零和游戏，经贸关系就是谁多赚一点、谁少赚一点的问题。对中美来说，中美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实在太大了，中美经济体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如果做得好，我们可以大大改善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尤其是如果习近平总书记和特朗普能够确立信任关系。在过去，中美关系确实受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并且两边都是有意识形态的。如果两个领导层之间的信任度提高了，那么中国企业是可以去美国做基础设施建设的。很多事情美国自己做不了，但中国是可以做的，两个经济互补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世界上从没有发现过两个大经济体之间互补性那么强的，前些年美国一些学者以“中美国”来形容这种互补关系，“中美国”主要是指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
在北朝鲜问题上，美国给我们的压力也不见得一定是坏的。我刚才强调了，如果北朝鲜问题不解决，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家安全会非常麻烦。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觉得对中美关系不用太过于担心。邓小平当年就说过，中美两个大国吵吵闹闹是会有的，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上次我看新闻，有一个美国学者（前官员）说，中美两国之间，现在一年就有3000多个互动平台，这是很重要的现象。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想改变跟俄罗斯的关系，大家前段时间在传说，是不是基辛格要做新版本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即美国联合俄国来对付中国。我想，从基辛格的角度来说，也容易理解。不过，我觉得，特朗普要改善和俄国的关系很难。
这一点美国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原因很简单，因为美俄两国之间没有很多生意可做。这一点看看美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就知道了，如果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看得更为清楚。美国整个社会精英界是非常恨俄罗斯的。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我跟美国一些研究俄罗斯、研究中国的学者有些交流，他们告诉我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你一直研究中国，那么你会喜欢上中国；但如果你一直研究俄罗斯，即使本来对俄罗斯的印象很好的，到最后也会恨起俄罗斯来。究其原因，它们两个文化都是排斥性的文化。中国文化确实有这个魅力，她是包容性的非宗教文化。我觉得，中美关系的大局还是稳定的，大国关系可以搞得好。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情，因为现在真正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的也只有美国，像越南、菲律宾，甚至日本对中国都不会构成直接的致命威胁，这些较小国家所能做的就是为中国制造麻烦。
在战略上，对中国来说现在无非就是两个重点，一个是朝鲜半岛，一个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些人说特朗普想改变。尽管说他的确说要改变，但我想特朗普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强调国内建设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的国内建设也是需要有国际和平环境。如果说以前美国自己当“世界警察”，现在美国要拉上中国一起干。以前奥巴马时代，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经讨论过G2的可能性，但奥巴马实在做不来，因为奥巴马把中国看成异类，因为美国是民主自由国家，而中国则是专制等等。现在特朗普没有这个概念了，或者这个概念不强。从这个角度看，今天G2的机率大于奥巴马时代。
中国要做好新型大国也必需解放思想
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能不能抓得住这个机遇？这里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思想解放。我们中国人最聪明，但是我们经常受思想的限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解放思想，跟美国该斗争的时候就斗争，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
在外交上，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得当。这里有很多原因，我们自己总结了几点。
第一，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大国意识了。如果跟俄罗斯比较一下，非常有意思。俄罗斯这个国家在苏联解体以后，已经不能支撑成为大国了。但是，这些年来，普京很辛苦地撑着，并且撑住了；而且普及还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复兴做大国，在中东问题上、叙利亚问题上俄国干得很漂亮。我认识一些俄罗斯朋友，他们是看不起中国外交的，他们说中国GDP那么大有什么用，在国际舞台上什么都不敢做。俄罗斯就会去做，但中国确实没有。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没有了大国意识。中国从秦朝统一、汉朝、唐朝那个时候有大国意识；明清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大国意识。近代以来我们不仅没有大国意识，而且我们一直有太多的“受害者”的情节，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负那么多年，是一个弱者和受害者。但如果这样的受害者情节太重了，我们就会走不出悲情，在国际关系上自己可怜自己，没有自信。一点自信都没有，怎么样来确立我们的大国地位呢？
第二，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太意识形态化了。例如在美国问题上，很多人看美国，就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他们不是在看真实的美国，而是把美国作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是敌人。这是比较麻烦的。很多人不喜欢美国把中国看成敌人，但是他们自己还是把美国看成敌人了。这个心态在我们的研究部门非常普遍。问题在于，如果用意识形态去看问题，那么就看不到这个事物的真相，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想象”的美国。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里面更糟糕，现在网上很多反美言论，就是为了反美而反美。一般地，停留在民间社会还可以，但如果这些人当了领导人以后仍然是这样，那就很麻烦。怎么样实事求是地去看美国，这一点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有一些左派朋友整天骂美国，但很喜欢去美国生活。当然，他们是有辩解的，说“骂美国是职业”，就是说整天骂美国是为了赚钱，但在美国生活是“居住”。这种话都能说出来，很虚伪。这些人如果进到了国家的决策层，那么大问题就来了。
第三，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反美的。因为毛泽东的时候，中国是弱国，非常弱，所以我们需要塑造了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反美；那个时代，我们经历了多少个反美浪潮！但是，我们别忘了，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里面一点意识形态都没有。毛泽东为什么把当时的苏联、美国两个具有绝对相反意识形态的国家放在一起作为头号敌人？因为他没有意识形态。正因为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使得中国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因此我们找到了空间来拓展外交。毛泽东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表现在他跟美国建交上。毛泽东公开说过，他喜欢跟美国的右派打交道，因为右派更多地接近事物的真理，而左派（民主党）往往太理想化。和尼克松时代的美国建交，这跟毛泽东的现实主义相吻合。
第四，我们也错读了邓小平。邓小平当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说，市场是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可以使用的工具。80年代的时候，“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完全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刚开始改革时，我们的理论界还叫“商品经济”，连“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都不敢使用。“市场经济”是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在外交上，大家都记得邓小平的八个字，就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很多人现在说，邓小平是“韬光养晦”，没有“有所作为”。不过，那是完全错误的理解。邓小平时代中国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促成国家的崛起，改革开放就源自邓小平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加入了WTO。这些都是邓小平“有所作为”的功劳；如果他不“有所作为”，中国绝对不会做到今天这一步。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把好多东西看成“意识形态”，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美国都是如此，都被看成了意识形态。邓小平看待越南，就没有意识形态；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教训一顿。为什么今天不可以对北朝鲜教训一顿呢？现在习近平访美回来了，很多人就希望他回来就像邓小平从美国回来一样，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现在当然还没开始。以后会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正越来越束缚着我们对很多东西问题的处理。我觉得，不走出意识形态，无论是国际、国内社会问题就会很难处理，国家很难崛起。我想，中国现面临一个可以称之为“明朝陷阱”的局面。什么叫明朝陷阱呢？就是明朝我们失去了成为海洋大国的一个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大国时代刚刚开始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我们有郑和下西洋，还有倭寇，但我们还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今天，如果比较公正地去看，郑和下西洋代表的是国家力量，即中国航海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而民间的“倭寇”现象，实际上是浙江、福建一带的海商勾结日本人所为。为什么明朝失去了这个机会？只是因为明朝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阻挠。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北朝鲜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哪怕是美国不合作我们也有解决能力。我们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一些既得利益的阻挠。
大国地位从来是斗争出来而不是等出来的
大国地位，历史地看，大国是斗争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我们不能等大国地位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还是要去争取一个大国地位。当然，我们这个大国绝对不要去做美国那样的大国。怎么做大国？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国？我们还在学。不过，我们绝对不要去做美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怎么发展也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希望我们这一代还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中国梦或者中国这个大国地位的出现，同时也希望我们不要像美国那样去做大国。我想，可预见的将来世界上不会出现像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进而，我觉得邓小平是最聪明的，他认为中国要永不称霸。
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美国成为真正的、唯一的“老大”是在前苏联垮掉以后，前苏联垮掉到现在并没有多少年，现在美国就支撑不下去。我们以前一直提倡世界的多极化的，实际上这个世界是多极化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回过头去怎么来如何重建我们的亚洲秩序。所有区域秩序都避不开大国，亚洲秩序也一样。因此，美国有美国的秩序，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秩序，印度有印度的秩序，等等。尽管我们不喜欢这样，因为现在有了国家平等的理念，但国际关系的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估计，未来的世界会走向一种新型的帝国时代。这种新型帝国是由一个大国和诸多较小国家组成，但内部的关系和从前不一样。前苏联东欧集团内部，其他国家都听苏联的；而美国的盟国也都是听美国的。以后可能不是这样。至少，中国不会这么做，中国有很好的优良传统。
我们现在说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其实做盟国是不舒服的。例如日本、韩国，他们完全没有独立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主导。中国有一个好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既被西方人污名化，也被我们自己污名化了，那就是朝贡体系。我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学者重新去评估朝贡体系。从现在看，朝贡体系只有一点很不好，就是“叩头”。不过，“叩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个是封建时代。我经常跟英国朋友人开玩笑说，你们发动鸦片战争打开市场，但其实你叩个头中国皇帝就会向你开放市场的，你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用枪炮来打中国，成本那么高？我个人的解读，朝贡体系就是一种单边开放的贸易体系。你向中国皇帝叩个头，皇帝就向你开放市场；你送给中国皇帝5块钱，中国皇帝还给你10块钱。当然，中国以后绝对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样不可持续。“一带一路”不要再这样。刚才我们在讨论规则问题。“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个“倡议”，鼓励大家都参加进来，来共同书写规则，在发展过程中写规则。因此，我对中国是非常乐观的，她会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大国。对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是另外一个美国，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就建立不起来。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她才能创造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
（根据演讲速录稿整理，文中的大、小标题由本刊编辑部添加，已经郑永年教授审定）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郑永年教授在马洪基金会2017年春季理事报告会上与听众精彩互动
【听众一】：我跟永年教授做一个交流。我认为来解释今天这个世界的形势，最大的是全球化和泛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全球化来说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最大的受益国是美国，但是美国现在恰恰出来特朗普。特朗普现在开始不满意了，尽管全球化给美国人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也带来了它的高负债，它支撑不下去了，所以奥巴马所谓的福利政策特朗普是强烈反对的，同时他也代表了中产阶级，因为高福利就要高负债，就要高税收。所以，特朗普的上台也是反全球化的一个标志。英国脱离欧盟同样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因为欧盟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它参加欧盟没有好处，它就脱离了。
现在全球化和泛全球化是两条路，我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中国是不是在全球化和泛全球化两条道路上只能选一条呢？如果不是，我们应该选第三条。中国也不可能完全走全球化的道路，你看尽管中国在全球化那里得到好处了，但是我们雾霾那么严重，中国人口那么多，资源那么短缺，不能完全靠全球化。我提出的一个新思路就是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是什么路？在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中国走中国的幸福之路，从而为全世界带来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就是幸福之路。我的这个观点是不是你可以参考一下？
【郑教授回答】：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把今天的世界分成全球化与泛全球化不是那么正确，尤其是对待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方面。是不是反全球化本身的力量会促成另外一种全球化呢？先讲英国，我认为英国是你所述的反全球化的。但英国脱欧以后又会推进另外的全球化。英国本身是一个岛国，它有全球化的需要和推动力。世界第一波大全球化就是英国单一帝国建立的。英国为什么要脱欧？因为欧盟（用中国的话来说）形成了一种“吃大锅饭”的现象，大家不做贡献，光拿好处，英国人因此不干了，就想退出来。英国出来之后，英国跟欧洲之间又会强化竞争，这个竞争又会触动全球化。至于美国，我刚才也说了，美国的资本流出来是全球化，资本回流到美国也是全球化，因此，不是说是反全球化。我并不认为特朗普是反全球化的；反全球化的市场一直存在，美国也有，欧洲也有，但我不认为特朗普是简单地反全球化。我刚才说了，美国需要“治理和整顿”。之前奥巴马所做的、欧洲国家所做的没有去纠正全球化本身这个过程所出现的矛盾，而特朗普是要去针对全球化已经出现的这些负面结果，去解决问题。我想，特朗普是要纠正全球化本身这个过程，改变它的形式，所以他反对多边主义，强调双边主义。现在西方和美国批评特朗普的双边主义。在现在西方人包括美国批评特朗普的，但我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双边的贸易更容易达到公正。所以，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否定他的这个做法。
你所说的我觉得非常在理，中国不要去重复西方模式。哪怕是我们加入了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我们也要改革它，而不要去简单重复它。中国也要追求自己的模式。怎么样来做？“一带一路”做法就不一样。“一带一路”不是说中国订好规则，叫其他国家接受，不像TPP。TPP就是美国写好规则以后，你来接受，我利用我的市场，你必须接受；“一带一路”不是这个做法，大家先进入，中国只是倡议，是一个领头羊，但是要大家共同来书写规则。中国实际上是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另外一个我刚才忘了说，中国反对美国以及西方的同盟政策，中国找到了自己的路。中国提倡的是“战略伙伴关系”，同盟政策是针对第三方的，是需要敌人的，伙伴政策则是针对问题的，不是针对第三方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做。，当然，这些会不会导致你所说的“幸福”或者“不幸福”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知道。中国引导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新型的全球性大国，这是比较确定的。
【听众二】：尊敬的永年教授，我是您理论的粉丝，尤其是中国模式理论，我关注了很久，把书店里你的书都买到了。我提一个问题，在《中国模式》这部著作里面您提到了一个观点，就中国模式在国家间的推广，你不盲目主张来推广这个模式。中国模式，你认为它主要是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这三个方面。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里您没有提到文化问题，或者说文化结构、文化制度问题，因为显然文化在这里面是发挥很大作用的，包括刚才您在讲座中也提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刚才您讲座中还提到现在“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一种国际潮流。“一带一路”是运动，有这个说法。“一带一路”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国模式的传播和推广，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方面，而且我们看到文化方面的一些特点和内容，中国文化方面的一些优势在“一带一路”运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传播。是不是按照《中国模式》您这本论著中的观点，我们不盲目地推广、推介中国模式，还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力避盲目地推广中国模式，同时我们积极地修正现有中国模式的不足，进一步深化改革，变革我们的不足和短处，进一步强化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优势，使中国模式更加有自身的优势，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也使中国模式上一个新的台阶，引领“一带一路”文化？
【郑教授回答】：因为文化有些抽象，我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你讲的政治、经济、社会本身就是文化，我讲政治和经济也是跟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的。我是把文化和这些分开来，不是专门讲文化。当然文化的好多方面我不太懂，例如琴棋书画。我谈中国模式，这里要解释一下，因为我的概念与中国的左、右派讲中国模式不一样。中国左派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要到处去推广；右派则刚好相反，认为中国模式一文不值，我们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个模式。我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在发生的，比如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我们怎么改也变不成美国、欧洲这样的市场经济；中国搞民主，但怎么搞也变不成美国这样的民主。我觉得，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模式是一个客观的，就像这栋楼一样。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左右派则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
我不主张模式的推广。中国这几年推广孔子学院很辛苦，效果也不是很佳。中国唐宋高潮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去推广，但日本等东亚国家拼命跑到中国来学，模式好了人家自己会来学，不是你去推广的，当然做一点辅助工作是需要的。我刚才讲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欧美模式的要点，非常吸引人，但是当美国到处去推行之后，把它推行到阿富汗那样的国家后就变了性质。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一个灾难。民主自由原来是美国的软力量，现在则变成了负力量，因此不可以随便推广模式。假如说我们去学新加坡、学美国，那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学的。当你去推广模式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人家的需要。你单方面叫人家去穿你的鞋、穿你的衣服，这是不道德的。所以，我觉得模式要做好，你把自己做好了就是最好的模式，而不是去推广。中国模式永远不会有完美的一天。我说“历史的终结”是最荒谬的一个理论，历史哪会终结，历史永远是开放的；同样，任何一个模式永远是开放的，只是说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有一个完美的模式。很多人认为模式是一个价值判断，即它是最好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模式有它好的方面，也有它负面的方面。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光有好的方面没有负面方面的模式。
【听众三】：郑永年教授，我是律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朝鲜方面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郑永年教授朝鲜战争到底打不打？会不会打？如果打的话谁会先动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带一路”的问题。“一带一路”会不会引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美国也做一个“一带一路”，跟中国一样？“一带一路”问题会不会引起中国很多的坏债准备，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耍赖。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很多钱打水漂了，我们会不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谢谢。
【郑教授回答】：这个战争是有可能性的。我们大家都在说，朝鲜的这个领导人是现在世界上最聪明的80后。我们60后有的时候估计不到他。我觉得他很聪明。还有一种可能性，他蒙蔽了美国和中国，加紧发展核武器。我们大家注意到朝鲜导弹实验的失败，我们跟一些专家讨论，他有可能故意失败。他学精了，一方面他打导弹试验，但同时又不是打到你那里，离你还差一点的地方就掉下来了。现在有一种估计，他是故意掉下来，故意失败的，使美国找不到开战的借口。情况还是在发展，我们不要低估北朝鲜领导人。
就“一带一路”，我自己觉得风险当然很高，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法治程度低、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不过，也正因为这些是社会经济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它们也需要大力发展。你说的风险是“有去无回”吗？这也有可能。这是我们做智库应当评估的情况。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大量缺乏。但是说回来，我把“一带一路”称为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品，正因为是公共品，大国实际上是要多提供一点，因为小国一般都会选择“搭便车”。大国要多提供一点，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金德伯格陷阱”。现在世界上都面临着国际公共品不足的情况。为什么叫乱世？“乱世”就是国际公共品不够了。以前是美国提供的。哪怕是在美苏冷战时期，世界也是稳定的，因为美国和苏联各管一半，苏联还是可以控制它的那些小兄弟，美国也控制它的那些小兄弟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苏联没有了，俄罗斯捉襟见肘，美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提供。因此，大家现在就看着中国，都盯着中国。我觉得，中国哪怕意识到有些地方要打水漂，但是作为大国即使打水漂也要去做，因为这是国际公共品，否则的话就没有国际秩序。
反过来说，中国如果这样去做，也能在公共国际事务上赚最多的钱；一样的，美国就是在全球化里面获得利益最多的。当然内部怎么分配，就像刚才徐景安老师所说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全球化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有效工具，内部怎么分，每个国家就不一样，欧盟有这个问题，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现在通过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也是为了解决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我昨天在广州开会。我认为，好多方面的农村贫困化是跟全球化相关的。为什么珠江三角洲成为一个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呢？就是因为农民工。而农民工跟农村的情况是相关的。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解决国内问题；不解决，全球化或者“一带一路”就走不下去。“一带一路”我觉得必须走下去，很多人觉得要赔钱，这取决于中国怎么做。做好了就不会出现赔钱的局面。
【听众四】：首先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次提问的机会。前面听了郑永年教授阐述的有关未来要建立亚洲规则。我想听您对这个问题更深的阐释。我们也知道非盟、欧盟都有一个非常成型的政治体，有政治意识规则这样的东西，但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特色，从东亚大中华到西亚的文明，怎么样来组合？我是从事经济工作的，我想听听您的一些看法。
【郑教授回答】：外资看好中国，因为其他地方的经济确实是没像这边好。中国尽管下行，但哪怕是到了6%的增长也是很好的，美国没有那么高，欧洲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中东更不用说，非洲、拉美还是太低。所以说，这一地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的形成，外资不断地进来仍然是大的趋势。我觉得中国外汇管制也没必要那么紧，还是一种信心不足的表现，没有多大的经济理性。
关于亚洲秩序，我不认为会成为你所认为的亚洲秩序。我们所说的亚洲秩序，基本上指的还是东亚、东南亚，就是世界银行所定义的秩序。我们很难把西亚、南亚包括进来。“亚洲”这个概念还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我自己研究国际关系。国际关系还是以大国为主，所以南亚是印度这个圈，西亚是另外一个圈，东亚实际上中国主导，还有日本。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今天没讲日本。中国当然是日本的受害者，但是我觉得对日本，我们也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中国真正崛起了，日本又会像在唐朝时代那样对中国做很快的调整。日本这个国家你如果去看看，近1/3的人已经是老年化。你想象一下20年以后的日本怎么样？可能满街都是机器人。所以，“亚洲秩序”我还是指东亚、东南亚这样一个秩序。
【听众五】：郑永年教授，刚才你说解放思想。我是一名老师，我老婆是马来西亚麻坡人，她告诉我中国的英语老师的很大一部分人说不了英语。很多人想出去出国留学。您觉得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教育怎么改革能更符合中国的中国情？您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您也是做教育的。
【郑教授回答】：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太大了。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搞不好当然主要是体制上的毛病，这个体制毛病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光是政治上的毛病，也是刚才你们所说的那个文化上的毛病。首先从体制上说，我是非常同情中国的教授的。中国现在的教授在我看来都是知识的“奴隶”，每年都要写很多文章，结果抄来抄去，哪有时间来思考问题。我在哈佛当博士后的时候，一位名教授对我说，我一辈子能写两三篇好的文章就了不起了。现在中国的大学要求教授每年都写出好文章来，这是很荒唐的。包括博士生要发表了文章才能毕业，多么荒唐！现在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这个文明，我现在非常担心。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知识分子都能保持自己的“良知”。现在商业革命一来，大家就纷纷投降。以前朱自清先生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我们大部分人现在两斗米都折腰了。一个教授没有独立思想，不能光怪政治。很多人就说这是因为政治控制太紧，我觉得这过于简单。我又举反例，俄罗斯的文化从沙皇到斯大林，如果说专制的话，比中国控制更紧，为什么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能够那么独立，创造出他自己独立的思想呢？我们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还有我们的家长有问题。我们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自己不努力但希望儿子成龙。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有问题。我们家长如果自己成龙的话，儿子也会都是龙；现在我们家长自己不努力，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当然学生也有问题，现在学生考试考得越来越好，但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在中国读到大学和研究生，再到美国读博士。我这里不能展开讲，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没有思考能力。我们太会考试了，前段时间我在凤凰台看到你们在讨论衡水中学的问题。我太有感触了。一些学生考试是满分，但是不会做人，不会独立思考。我们的教育制度真的要改。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我找不到一个词，废品加工厂就是把废片加工成好的，但我们的学校则把好的加工成愚蠢的。
【听众六】：郑教授你刚才提到台湾问题75%已经解决就戛然而止了。我的问题是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和台湾和香港的勾结问题，你能不能再展开讲一讲？
【郑教授回答】：台湾和香港问题，我刚才说了台湾问题是台湾人的问题，香港问题是香港人的问题。我们要反思。现在香港竟发展出了“独立的力量”。香港我经常去，我绝对是反对香港的激进运动的，朱文晖先生在香港工作，更有经验，更有发言权。我去台湾，感觉也是一样。我对这帮年轻人是非常同情的，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好的工作，接受了高等教育，做什么？他们只能去“造反”。我在新加坡工作，以前我们的老板是吴庆瑞先生，他是新加坡以前的副总理，他有一句名语，就是不要过度教育，过度教育都是培养革命家的。台湾、香港两地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怎么办？只有中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这次提的“港珠澳大湾区”就是这样一个方法。我们以前那样的经贸整合，象“更紧密贸易伙伴关系”是有缺陷的。刚才说全球化，而香港、台湾的全球化跟中国大陆有关，两地得了很多好处，但是好处都是跑到象李嘉诚那样的少数几个人手里面，大部分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有些人还成为了受害者，因为大陆很多富人去香港，房价都起来了。你要这样去想，如何去解决年轻人的问题？
我们不仅要有经济整合，更需要建立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服务业市场、社会保障市场等等。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共同房地产市场，允许他们（香港人）来广东买房子呢？刚才提到欧盟，那么多的主权国家内部都能建立一个欧盟，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内部版的欧盟呢？欧盟的问题不是说它的原则有问题，它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来协调，内部每一个都是主权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能统一。但是，至少香港、澳门和广东的城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如果把这些做好了，政治只是最后的一点问题。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来解决香港问题。
我们好多事情都没有做，没有做好。例如香港的国民教育问题。国民教育早就应该开始了，不是出了问题之后才开始。但一开始做，有些地方又很左。他们在做的那个教科书，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即使放到中国大陆，也会有好多人抵制，更不用说香港了。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好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到现在为止，香港的安全问题还没有掌控在我们手里面，还是掌控在以前的一些殖民体制手里。我们要推23条，但23条明明推不动，你能不能把它分开来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接受外国政治资金是不容许的，美国不容许，欧洲不容许。你就把英、美的法律拿过来放到香港就行了，香港人就不会反对。我们的工作自己要有反思，不能光怪这些人；如果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去理解，我们能找到更有效的方法。
【听众七】：永年教授，您好，我们有一家企业在非洲，现在有很多问题，看到一些商人或者是企业都喜欢扎堆，比如说同一条街明明只有这么短的路就开了五家超市，中国人的小商铺，同样卖百货杂货的，不到半年就倒闭了两三家，其他行业也是会有同样的现象，喜欢扎堆，您是怎么看呢？
【郑教授回答】：这个问题在东南亚也非常严重，中国人自己跟自己竞争，无论是国企之间或者民企和国企或者民企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有关方面也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你看日本企业、韩国企业，他们“走出去”就协调得非常好，绝对不会在他们自己企业之间互相恶斗、恶性竞争，但中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国家至少有一个协调者。当然，我觉得，我们太强调行政权力，日本商会、韩国商会，你到各个地方去看看，他们协调得非常好，企业之间都互相协调好，我们老是用这种权力来协调反而协调不好。我们现在为什么强调社会组织或者商会组织扮演作用呢？“一带一路”也是这样。“一带一路”如果光有国有企业“走出去”，而没有民营企业的配合，那么会做得非常的辛苦。我想，这也是我们智库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听众八】：郑先生好，我是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的副总召集人吴海宁，我也是凤凰卫视的社会观察员，我记得在凤凰卫视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社会正能量节目的时候，专门谈到了，你现在如果有100万的话，你会去做什么？我是做实业的，我们在90年代，如果有100万，就去做机器设备，去做实业，要实业救国。我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针对现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巨大的这种反差。现在大家知道中国以马云为首的电商，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是非常激烈的，最早是冲击工厂，现在连那些店铺，大家看到很多店铺很萧条，经营类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在想未来是不是满大街跑的都是快递小哥，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有什么实业去做，我也是商会成员，我们这些商会成员现在凑在一起，不是像以前讲怎么样去做工厂，都在讲怎样投机，怎样去买房子赚多少钱。我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对中国未来发展有非常巨大致命的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如果现在有100万还有谁去做实业。谢谢，我想问一下郑教授对这个是什么态度？
【郑教授回答】：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我说中国现在的几大失衡，高端制造业与低端制造业之间、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互联网和实体经济之间。但是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互联网也是实体经济，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互联网怎么变成实体经济？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暂时现象。中国现在人均GDP8000多美金，哪怕是我们要走到今天台湾的水平即2.3万美金的水平，不是说这种虚拟经济能拉上去的。中国今后的几十年还需要大量的实体经济，为什么现在他们在做虚拟经济？说好听一点，就是中国政府要培养新一轮企业家。为什么马云那样的做法走不到美国去、走不到欧洲去呢？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有严苛的规制。中国为什么没有规制？“放他一马”，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并不是说法律上的困难。一有规制，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是政府考虑到要培养某一类企业，现在国家给他们放一个口子。这可能是暂时的。
【听众九】：我问两个比较接地气的问题。第一个是在全球以及中国，在3-5年里面我们整个经济走势的预判，以及在这种预判下我们的投资方向是什么？包含的不限于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种货币等等。第二个问题是近期我国做了最大规模以及最严厉的房价严控，3-5年房价的走势预判是什么？
【听众十】：我的问题就简单，郑教授和朱博士都希望回答一下，我想请你们俩谈一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是什么？标志是什么？
【听众十一】：请问一下郑教授，你在境外媒体上也是很活跃的人物，在大陆也很受欢迎，你的优势就是既了解境外的一套话语体系和逻辑，也了解大陆的这一套逻辑和话语体系，这的确是你的优势，你在自学的时候或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在方法论上会不会有冲突？想了解一下。
【听众十二】：两位老师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合作前景其实是很广阔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美国这么放开来跟中国合作，中国可能会当老大，这个会不会有矛盾？如果中国继续再全球化，很有可能这个趋势是会超过它的，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方面的矛盾？
【郑教授回答】：对中美关系，我们有一个幻想，认为中国马上要超过美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假问题，即使超过了又怎么样，现在美国本身就比中国大又怎么着？这个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中国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我们现在人均GDP是8000多美金，美国是4万多美金，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各个方面还是最强大的，美国的资源要比中国丰富得多。我们再说美国的体制，特朗普这么干，这个体制还是运作着。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制度化低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出大问题了。美国的体制力量还是很强大。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模式或者发展路径，不是说一个上去了一个就是牺牲者，这是零和游戏的概念。习近平说太平洋之大能容纳中美两个国家。我想，太平洋之大也能容纳中美两个体制。
投资我不是很懂。中国的经济走向，我还是比较看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已经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中国现在所碰到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并非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中国好多经济问题可能只有25%取决于经济因素，75%取决于政治因素。中国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我前段时间也在想，如果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救这个党，那么十九大以后应当要救经济。我想共产党也是有这个能力把经济做好的。但是，房地产我不看好，中国房地产完全是过度了，房地产的泡沫最大。我上次看到一个数据，哪怕是90后现在有70%多都已经给他买好房子了。你去看中国的二线、三线，房子大量过剩。中国共产党应该学新加坡实现居者有其屋。我们算过，不算农村（农村有的住房面积更大），光是城市现在的存量，每个人都有40多平米可以分。房地产如果做得好，便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非常大的基石；做不好就会拖累经济。就看现在领导人是怎么考虑的了。
有关做学问，我自己感觉到一点也不矛盾。做学问就是要理解中国，要理解西方，有条件来理解中国，又有条件来理解西方。假如说中美关系，我是觉得，你越了解，你越能找到中美之间共同的话题。前段时间我们争论有没有普世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学术界追求普世性的语言。当然我们说美国的东西、西方的东西是普世的，这是错的，因为中国也有普世性的东西。我觉得，你越了解这个世界，越会发现普世性的东西很多。我不认为中美之间有多大的冲突，我们吃饭可能一个用叉子刀子一个用筷子这种区别。我也跟我的学生说如何做中国研究的问题。我研究中国，被人家称为中国问题学者，但是我的书房里面，85%的书是关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很重要。你如果研究中国光看中国的书，永远成不了中国问题专家；你要去看美国的、欧洲的、拉美的、非洲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只是我们没条件，就没办法；有条件就必须去做。认识东西方，一点也不矛盾。
朱文晖博士在马洪基金会2017年春季理事报告会上与听众精彩互动
【听众一】：，我是律师，我的问题是朝鲜方面的，我想请教一下朝鲜会不会打仗？如果打的话谁会先动手？
【朱博士回答】：打仗是一个很技术的活，朝鲜拖出来那些东西很多可能是模型，不管是真是假，都没有经过试验，它现在有了核武器，但有没有小型，有没有投射能力，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真的——175毫米谷山大炮，可以打100公里，是朝鲜几十年长期威慑南边的重要武器。这种大炮可以直接打到首尔，按照推算，在它被摧毁之前每门炮可以打三发炮弹，假设突然袭击，它可以先打你，如果说美军先发制人，可以全给你炸了，但如果他先动手，至少发一炮还是可以的。但美军可以切断所有的无线指挥和电力，让你的作战命令下不来。
美国人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我相信美国有各种军事预案，但真要动手的那个预案可能还没做出来，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实施斩首行动，要进入地面部队，它一定是把这个国家摸透，一定要摸清目标，内部一定要有足够反对势力支持他，他才动手。美国打萨达姆的时候已经是完完全全摸得一清二楚，他动手了，动手就一定会胜利。对于伊朗和北朝鲜来说它们最麻烦的就是没有摸清，所以军事计划可能还在继续做，但是特朗普现在下了决心，而且似乎也说动了中国。
我认为如果美国要打朝鲜，还得做进一步的军事准备，至少在目前阶段还不成熟。
没有民营企业的配合，国有企业“走出去”会做得非常辛苦。我想，这也是我们智库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听众二】：我们知道非盟、欧盟都有一个非常成型的政治体，有政治意识规则，有关未来要建立亚洲规则，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特色，从东亚大中华到西亚的文明，怎么组合？我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从去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大幅下跌，我想听听朱博士的看法。
【朱博士回答】：去年的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是官方储备下降，都转到5万美元的个人账户里了，因为有外汇管制出不去，没有离开中国。你换5万美元很容易，但是你想转到香港来就不那么容易。今年第一季度有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和去年正好相反，去年第一季度外部对中国非常悲观，但中国表示还行，因为中国看惯了，就那么回事，但是今年正好相反，外部对中国特别乐观，中国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俊说他去推销中国的债券，新加坡，纽约、伦敦，开了三场，1000多个外国投资者极其踊跃，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专门又讲了我们要做债券通，从现在基本情况来看，如果说汇率要贬的话，外汇管制是没用的，因为你管住1块钱不让他出去，就有3块钱不敢进来，如果说大家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了，那3块钱进来了，你这1块钱放出去它就流动起来，就像前面的情况一样。
从3月份以后，我接触了几个人，他们对中国经济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是发展中心的刘世锦，一个是曹远征，马洪基金会都请他们来做过理事报告会，还有一位是马俊，曹远征是中国银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银行内部很多数据，他能看到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数据，马俊是央行那边的，他也有很多数据。我原来也对这个事情不以为然，但是我见过他们两次之后，他们最关心的那个数就是PPI，这个月还是7.6，国内主流舆论分析就说7.6已经比上次7.8要下来0.2个百分点，而且环比不是那么高，所以表明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这一轮反弹就过了，他们都认为其实都不是，因为PPI一上来之后大家就会增加库存，因为它涨价了，一增加库存就会开工生产，利用率就会极大提高，开工生产之后就会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外国人分析很简单，一个是考虑这个事，另一个一个是十九大以前绝对不会出事，所以他们就倾向于这个阶段要把钱放到中国来，至少赚利率，因为你的汇率是比较稳定的，我看到最短期是这样。
【听众三】：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您能不能再展开讲一讲？
【朱博士回答】：香港问题比较复杂，我感觉香港的公务员无所作为，是守成的，我跟公务员打过很多交道，尤其以前我们跟万达还有张院长做研究的时候。我跟他们打交道时候，这些人最大的时间浪费在辩护现有的政策的正确，不会解放思想，墨守成规，所以他不像新加坡那样是开放式的。
我大概是五年前去了一趟新加坡，是一家投资银行请我去的，是不同机构的基金、客户经理，大概见了10波人，都是年轻人，30岁左右，他们开始流露说不喜欢李光耀，不喜欢人民行动党，不看好李显龙。那天晚上正好是新加坡国庆，李显龙发表讲话说：我们给年轻人房子住，有大学上，大学毕业之后还有工作，而且收入还不低。我马上就联想到香港，现在香港的大学入学率从95年以后就没有增加过学额，总共就是15000个政府公立的大学生，这个相当于当年应届生大概20%-25%左右，深圳都不止这个数，这就折射出一个不作为的政府，因为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应该把入学率提高到相应的水平，而且大学里面最流行的是社会工作系，就是鼓动人去闹事，而且行政学系就是干这些事情。
对年轻人来说，香港政府取了个巧，大概2000年左右，很多人上不了学，但是大学又没有钱，当时还有金融海啸，政府没有钱，说你们考不上大学的我们可以到大学里面设学院来读副学士，读两年之后其中的10%可以升到大学第二年，刚开始一想很好啊，但是没想到它有一个后果，就是90%的人怎么办，这些人其实没这个能力，虽然上了大学，却没有社会前途，最后还花了钱，这就是香港现在的矛盾。
【听众四】：我的问题，一是中国近期出了最大规模以及最严厉的房价调控，3-5年房价的走势预判是什么？二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是什么？标志是什么？
【朱博士回答】：领导人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结果大家炒的更多了。中国经济怎么转型，我最近有一个新的印象，我经常坐飞机，因为坐的多，就老去贵宾室，最近这一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贵宾室里面来了好多30岁左右的人，而且特别忙，他们觉得中国前景特别广阔，他们业务特别繁忙，做基金、创业创新等等，其实深圳就有这么一批人在这里。
在博鳌论坛的时候，我们一个同事采访一位日本很有名的教授、大学校长，我说你问问这位校长，日本经济不行是不是就因为年轻人上不去，年轻人做创新的很少？校长说是，他说日本人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但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我们有时候可能用更多传统的思路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钢铁，我们去年反复的去库存，去到最后出现一个钢价涨的非常厉害，没有钢了，地下钢出来了，地下钢就是没有经过环保测评的，点上火就能生产出来，也卖出去了，因为需求变了。
我刚才为什么总强调PPI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数据表明基本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又跟全球石油价格有直接关联，一旦大家开始进行商业库存的时候，它整个供求端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所以这个时候经济政策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现状看，中国经济其实非常复杂。
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一代人所看到、所享受到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在20年前能想到的，谁能想到我们现在开着车，住那么大的房子，当然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和现在能做出的预测有不同的轨迹，比如说对房子的需求，一般大家想的是一套房，北京户均好像是3-4套房，但是北京房价现在还在涨。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不止一套房，正常的需求他应该不止一套房，真的是到了习近平提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时候，一个家庭应该有三套房。比如说他在深圳工作有一套房，老家还有一套房，有点积蓄了去三亚投资一套房，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样一来可能全球供求关系又将出现一个巨大变化，当然房地产对于一个国家，尤其东亚国家是一个最大风险，你们看日本、香港、台湾都出现过巨大的泡沫，破灭之后爬不起来。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调控得好，因为政府提供公益房比例太高，而且商品房调起来毫不留情，没有什么既得利益，所以这个好调。但是我还是从机场贵宾室那些30岁的年轻人中看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
朱文晖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主要媒体报道
2017 马洪基金会春季理事报告会召开
深圳晚报 2017年4月16日 杜婷
4 月 16 日，2017 马洪基金会春季理事报告会在深圳中国脑库 CDI 大厦举行。本次会议汇聚了百位国内经济领域知名经济学家及学者，解读经济全球化前沿趋势，探讨实体连锁全球化方向。
本次会议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马洪基金会”）和深圳商报社联合主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支持，逸马集团协办，会议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
此次春季理事报告会上，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作了主题为
“2017 年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的专题报告，分享了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趋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著名主持人朱文晖进行了总结点评。
据悉，本次报告会还汇聚了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逸马集团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连锁研究所执行所长马瑞光等知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展开高端思想碰撞。
马洪基金会在深圳银湖举办2017春季理事报告会
今日头条 2017年4月18日 瞿斌
2017年4月16日，在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马洪基金会2017春季理事报告会”。邀请到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郑永年教授就“2017年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做专题报告。并邀请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时事评论员、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朱文晖博士担任点评嘉宾。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担任大会主持。基金会理事、名誉理事、市决咨委、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百人会的专家们，来自深大、南开大学深圳校友会、南开研究生院、深大研究生院、宝安党校等各高校的师生及对中国国际经济形势表示关注的朋友和媒体代表等200多人济济一堂，聆听了这场精彩的报告会。
报告会首先由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致开幕词。李罗力理事长在致词中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同时期待两位重量级的嘉宾给大家奉献一场思想的盛筵。
本次报告会由逸马集团协办，逸马集团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连锁研究所执行所长马瑞光先生在致词中对李罗力理事长表示感谢。他认为大健康和大消费产业在近些年都受到全球化第三次大变革和互联网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资源整合已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我们一定要有大局观和敏锐的商业感。他还认为郑永年教授国际化的内容、全球化的视野，肯定会对这些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在面临诸多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战略问题时，应把握一个主要方向，他将其生动的概括为“两条腿一个圈”。“两条腿”为新型大国关系和“一带一路”，“一个圈”为周边外交。
郑永年教授说我们需要弄清楚“一带一路”的最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一带一路”的战略是成功的。他强调中国要恢复大国意识，要有大国自信。他称赞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战略是具有开放性和改革性的。他预计未来的世界将走向一种新型的帝国时代，而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东方古国也将创造一个新型的大国，与各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有听众向郑永教授提问为什么文化的价值在中国模式论述中没有体现，该如何正确的在国际上推广中国模式，引领“一带一路”文化？郑永年教授回答到因为文化的范畴太抽象，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相结合，故不单独讲文化。而中国模式的推广他认为要与时俱进、要有特色、要具有全球开放性。
互动环节气氛十分活跃，听众踊跃提问，专家详细作答，引来听众们的阵阵掌声。在郭万达副理事长的精彩主持下，“马洪基金会2017春季理事报告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