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 独立学者 柳红 在2017年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所写，
收编于《十载追思 光辉垂范》一书
我也出自工经所，1985级研究生，可以归在马洪老师门下，过去十余年，做1980年代研究，对于马洪有了较深地理解。
我想补充一点。人们对于马洪在工业经济领域，产业结构、产业政策，迎接新技术革命及我们的对策和创办智库等等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于他在引进美国工商管理教育方面的贡献较少提及，甚至鲜为人知。
事情缘起于39年前的此时，1979年10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麻省理工学院、宾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五所大学的管理学院邀请，马洪担任团长带领中国工商行政代表团赴美考察美国的管理教育。顾问薛暮桥，副团长孙洪志（鞍钢副总经理），廖季立、梅行、蒋一苇、何建章、戴鸣钟等，对美国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深度访问考察（1979年10月8日至11月3日）。足迹所至，有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印第安纳波利斯、布鲁明顿、韦恩堡、达拉斯、旧金山、帕累·奥尔托等，参观大学、研究所，公司、工厂、农场和商店。
我从蒋一苇先生的访美日记中，看到了马洪的角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访问期间就向团员们提出了要编写一本书，向国人介绍美国的管理教育的设想。
柳红
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访美归来，马洪先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题为《美国经济管理教育》，他说，战后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有较大发展，是因为在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经济关系调整、管理水平提高等方面有了许多新举措，其中有不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继而他主编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通过对美国管理教育的历史、特点的考察，详细介绍其做法，包括课程设置，考试方式，教学特色，以及培训中心，机构等等，在该书前言中，他写道：管理现代化是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培养经济管理人才是我国当务之急。
这本书，直到今天看，都很有价值。一共十章：1，美国对企业管理和企业管理人才的重视；2，管理专业教育的体系；3，管理专业的学制；4，管理专业的课程设制；5，管理专业的学生概况；6，管理专业的教学方法；7，管理专业的教师队伍；8，管理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9，系统工程专业；10，美国公司对管理人才的培养。书后有6个附录：一是哈佛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学位教学计划（企业管理学博士、企业经济学博士）；二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位教学计划（工商管理学硕士班的两年课程计划；法学博士及工商管理学硕士教学计划）；三是宾夕法尼来大学沃顿学院管理与技术双学位教学计划；四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隆校友班教学计划；五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行政人员班教学计划；六是印第安纳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实践”专题讲习班教学计划。
马洪是特别务实的人，凡事基于中国实际，将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引进，学过来，马上用。在怎么利用美国的管理教材上，他动了很多脑筋。1984年，马洪支持蒋一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为教学基地，举办全国经济管理刊授大学，共4期，培训4万国有企业在职管理人员。另外，在大学体系里，先是开设系统工程专业，像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上海机械学院的戴鸣钟校长，就与斯隆管理学院合作，在自己的学校里设立了系统工程班；继而各个高校也开始设立工商管理系，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点。并非所有这些起于马洪，但是他在将管理纳入科学轨道，引进、介绍、强化管理教育上的开创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而管理教育和培训的兴起，逐渐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从工人中提拔，或是从老干部和复员军人中挑选管理人员的陈规。
此外，我还想谈一个话题：马洪与1980年代研究。我这些年大量搜集第一手资料，比如，收藏有1983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新技术革命与我们的对策讨论会的全部简报。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想要我手里的资料，他们要做发展中心史。但是，后来得知他们只做1985年之后，也就是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之后的历史，而不做1985年以前三个中心创立时期的历史。而我恰恰觉得早期历史相当宝贵，不保存这段历史是非常遗憾的。还有，我们工业经济研究所计划为明年成立40周年做口述采集，但是似乎对早期的历史兴趣也不大。这些都使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怎样对待历史？
我曾经听一位汉学家说，不少人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9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世人对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史非常不了解，不知道有过一个辉煌的1980年代。这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的发掘、保存、研究不够所致。而在很多人心里，80年代，是中国少有的激动人心，有蓬勃理想，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在改革上着力，且视野宽广的时期。如今，亲历者或逝支或老去，如若不抓紧采集历史，历史，可能就没有了。我们活着，还能见证马洪是怎么样的人，做了什么事，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马洪呢？即使知道马洪的这些人健在，马洪的历史都没有被足够地认知，没有被足够地评价。我们实在不能轻薄慢待那段历史。所以我想，当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时候，我们还有些事情可以做，这样的历史毕竟是改革历史的一部分，总还是可以做吧。
刚才大家提到做马洪研究，我想是不是可以建一个马洪图书馆，让历史永久地存留在那儿。朱嘉明说他有那么多笔记，我们将来把它们都放在那里。这样我们也能够为历史留下点东西。其实为历史做就是为未来做。
最后，我想念一段蒋一苇的日记，一个小花絮，这是1979年10月6号访美途经法国时所写：“我们一行之穷酸像真太可怜了，梅行等想上厕所，先派翻译去了解是否收小费，探明不要才去，因为不敢花钱喝饮料，据了解一瓶汽水5法郎。在厕所里喝点自来水，又怕被外国人看见而笑话，一见外国人进来立即停止，堂堂几位大官员，穷酸如此，真是可笑又可怜。老马说回国写总结时，一定要把这条总结上去。”
中国改革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步的，看看这40年是多么值得回顾、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