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应邀参加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暨中国社会智库发展论坛。马洪同志是经济学大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深圳综改院两大智库的创办者，对中国经济学和智库的发展居功甚伟。
我不是马老的学生，但我受益于马老，可能比他的一些学生还多。80年代中期，我分析当时指导企业改革的“两权分离”理论有局限性，提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价值形态所有权与实物形态所有权“两种所有权分离”，国家以投资公司方式主要控制企业价值形态所有权，赋予企业实物形态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分类指导，参与市场竞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形成混合所有制。这一观点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80年代中期，与中央文件提出的“两权分离”不一致，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是马老从1986年刚创刊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看到我的文章，特别推荐给当时我的所在单位国家经委，使我研究经济理论的信心大增，为我后来的发展铺垫了基础，因此我一直对马老存有感恩之心。
接下来，我想对智库的发展问题谈一些看法。我长期从事理论研究，担任过中国劳动科学院副院长、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对智库工作有一些切身感受。这几天认真学习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我觉得这是社会智库进一步发展非常好的时机，是社会智库发展的新时代。
简单说四个观点：
第一，改革开放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如果还搞计划经济，中央计划贯彻到省市，一直下达到企业的班组，单位与单位之间，人与人之间主要是上下级行政关系，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是上级单位的附属物，最多提出一些具体技术业务方面的建议，社会智库根本不可能建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市场主体形成了，与此相适应，有共同利益的市场主体需要组织起来进行维权自律，建立自协调机制。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政府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应与社会组织进行民主协商。这为中国社会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一方面，政府需要与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也需要对话。这两种对话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咨询机构或公共咨询机构----智库，进行协商。协商是平等对话，不是行政体制内上级听取下级的意见。由于整体与局部利益往往发生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发生矛盾，要解决而不是激化这些矛盾，应当允许智库代表各类社会群体发出真实呼声。这为社会智库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我认为，智库和智库之间，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政府的还是民间的，综合性的还是部门性的，一概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行政关系，这也是改革开放为社会智库发展提供的肥沃土壤。
第二，智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
一些学者提出，智库都要有独立性，不要受任何利益群体的左右，我看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都要在党领导制定的法律框架之内活动。现在有代表中央层次研究国家大政方针的，也有代表地方利益，代表行业利益，代表雇主利益，代表工会利益的智库。多样化的市场主体要求有各自的代言人，可以成立各类研究机构，形成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智库。多样性与独立性并行不悖，也可以说恰恰有了多样性才有了独立性，千人一面还有独立性吗？刚才项部长说中国智库的一大问题是“库多智少”，那么多智库众口一声，必然库多智少。因此，不能要求所有的智库都只能代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代言人，那样反而把智库的独立性抹杀了。国外智库是不是都超脱利益之争？刚才郭万达院长提到美国的“城市”研究所，我也访问过，我还访问了美国的“开拓”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对美国的公共政策的评价和建议就大相径庭。“城市”研究所认为“开拓”研究所更多地代表了金融界的利益。可见，独立性和多样性是并存的，不能因为强调独立性就要求所有智库都超脱不同利益群体，实行统一的标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可以通过自设研究机构，也可以通过公共研究机构发表自己的声音，关键在于这个声音能否真正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样民主协商机制才得以真正成立。
第三，智库的财务独立性与思想独立性。
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治理要有社会性。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要实行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将来大量的研究机构，除了政府直接举办的研究院所，其他绝大多数智库都应适用这一原则。政府提倡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前期研究和中、后期评估，可以委托各类智库或中介机构，政府自己不要养机构，养人。当然，政府办研究机构还是必要的，各国政府部门也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为了增强独立性，更应该注重培育民间智库，而购买服务将使智库的独立性提高，因为智库与政府是平等的交易契约关系，你出钱，我出思想，这就比较平等。
政府出钱办的智库应该有思想独立性吗？我认为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说，在朝廷之上与天子论可否的是宰相，与天子论是非的是谏官，因而“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可是谏官的俸禄是皇帝给的，财务不独立，怎么敢与皇帝论是非？这是封建王朝从长远执政考虑，专门设立的官职，也可以说是监督天子的制度。对这个问题再深想一下，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政教分离的，这才有了“文死谏”的空间。但实际上这个空间是很狭小的，还是取决于天子本人的开明度。不砍魏征老儿头的李世民有鲜有，而“出一言盈庭称颂，决一策四海讴歌”才是皇上的常态。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党和政府要从长远执政的战略出发，即使是自己出钱办的智库，也要让他们能够发表相对独立的声音，让他们真正收集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民意，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四，智库的智能化与专业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治理有四化，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法制化问题，前面涉及了。智能化和专业化很值得智库重视。专业化要求智库有专业人才，专业方向。我们当然需要综合性的智库，现在比较缺乏的是专业方向明确的智库。往往是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绝大多数智库就热热闹闹地研究某个问题。人口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人口专家，就业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就业专家，金融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金融专家，贸易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国际问题专家，养老问题突出它又成了社会保障专家，甚至它还可以跨界到自然科学领域，成为生态和新能源专家。一个智库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某个方面问题深入研究，全面了解国际经验教训，真实把握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有理论根据，有实践案例，有详实数据，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已经很了不起了。当前一些智库浮躁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缺少专业性方向定位。
智能化是社会科学智库比较忽视的。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并将进一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搞社会科学的对此往往重视不够。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叫做“灭你和你没关系”。互联网、人工智能创造了许多新业态，同时自然淘汰许多旧业态，对就业岗位和生产组织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近期阿法狗零抛开人类三千年积累的围棋谱，仅仅按围棋规律从零开始，自己与自己下700多万盘棋，总结出一套围棋下法，居然100：0全胜阿法狗大师。阿法狗大师也是机器人，但他是学习人类棋谱成长起来的，已经打败中日韩所有围棋高手无一败绩了。这说明人类在探索客观规律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类智能运用到智库会如何？明天或后天，当人工智能积累了海量统计数据与实际案例，他们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分析和建议是否比我们高明千百倍？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迫在眉睫。否则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这类智库就被淘汰了。而掌控、运用好人工智能互联网，智库的水平就会提升几个数量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