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势2015—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
编者按：2015年8月29日下午，由马洪基金会和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的“问势2015——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在银湖CDI大厦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报告会由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主持。出席报告会的有马洪基金会理事、名誉理事、深圳智库百人会成员、综合开发研究院和社科机构专家学者、深圳各界人士及媒体代表等二百多人。
2015年是我国完成“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也是承上启下为“十三五”布局谋篇的关键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既要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更要着力抓改革、促转型、调结构、抓创新。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如何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摆脱“产能过剩”、“综合成本上升”的困境？如何看待中国的金融形势，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否继续良性发展？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中国改革应在哪方面再取得重大突破？如何看待深圳，深圳在经济转型和创新方面能否再次成为中国的示范窗口和排头兵？如何看待深圳改革，深圳改革在哪些方面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如何看待深圳与粤港澳的合作,粤港澳合作又有怎样令人期待的前景？
主要精彩观点汇编
余斌：房地产投资今后可能零增长
● 精彩观点 ●
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是7%左右，我们认为既然是7%左右，略低于7%的增长应当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与活力，则可避免系统性的风险。
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如何？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在“问势2015”报告会上指出，尽管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下降，但整体却呈现出“调速不减势”的态势。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与活力，则可避免系统性的风险。
至于今年的经济走势，余斌预测如果政策效应进一步地释放，则全年预期目标有望实现，但7%左右的增长目标意味着“略低于7%的增长应当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
调速不减势
四大转折性变化值得关注
尽管从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下降，但从整体数据来看，国内经济却呈现出“调速不减势”的态势。
余斌列出了四大转折性变化：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013年，城镇户均住宅超过1.05套；2014年，地方政府高负债难以为继，国务院出台43号文着手治理；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过去30年平均为GDP增速的两倍，回落至低于GDP增速。他表示，这四大转折性变化及其叠加效应，是近年来总需求增速持续收缩的主导性因素。
“眼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结束，原有动力逐步衰减，新的动力需要培养。”余斌说，过去地方政府全力抓大项目、抓招商引资就能实现快速发展，而现阶段，原有的利益机制被打破，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如何探索、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很多地方干部感到没有思路、缺少抓手。余斌认为，要想实现创新发展，挖掘新增长点，唯有靠市场来解决。
下行有压力
房地产投资可能零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呈现出需求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等情况，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余斌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主要表现在投资这一块。
据余斌介绍，投资领域主要可分解为四个部分：制造业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三分之一；房地产投资今年以来占的比重下降到19%；基础设施投资占的比重22%；其他投资含农业、采矿服务业投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投资仍然处在进一步下滑的过程。
“从2000年到2013年这14年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平均增长是24%，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以后，去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长处在大幅度下降的过程中。”因此，余斌认为，如果今年没有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房地产投资有可能会达到零增长。
对于今年GDP增长7%的预期目标。余斌预测，如果政策效应进一步的释放，三、四季度经济下行的压力缓解，则全年预期目标有望实现。他还说，“今年的GDP的预期增长目标是7%左右，我们认为既然是7%左右，略低于7%的增长应当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
供求再平衡
防止减速恶化为失速
余斌指出，2014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供给、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
余斌说，由于大量过剩产能不能有效退出，供给大于需求，导致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价格大幅下降，PPI负增长。当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的时候，企业利润滑坡，然后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并通过占用资金提高贷款利率等渠道影响到其他行业正常发展，这是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效益弱化的根本原因。
余斌表示，过去，中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现在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大幅度提高。在消费层面，过去老百姓是以买房、买车为主，现在是以购买服务业的产品为主。在投资当中，过去是以“铁公基”为主，现在则要以增加公共产品。
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结构调整的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的逐步消化，决定了经济运行将持续承压。积极引导市场预期、重视短期需求管理是必要的，可以延缓经济下行趋势，防止减速恶化为失速，但需求扩张空间有限，代价高昂，有些措施副作用明显。
在余斌看来，当前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升级，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
与危机赛跑
避免系统性风险靠改革
余斌称，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与活力，则可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可如果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或许就需要一场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调整并适应新的环境。
余斌说，2013年，在居民最终消费率方面，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未来中国一定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将会带旺很多产业，为很多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会。
“深圳近些年来经济表现非常抢眼，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走在全国的前列。”余斌进一步分析表示，2013年中国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美国只投入了1.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却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中国和美国在农业领域的差距可见一斑。
余斌说： “过去30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通过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工业制造业与国际接轨推动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来推动、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现在中国无论是第一产业农业还是第三产业服务业，都面临重新改革
、重新与国际接轨推动发展、提高竞争能力的过程。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可能出口是下降的，投资的增长可能是下降的，但是未来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余斌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石小敏：警惕出现资产负债表危机
● 精彩观点 ●
资产负债表危机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过去货币超发、固定资产投资超大、政府主导投资导致了这样的债务链条，新常态下必须要直面危机，跟过去的发展模式告别。
“经济出问题时有两大金融现象，一是钱很多但钱很紧，二是增长下降、利润下滑，利率反而仰头向上，高利贷猛增。第一个金融现象为各国共有，第二个则是中国目前所独具。”8月29日的“问势2015”专题报告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认为，资产负债表危机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过去货币超发、固定资产投资超大、政府主导投资导致了这样的债务链条，新常态下必须要直面危机，跟过去的发展模式告别。
债务远高过资产的增长
石小敏开门见山地说，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其实都是“资产负债表危机”，由于资本市场运行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爆发、市场出清的过程中，资产很快“灰飞烟灭”，负债却由于“救市”的保护，不能与资产的蒸发同步减少、核销，因此在政府、企业、家庭三个层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恶化。
石小敏表示，中国近年来也进入快速的债务增长阶段，债务远高过资产的增长，社会上比较认可的数据是中国债务大概在150万亿人民币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中国GDP的240%到250%。而中国资产负债的特色就在于国有和政府的比重太大，远远高过一般的发达国家。“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在中国的语境下有的时候不好区分，地方融资平台算企业，但实际上也属于政府。我国150万亿的债务每年还本付息额需40万亿上下，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在石小敏看来，货币超发、固定资产投资超大是中国特色资产负债表危机的经济原因，而这种投资模式也导致效益不足。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我国实行的是“扩大投资保（稳）增长”的战略，2008年以前主导型战略叫做招商引资制造出口，2008年以后把投资的重点转向内需，即城镇化投资和建设。
“中国的M2超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石小敏表示，2008年末中国的M2只有47万亿，到2014年末大约是135万亿。中国的M2在2012年年底约占全球M2的27%，2014年末中国的M2跟GDP相比超过了200%，同期的美国M2大概在80%~90%。
既然国家发了那么多钱，那么这些钱用到哪儿了呢？石小敏表示，2009年以后，大量的钱用于投资。从毛投资率来看，2003年到2008年平均为49.8%，6年共计投资63.6万亿人民币。2009年到2014年的毛投资率年平均是71.7%，6年总计投资额212万亿。后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是前一个6年的3倍以上。
地价涨幅甚至超过房价
“2009年到现在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12万亿，相当于前六年的三倍以上，以前十几年、二十年，大约是三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涨一块钱GDP。2014年底，按照国家统计数字，投资51万亿，GDP增长4万多亿，等于是投资10块钱涨不了1块钱。”石小敏认为投资在增加的同时，效益却大幅度下降。
在石小敏看来，“城镇化战略”，其实质是扩大对城市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的投资。2009年至2012年四年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120万亿元以上，其中约有七成多投资投向或服务于“造城造房”。由于国内消费市场只及全球市场的二十分之一，根本无法持续有效地消化如此大的投资，很快就被“撑住胀死”了。
而这种城镇化投资链条可分为前段、中段和后段。前段指能源、原材料、设备制造等生产、供应商，占整个投资链条总额的约20%；中段是指开发行、铁路总公司、央企等中央级融资平台，以及省、市、县各级地方融资平台，约占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后段主要是指房地产开发商，约占25%。
“中段投资回报的重任在房地产开发商身上，他们不仅要为地方政府缴纳大量税费，更要忍受飞涨的地价，以确保地方融资平台用于筹资的抵押物不缩水。”石小敏说，房价涨、地价涨，之后成了地价涨推着房价涨，“面粉价涨得快过了面包价”，五六年的时间里，许多地方地价涨了10倍，房价涨了三到四倍，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也从一成多涨到三四成。
石小敏认为，“前段”的泡沫表现在产能过剩和庞大的扩能在建规模上，房地产开发商的泡沫则表现在三四线城市的“鬼城”和一二线城市的新房积压等。而“中段”来看，政府投资很大程度上是政绩导向，而非市场原则，资本回收主要来自卖地和房地产，“地县两级能占到整个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额的80%左右，他们的还款能力恰恰比省这一级还要差。”
“资金空转”等多种泡沫显现
“发达国家经济下行时，比如美国利率下降甚至变负了，而我国2012年的利率反而上涨。”石小敏说，我国债务链条到2013、2014年的时候已经大到什么程度？他举例说明，2014年中国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1万亿元，而国民经济核算表中“资本形成”却只有30到32万亿元，两者间近20万亿元的差额，除了土地购置外无法说明的部分，恐怕基本是“资金空转”带来的。所谓“资金空转”，即通过合规渠道审批下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一到手，便不得不拿出一部分资金应急还债去了。
“中国经济最大的泡沫在资金链条本身。”石小敏表示，从“保增长”到“稳增长”，利用高利贷稳投资，2012到2013年，全社会高利贷猛增，连续两年“社会融资总量”超过银行信贷增长量，出现了“全社会为银行打工”的现象，2013年，中国股市中银行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一半以上。
石小敏认为，经济越来越流转不畅，周转速度下降，甚至出现重大困难的时候，高利贷越来越多，加重了债务链条。债务的迅猛增长，迅速加大了全社会还本付息的压力，使整个资金链条陡然绷紧起来，于是出现了2013年6月20日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飙升至13%的事件。
“新常态”下要告别既有模式
石小敏表示，2014年国务院43号文显示，中央政府下决心捆住市县两级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之手，我国经济的调整转型从“扬汤止沸”开始走向“釜底抽薪”。43号文作为比较有力的政策纠错，表明中国经济开始告别既有模式。
“近来股市的走势，实际上是资本在用脚表达意见。”石小敏分析称，去年的股市往上走，体现的是恢复性反弹，再加上43号文的影响，原本资本市场上用于给地方政府的贷款进了股市，这样资金分配的效益相对要好一点的，但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转型的问题。
石小敏表示，深圳财政增长情况这么好，是因为没跟其他城市一样，从2008年起进入到大搞房地产投资和大规模建设的阶段。虽然深圳的房地产也很火，但房地产行业占深圳GDP总量的比例不到10%，很多城市的这个数字超过50%。
“债务危机拖得我们经济转不过来。2014年是很重要的转折点，中央提出了‘新常态’，实际上就是委婉地跟过去的发展模式告别。”石小敏表示，在新常态下，必须改变以往那种政府主导型、面向固定资产投资、以卖地和房地产为主的增长模式。
石小敏认为，“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是当下以及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隐患，也是经济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来自经济方面的最大挑战，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得有配套的经济改革。
石小敏 马洪基金会理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曹远征：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 精彩观点 ●
这几年宏观调控有个新词叫“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什么叫做系统性？是不要由于某种去杠杆的发生，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三个风险点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银行的坏账上升，二是影子银行债务违约，三是地方债务。
中国政府债务大概占GDP的比重不超过40%，这在全球是最低的；中国家庭基本不负债，唯一负债的就是房贷；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负债就比较重，经济下行会带来风险，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会出现问题。
在29日举行的“问势2015”专题报告会上，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金融“昨天、今天、明天”的故事。
曹远征认为，中国金融正处于风险释放的阶段，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是挑战与机会并存的时代。如果说中国金融要继续发展，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目前正处风险释放阶段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新阶段，一个是我们的速度变了，第二个是结构发生变化，第三个动力也在发生转化。”曹远征说，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企业变大后不仅需要短期资产，还需要长期资产。银行端、资产端出现了贷款债券化，如果从企业资产负债表观察，2002年的时候，中国企业的负债91.9%来自于银行，而这个数字去年大概不到50%。
中国进入这个阶段，人均GDP快速提高，成为中等收入社会。除了支持现在消费、未来消费外，还有闲钱，风险偏好出现极大的变化。在银行的负债端，出现了存款理财化。去年开始，银行存款急剧降速，银行为了留住客户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发放的金融产品超4万亿，出现了所谓贷款、存款遇冷的现象。
“再观察一下，中国现在进入新阶段，新阶段的标志是产能过剩”。曹远征说，去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资本项下对外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这是历史性的转型，中国正在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这也是此前股市火爆的背景。
在这个转型中，具有哪些新挑战？当我们看企业需要长期负债的时候，企业就会发行债券，其利率是长期利率，利率市场化就是挑战之一。如果说存款理财化、贷款债券化，意味着短期、长期要有个配置的问题，这个配置一定是跨市场的，因此混业、综合经营又是一个挑战。
“过去有中间干预，现在是市场报价，就出现了人民币的贬值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现象。”曹远征说，改革正在进行中，需求还在那个地方，不确定性的增加让风险凸现。这给我们金融机构带来深刻的反思，金融机构是干什么的？大家经常讲融资是利率问题，利率是时间价值，期限越长就越贵。中国金融正出现这样的变化是风险释放的阶段，它对金融机构的挑战，使金融机构第一次深刻认识到，它不仅仅是资金的沟通渠道，更是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前景安排。“这个时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是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年代。”曹远征说。
中国金融存在三个风险点
中国真正的金融风险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曹远征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2008年的危机是金融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
“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最重要的区别是用杠杆，大家买房都有房贷，到银行贷款必须有30%的首付，100万的房子给30万的首付，负债70万，你是100万的资产，资产负债表是杠杆的三倍。从巴塞尔协议来看，如果有8元的资本金就有100元的资产规模，某些金融机构的杠杆达到20倍到50倍之间，所以要监管。”
什么叫金融危机？就是快速去杠杆。曹远征解释，资产负债表危机就是快速去杠杆问题。杠杆在加成，突然某种原因造成杠杆衰退，就变成了资产负债表危机。资产负债表危机对任何一个机构都存在，只不过金融机构的杠杆最大，表现得最明显，因此称为金融危机。
观察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一共是四张表：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居民家庭。从这四张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来看，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超过40%，这在全球是最低的；中国家庭基本不负债，唯一负债的就是房贷；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负债就比较重，经济下行会带来风险，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会出现问题。
曹远征指出，如果说防范风险的话，就得规避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角度观察，这几年宏观调控有个新词叫“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什么叫做系统性？是不要由于某种去杠杆的发生，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三个风险点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银行的坏账上升，二是影子银行债务违约，三是地方债务。
首先，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正在上升，今年一、二季度，坏账达12.3亿元，而且今后还会上升。但在曹远征看来，这个风险是可控的，中国采取了最严格的资产负债，坏账准备率高。加上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只有坏账超过3%的时候，银行才会出现损失，才会有系统性金融风险，但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今年房地产下降很快，有人担心房地产会给银行带来大冲击，但实际风险不大。”曹远征进一步解释说，中国首套房首付标准为30%，二套房达40%以上，只有在全国房价同时下跌30%以上，才会有大面积的违约出现。从全国角度来看，这种几率很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仍可持续。
至于第二个风险，金融是风险配置机构，金融不怕风险，但怕看不见的风险，这就是上面说的影子银行债务违约问题。曹远征解释说，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经营提供融资安排，特别是房地产在调控的情况下，要求不能给房地产发放贷款，但影子银行“看不见、摸不着”。在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很简单，要么就彻底出资产负债表，要么就回到资产负债表。所有的非标准产品回银行资产负债表，如果银行的资本不够，银行就应该增加资本。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债务问题。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占整个GDP的比重相对比较低，主要是期限错配。审计数据显示，48.85%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在2008年以后，期限多半在三到五年。政府拿这些钱修铁路、修轨道交通、修基础设施，要相当长的时间，还没有形成盈利，还款期限就到了，这是中国的地方债务特色。
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
曹远征认为，如果说中国金融要继续发展，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金融如何和实体经济融合。
如何交相辉映？它反映出中国金融产品的单一性、贫乏性，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含义是一条收益率曲线。利率市场化是什么？金融机构根据对风险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定价。各种不同的金融机构竞争性地提供市场金融产品，这就叫利率市场化。这个竞争性的市场，首尾相接会形成一天到三十天的产品，会形成15日曲线，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改革目标——“国债收益率曲线”。
“如果要形成国债收益率曲线，就不能画地为牢经营，割裂市场，而应把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结合。”曹远征指出，如果政府不做这项改革，市场也会做。互联网金融就是把货币市场打通的产物。未来资产证券化，就是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融合，这是发展趋势。在这个趋势中，将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
曹远征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重要的一条，是对金融机构的设立不再设限，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各种经营活动不再设置政府障碍，比如说上市，是将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即便是大家经常评论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也鼓励众筹的发展，通过这些让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
曹远征 马洪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李罗力：深圳将再成经济转型排头兵
● 精彩观点 ●
深圳转型成功的原因包括：政府的关键作用、企业的根本作用、法治诚信的保障作用、新型研发的引领作用、金融体系的资本作用、“深圳文化”的催生推动作用等六大因素。
“在深圳，很多人对整体经济处于下行的状态感受不敏感，原因就在于深圳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8月29日，在谈到深圳的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时，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如此断言。他颇有信心地认为，深圳正在成功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建立起代表整个国家未来必然走向的一个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体系，深圳将再次成为引领全国经济转型的排头兵。
深圳数据最为“抢眼”
“在全国经济普遍低迷的态势下，深圳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李罗力列举了一串数据，来说明深圳经济形势在整体下行状态下的“抢眼”。
从宏观层面来看，今年上半年深圳GDP增速为8.4%，高于全国7%的平均水平，在一线城市中位居榜首。去年深圳GDP达到16002亿元，仅次于北上广，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排名第四。同时，去年深圳财政收入为2082亿元，今年上半年逆势上扬，猛增28.9%。
“经济结构的数据最能显示‘效益深圳’的数据。”李罗力表示，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今年上半年深圳第三产业比重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42∶58，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快速增长，已经接近2013年韩国水平，在国内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二。
二是工业结构，去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74.2%，2015年上半年，工业结构中先进制造业增长11.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76.3%，表明深圳制造业走出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式低端发展阶段，迈向高技术含量引领的中高端发展阶段。
三是服务业结构，去年深圳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5%，占第三产业比重达67.6%。其中，金融业增长13.8%，占GDP比重14.0%。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结构中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再分别增长16.5%和9.5%，表明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亮点，成为深圳经济发生重要转型的重要标志。
四是投资结构，去年深圳社会投资占比超过八成，2015年上半年同比再提高0.4个百分点，达到80.5％。表明在深圳经济发展中，民间投资已经成为主要的驱动因素，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五是环境成本结构，深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减排水平全国领先。
创新驱动深圳转型
“深圳是创新之都。深圳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很少，但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投入等各方面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李罗力表示，深圳以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从而实现了经济从根本上的转型。
从国际专利申请量来看，去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11639件，同比增长了15.82%，连续11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今年第一季度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676件，增长39.4%，占全国的50.2%。研发投入上，去年深圳的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达4.02%，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的韩国水平。
去年深圳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5645亿元，增长14.1%，约占全市GDP35.3%，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而从产业方面来看，深圳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连续九年稳步增长，位居中国大中城市第二位；去年深圳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突破1.5万亿元，增长50%；网络零售额达到950亿元，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超过10万家；在物流、外贸服务、金融、旅游服务等细分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国内领军企业；代表深圳创意产业的工业设计业引领全国，2014年，深圳工业设计产业增速是工业增速的4倍；拥有各类工业设计机构近6000家，数量占全国的50%以上，获德国IF设计大奖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深圳取得这些成就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根本上说，就是深圳在全国率先基本完成了经济转型，率先从传统的外延式粗放增长方式基本转变为内涵式集约化增长方式；率先从传统的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基本转变为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方式；率先基本走出了在中国持续几十年的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看规模不看效益、只计产量不计资源能源消耗、只要速度不顾环境破坏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李罗力认为，正如深圳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排头兵和引领力量一样，现在深圳又成为整个中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转型、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和排头兵，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力量。
六大因素促使深圳成功转型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深圳政策优势殆尽、资源劣势明显、窗口标杆地位风光不再，深圳是如何走出颓势已显的困境，达到成功转型的新‘高地’，并且再领风骚，重回国家发展示范窗口和排头兵的历史地位呢？”李罗力表示，深圳转型成功的原因包括：政府的关键作用、企业的根本作用、法治诚信的保障作用、新型研发的引领作用、金融体系的资本作用、“深圳文化”的催生推动作用等六大因素。
在李罗力看来，深圳政府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毫不动摇地改革创新，较好地明确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正确定位，做到“有为有不为，不缺位不越位”，以产业政策为纲，支持产业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
“企业自身有产业升级换代的内在需求和驱动力，有不断创新的渴望和行动，才是经济转型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李罗力表示，深圳拥有强大而高素质的民营企业，强大的民营经济成为深圳经济转型的最佳平台。同时，深圳30多年来已经积累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基础，毗邻港澳更加直接面对国际市场，更容易承接全球高新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最新变化。
李罗力表示，法治是深圳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根本保障，要实现企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必须依靠知识产权制度，将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成果产业化，才能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创新成果应用。早在2007年，深圳市的专利申请就保持35%以上的快速增长。
“深圳拥有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的数量巨大且质量颇高的新型研发机构。企业内研发机构和民办非企业类科研机构的涌现，创新了科研机构的运作模式，直接为企业高科技发展服务、直接与市场对接，从某种意义上更适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实际需要。”李罗力认为，深圳金融业对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资本市场的作用，深圳拥有发达的金融体系，深圳企业也更善于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企业超常规发展，通过产业并购，深圳上市公司产业规模快速做大。
李罗力表示，深圳的独特文化是一种“融合”和“集成”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创新文化，不墨守任何传统俗规、视野胸怀开放、崇尚创新理念、吸纳各方精华、包容各种差异，从而催生了整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行为，促使政府、企业、行业、研发机构、社会组织等各类人群、各个领域都在开展各类创新活动，形成了整个城市持久不衰的创新热潮。
李罗力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乐正：政府职能转变为改革之“重”
● 精彩观点 ●
经济增长顺利，政府自然会把“手”收回来，让市场、企业自由、自主地发展。这样市场也会更加活跃、更加自由一点，决定权更大一点，政府的作用要收缩一点，管得要少一点。
深圳今年总共有44项改革计划，年度推出的改革项目在历史上最多。深圳将如何发挥引领优势，引导改革步入“深水区”？市政协常委、原市委副秘书长乐正29日在“问势2015”中提出，今年改革项目第一条举措是政府权责清单建设，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圳改革之重。他表示，今年深圳权责清单将向“管理体系化”方向发展，
与日常工作全面接轨。具体到内容看点，乐正认为，深圳在权责清单方面有三个关注点，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权责清单变成权责清单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就是你的事权、人事权和财权要匹配起来，我们出很多问题是三权不匹配。”乐正说，三权不匹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就会使清单变成一纸空文，没法实施。他还透露，今年深圳探讨了党委部门的权责清单，深圳率先提到议事日程，对象包括党委部门的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社工委等。
政府职能转变为深圳改革之“重”
据乐正介绍，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深圳就提出了《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并提早半步做了自己的深化改革总体设计。随后，全市各个区和各个部门也陆续推出相关改革文件，这在深圳的改革中史无前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圳市组织推出的《实施意见》，对深圳的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体设计，并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提了11个部分53条主要的改革任务。在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深圳提出“三化一平台”的改革目标。
转眼来到2015年，乐正说，“2015年可谓深圳的换届年，换届力度之大实属罕见。”尽管如此，在换届的过程中政府还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并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切入点。在今年六次党代会之后，市领导也多次在重要的会议上强调，接下来深圳的全面深化改革，要以政府改革、政府革命为主，切入点是政府改革。
乐正表示，深圳决定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抓住权责清单改革、行政审批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深化深港合作、前海蛇口自贸区等一些重大的项目，简化行政审批，提高政府运行效能，这些都是2015年深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所在。
由政府带头投资也是改革方向
乐正认为，经济增长周期和改革创新周期，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作用。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好的时候，可能改革的推进也会比较顺利、步伐比较大。经济增长很好，政府自然会把“手”收回来，让市场、企业自由、自主地发展。这样市场也会更加活跃、更加自由一点，决定权更大一点，政府的作用要收缩一点，管得要少一点。
乐正指出，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与此相应，市场权力边界与政府权力边界有着清晰的界定，这种界定决定了政府不能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只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政府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却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挤出了资源配置过程。因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相对立的。
“最近各种媒体和微信平台上，衍生出了一个新词叫做‘央妈’。那么，‘央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其实，不是解决别的问题，就是解决市场的波动问题。”
乐正说，抛开操作层面，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从中长线来看，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这些肯定都没错。
每年，媒体都会排出GDP增长排行榜，可是现在的经济形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往年稳增长没有今天此刻的压力这么大。因此，着眼当下，从短期近期目标来看，不排除经济主导型的政府会重新回潮的可能性。乐正认为，政府直接出手干预市场，强调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是高效能政府应该顾全的。现在稳增长，特别是由政府带头投资，也是改革方向。
打造服务型政府为企业经济发展服务
乐正指出，打造服务型政府也是深圳六次党代会报告里谈到的目标之一。可是，“服务”究竟指什么？对此，乐正解释，服务首先应给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这是第一。从当下来看，这个“服务”可能会更偏重服务企业，帮助企业扩大投资，提高经济效益，把稳增长的目标拉上去。
“在政府层面，深圳目前已要求领导同志下到企业帮助解决问题。这也表明，服务企业的应有之意，在当下应该放在第一位。”乐正认为，政府在为企业经济提供服务的同时，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创业创新、创客服务也将会同时并重。在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这一方面，深圳也提供很多政策，希望把人才留下来。
乐正还表示，社会治理一直都是改革目标，也是政府的核心工作。至于如何提高或提升调整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的有效性还有争议。但他建议，随着社区公共治理概念推出来，社区层面应该首先推公共治理，而区、市以上行政治理或许在当下仍然是一个主要方式。
据乐正介绍，上半年，市改革办在拟定今年深圳改革重点的时候，就把深化重点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体制机制改革等八项作为今年的改革重点。从政府层面，市领导非常看重投融资体制改革，因为这既是一项改革，也是一项稳增长的措施。在大型龙头骨干企业方面，市六次党代会提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在全国深圳也是唯一提出这个目标的城市，即深圳进入全球500强企业有4家，五年内要能够增加到8到10家。
对于前海蛇口自贸区中央领导一直寄予厚望，并希望深圳在自贸区体制机制中步伐走得更远一点。乐正认为，这对深圳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他说，制度红利和发展红利有的时候非常矛盾，有时为了效益的发展，往往会牺牲制度红利，而牺牲制度的改革力度，导致制度创新倒退。
乐正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政协常委、原市委副秘书长
郭万达：粤港澳合作的“亮点”在湾区
● 精彩观点 ●
“融合发展”的含义，就是利用“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同一体化”、“湾区经济”，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和腹地。未来，香港仍将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长期发挥最特殊的补益作用。
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借用美剧《权力的游戏》台词，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的演讲以“凛冬将至”开头。虽然宏观经济的冬意已经散发，但粤港澳合作的突破口在哪里？他认为，粤港澳合作在城市群建设、产业合作、机制方面有令人期待的前景，未来湾区建设将成为粤港合作最大的亮点。
香港经济增长动力仍在内地
郭万达表示，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内地正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突破瓶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还是在内地。
“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是未来政策的重点。”郭万达说，“融合发展”的含义，就是利用“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同一体化”、“湾区经济”，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和腹地。未来，香港仍将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长期发挥最特殊的补益作用。
指标上看，湾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粤港澳湾区的经济总量和纽约湾区相当（1.3万亿美元），东京湾区是2万亿美元；深港湾区可对标旧金山湾区（5500亿对5000亿美元），其中深圳和硅谷相当；从人口来看，粤港澳湾区是1亿，东京湾区3500万，纽约湾区是2000万；从航空客运量看，都差不多，粤港澳1.2亿人次，纽约1亿，东京9000万。
“无论是人口、航空运量，所有的指标显示已经不错，但不等于没有‘冬天’”。郭万达指出，我们的问题在于太满足于现状，事实上要形成世界级大湾区，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国际一流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
纵观纽约、东京、鹿特丹等全球著名的城市群，均依托湾区岸线条件、在离海岸线100~150公里半径内形成。其形成和发育的过程，离不开港口与航运中心、机场与航空中心、铁路与多式联运中心的建设和支撑。
“世界著名湾区城市群离不开机场、铁路、港口。”郭万达表示，我们现在的城市群里，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正在建设，和深圳关联的机场轨道连接线和深中通道，将是粤港澳湾区合作的重要项目。
为什么这样说？郭万达指出，航空客货运的辐射功能，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实施中具有重要地位。2013年，香港、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排名全国第2位、第6位。预计2015年和2020年，广东省机场客运量将分别达到1.1亿人次和1.5亿人次，机场货邮吞吐量将分别达到464万吨和698万吨。深港机场优势互补，机场轨道连接线将可以形成“一场两地”综合效益。
深港创新合作实现产业突破
在产业合作上，郭万达认为，粤港澳湾区合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一是基于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服务业合作的新突破。CEPA到2003年共签署10份协议，2014年签署的第11份是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使得香港融入内地尤其是广东珠三角的步伐更快。自由化以后，其实是整个开放的升级，只不过把广东作为很重要的方向进行。
二是基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跨境金融合作的新突破。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跨境及境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中的运用，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不断提升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让国际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
“香港于2004年正式开展人民币业务，2009年7月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业务，目前香港已成为离岸最大人民币资金池，在各业务上独踞鳌头。”郭万达说，人民币国际化前景还是可观的，虽然这段时间人民币的汇率碰到一些问题，长远来看还是很重要的，深圳、珠三角仍有很大发展机会。
以中国经济为腹地，以世界经济为市场，希望深港联手打造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全球金融第三极”。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第三，是基于深港创新圈，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新突破。事实上，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就签署了《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在创新链条上，一般是香港融资，深圳研发；香港设计，深圳配套（制造）；香港创新（读书），深圳创业。
郭万达认为，香港需要将深圳制造业纳入自身的创新链，使之成为香港科技和创新发展的产业和市场动力。同时，港深需要进一步整合大学、科研机构、产业等特殊资源，共同打造港深长期可持续发展动力来源和支撑系统。
“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些深港创新合作的典范，部分深圳扩张型科技企业也开始加快进入香港。”郭万达以大疆创始人汪滔为例，他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就读，汪滔曾这样评价深港间科技创新的关系：“深港一衣带水，在香港读书、深圳创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香港是全亚太区最适合读书的地方，而深圳产业链齐全，是全世界最适合创业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加在一起，很难再有一个环境比这块土地更好。”
基于此，郭万达认为，探索深港开放型的创新合作模式，或许能成为“过冬”的好方法。他建议，深港创新合作应重点围绕共同完善和提升港深创新平台展开，强化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建设力度，打造港深知识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港深风险投资中心，同时发挥港深两地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合作机制是绕不开的话题
新形势下的粤港澳合作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机制是粤港澳湾区合作绕不开的话题。在郭万达的分析中，其关键是跨境治理和顶层设计。
郭万达提出，首先，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设立粤港澳区域协调委员会，将粤港澳合作和跨境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委员会重点关注、研究和解决粤港澳合作和区域发展的长远、基础、综合性问题，主要履行粤港澳区域发展的战略、决策和督导功能。
在他设想中，协调委员会有以下责任：
把握粤港澳区域的发展战略。包括编制国家层面的远景规划、区域发展目标、区域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和地位等；对粤港澳合作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包括重大基建项目、合作区建设、重大经济产业政策、重大社会民生事务制度安排、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协调等；强化中央政府的督导。中央政府有权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对地方政府的工作给予指导，并监督部门和地方政府落实，特别行政区也不例外。
其次，创新和完善粤港澳合作机制。包括建立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健全粤港澳服务贸易的规则和标准，确保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序推进；建立应对区域环保、养老等公共治理的协调机制；完善珠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建立适当机制协调跨境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事务；建立粤港澳区域发展指数、统计制度和产品及服务标准等。
“要实现跨境治理，需要中央政府来统筹规划奥港澳湾区城市群规划，并纳入到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以及一带一路的规划中。”郭万达最后指出，在新一轮发展中，深圳要克服“严冬”的来临，就要将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纳入国家的战略，成为国家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之后的第三个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使香港与内地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同时进一步地推动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的发展。
郭万达 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主要媒体报道
知名学者“问势2015”
深圳商报 2015年8月28日 第A02版 余璐
承上启下的2015年，中国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深圳如何继续保持全国改革“排头兵”的地位？明天，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将联合举办专题报告会，邀请曹远征、石小敏、余斌等国家级知名学者以及深圳本地学者李罗力、郭万达、乐正，以“问势2015”为题，探讨中国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形势、中国改革问题、深圳经济发展创新及粤港澳合作形势。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表示，2015年是我国完成“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也是承上启下为“十三五”布局谋篇的关键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既要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更要着力抓改革、促转型、调结构、抓创新，众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引发学界关注，因此组织了此次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
这场高水平的专题报告会将聚焦多个问题：例如怎样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摆脱“产能过剩”、“综合成本上升”的困境；中国的金融形势如何，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否继续良性发展；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中国改革应在哪方面再取得重大突破；深圳在经济转型和创新方面能否再次成为中国的示范窗口和排头兵；如何看待深圳改革，深圳改革在哪些方面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如何看待深圳与粤港澳的合作，粤港澳合作又有怎样令人期待的前景等。
参与此次专题报告会的均为国内和深圳一流水准的经济和改革问题研究专家，包括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深圳市政协常委（原市委副秘书长）乐正等。
此外，原深圳市委常委、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邵汉青，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也将出席报告会。今年6月，被誉为“改革闯将”的张思平领衔民间智库撰写“万言书”，痛陈深圳在改革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马洪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我国研究咨询事业的开创者。他生前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以及创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晚年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助民办的国家级大型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11年11月，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了马洪基金会。成立以来，马洪基金会建立了由民间智者和民间智库为政府工作献计献策的平台，邀请深圳市各领域行业专家和社会贤达成立了“深圳智库百人会”，并开展“政府公共服务白皮书金秤砣奖民间评议活动”。
“问势2015”回应六大热点问题
深圳商报 2015年8月31日 A05版 余璐
● 六大热点 ●
中国经济能否摆脱“产能过剩”、“综合成本上升”的困境？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否继续良性发展？中国改革有哪些新进展？新时期深圳的发展形势如何？深圳在创新方面能否再次成为中国的试验场和排头兵？深圳与粤港澳有怎样的合作前景？这是当前必须思考的六大问题。
从换速期的经济走势到国家债务表情况，从深圳的转型优势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建问题……有不同的思想碰撞，也有融洽的观点探讨；站在全国的战略高度，谈深圳的本土需求。8月29日，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问势2015”专题报告会，邀请6位马洪基金会理事，探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深圳近期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什么”等六大热点问题。
第一问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速？
“过去是高速增长阶段，现在进入中高速，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而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是实现供给、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我国接近10%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5年之久，目前学界对于中高速增长将持续多久没有定论，但他认为这个阶段大抵延续十年左右，平均增速略高于6%。
余斌表示，今年的预期目标是GDP增长7%左右，略低于7%的增长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因为考虑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特别是国内股市大幅下跌的后续效应，都可能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冲击，仍考验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在这个增速水平上，余斌认为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同时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升级，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此外，应更加注重风险管控，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问
如何看待中国资产负债表？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和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中国近年来也进入快速的债务增长阶段，债务远高过资产的增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表示，社会上比较认可的数据是中国债务大概在1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中国GDP的240%到250%。而中国资产负债的特色就在于国有的比重太大，远远高过一般的发达国家。
解决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在石小敏看来是任重道远的任务。他认为，在新常态下，必须改变以往那种政府主导型、面向固定资产投资、以卖地和房地产为主的增长模式。领导层需要有担当和勇气，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同时在多个层面进行改革。
第三问
中国金融的风险点在哪里？
“去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资本项下对外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这是历史性的转型。”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正在告别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在此背景下，有三个风险点可能引起系统性的混乱：一个是银行的坏账上升；二是影子银行债务违约；三是地方债务问题。
曹远征表示，未来中国金融要继续发展，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金融如何和实体经济融合。目前中国金融产品具有单一性、贫乏性，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含义是一条收益率曲线，中间有无数个产品衔接，这就是金融创新。向实体经济结合，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
第四问
深圳为什么能够成功转型？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在谈到深圳的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时，颇有信心地表示，深圳正在成功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建立起代表整个国家未来走向的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体系，深圳将再次成为引领全国经济转型的排头兵。
李罗力认为，经济结构的数据是最能显示“效益深圳”的数据。深圳以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从而实现了经济从根本上的转型。虽然深圳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都很少，但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投入等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这也促使深圳已然成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城市。
“深圳政府‘有为有不为，不缺位不越位’。”在李罗力看来，深圳转型成功的原因包括：政府的关键作用、企业的根本作用、法治诚信的保障作用、新型研发的引领作用、金融体系的资本作用、“深圳文化”的催生推助作用等六大因素。
第五问
深圳近期改革总体思路是什么？
“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从中长线来讲是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当下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这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深圳市政协常委、原市委副秘书长乐正在解析深圳近期的改革思路时表示。
乐正提到，现在有这样的疑问：经济主导型的政府会不会回潮？“中央军”直接出手干预市场时怎样强调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他表示，当经济开始有下行趋向的时候，制度创新和政府改革不能下行，高效的政府要把经济稳住。
第六问
粤港澳大湾区的突破口在哪里？
“要将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纳入国家的战略，成为国家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之后的第三个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使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更紧密地融合。”
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从城市群的角度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突破需加快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建设、重启港深机场轨道联接线。
在产业合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突破口在于深港合作共建全球性金融中心，探索深港“开放型创新”合作模式，重点围绕共同完善和提升港深创新平台展开合作，同时，基于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服务业合作的新突破。
而在港澳湾区合作机制上，郭万达认为关键是跨境治理和顶层设计。他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粤港澳区域协调委员会，创新和完善粤港合作机制。
原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在致辞中对专题报告会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有助于深圳了解全国的经济形势、全国的改革形势。他在发言中表示，深圳要提出“叫得响”的改革，就一定要了解全国的改革形势。
“深圳逆势而上 因实现了经济转型”
南方日报 2015年9月1日 SC04版 张玮
“为什么深圳能在整个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逆势而上，是因为深圳基本上实现了经济转型。”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布局谋篇的关键一年。深圳在经济转型和创新方面能否再次成为全国示范窗口？深圳与粤港澳该如何合作？日前，马洪基金会举行首次“问势2015-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
六大因素助经济转型成功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说，从宏观层面来看，去年深圳GDP达到16002亿元，仅次于北上广，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排名第四。今年上半年深圳GDP增速为8.4%，高于全国7%的平均水平，在一线城市中位居榜首。
从国际专利申请量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676件，增长39.4%，占全国的50.2%。研发投入上，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7.8%，占GDP比重4.04%，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的韩国。李罗力认为，这些数据证明，深圳已率先从传统的外延式基本转变为内涵式集约化增长方式，从单纯依靠投资拉动转变为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并走出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看规模不看效益、只计产量不计资源能源消耗、只要速度不顾环境破坏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这意味着，深圳将再次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示范窗口和排头兵。”
李罗力分析，深圳转型成功的原因包括“政府的关键作用、企业的根本作用、法治诚信的保障作用、新型研发的引领作用、金融体系的资本作用、深圳文化的催生推动作用”等六大因素。
此外，深圳拥有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的数量巨大且质量颇高的新型研发机构。“企业内研发机构和民办非企业类科研机构的涌现，创新了科研机构的运作模式，直接为企业高科技发展服务、直接与市场对接，从某种意义上更适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实际需要。”
粤港澳合作 亮点在湾区
深圳的发展离不开毗邻香港的优势，下一步两城该如何合作？“粤港澳合作在城市群建设、产业合作、机制方面有令人期待的前景，未来湾区建设将成为粤港合作最大的亮点。”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说，指标上看，湾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粤港澳湾区的经济总量和纽约湾区相当（1.3万亿美元），东京湾区是2万亿美元；深港湾区可对标旧金山湾区（5500亿美元），其中深圳和硅谷相当；从人口来看，粤港澳湾区是1亿，东京湾区3500万，纽约湾区是2000万；从航空客运量看，都差不多，粤港澳1.2亿人次，纽约1亿，东京9000万。
“纵观纽约、东京、鹿特丹等全球著名的城市群，均依托湾区岸线条件，离不开机场、铁路、港口。”郭万达表示，粤港澳湾区合作有三大突破口，分别是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广深港高铁的建设、重启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的跨海大桥，将于2017年底竣工；广深港高铁也最快在2017年实现通车，这将给香港带来高达87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促进文化交流、旅游及商业活动效率；而重启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是大势所趋，预计2015年和2020年，广东省机场客运量将分别达到1.1亿和1.5亿人次，机场货邮吞吐量将分别达到464万吨和698万吨，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可以形成‘一场两地’综合效益。”
在产业合作上，郭万达认为，粤港澳湾区合作一是可以基于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服务业合作的新突破；二是基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跨境金融合作的新突破；三是基于深港创新圈，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新突破。“以中国经济为腹地，以世界经济为市场，希望深港联手打造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全球金融第三极’。”郭万达说，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建议重启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
深圳晚报 2015年8月30日 A05版 李瑶娜 刘忠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粤港澳合作又有哪些令人期待的前景？昨日，马洪基金会联合深圳商报社举行“问势2015——2015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国内知名专家齐聚深圳交流探讨，指出深圳可以成为经济转型窗口排头兵，要以港珠澳大桥建设、广深港高铁建设、重启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为突破口，推动粤港澳湾区合作发展。
深圳凭借什么成功转型？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指出，深圳可以成为经济转型窗口排头兵，他举例，深圳2014年人均GDP达到14.95万元，超过北上津渝广。深圳不断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高耗能、高污染以及没有发展后劲的低端落后企业进行淘汰转移，深圳强大的民营经济是经济转型的最佳平台，高科技和创新型企业也是经济转型主力军。
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报告中描绘了深圳和粤港澳合作的蓝图。他表示，粤港澳湾区合作有三大突破口，分别是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港深港高铁的建设、重启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
其中，粤港湾湾区的建设中，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的跨海大桥降于2017年底竣工；而广深港高铁则要在2017~2018年实现通车，这将给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870亿港元，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旅游及商业活动效率；而重新启动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是大势所趋，预计2015年和2020年，广东省机场客运量将分别达到1.1亿和1.5亿人次，机场货邮吞吐量将分别达到464万吨和698万吨，港深机场轨道连接线可以形成“一场两地”综合效益。
上半年广东财政收入1/3来自深圳
晶报 2015年8月30日 A16版 陈雯莉
昨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主办的“问势2015——2015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此次报告会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等6位国内知名学者分别就中国及深圳的经济发展情况带来精彩演讲。
专家：若无政策调整，房地产投资或零增长
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形势专题报告会上，余斌指出，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此外，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滑，他认为，今年若没有政策上的调整，房地产投资将有可能零增长。面对今年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他表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全球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及国内股市大幅下跌的后续效应都将对下半年经济增长带来冲击，考验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随后，石小敏、曹远征分别对中国债务问题、金融形势展开了分析与交流。
深圳经济逆市上扬十分抢眼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深圳的表现怎么样？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用“抢眼”二字来形容。在深圳经济形势与发展的专题报告会上，李罗力用详实的数据对深圳的发展情况做了判断和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普遍低迷的态势下，深圳GDP增速为8.4%，高于全国7%的平均水平，财政收入更是逆势上扬，猛增28.9%，达到1409.5亿元，约为广东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李罗力表示，这是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他指出，政府在深圳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企业则是推动经济转型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在深圳改革形势方面，深圳市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副秘书长乐正建议把权责清单变成权责清单管理体系，把事权、人事权和财权进行匹配。
报告会最后，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从粤港澳合作的角度出发，对深圳未来经济发展作了进一步讨论。
马洪基金会成立于2011年11月28日，为继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的遗志——继续发扬光大中国研究咨询事业而创立。
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普遍低迷的态势下，深圳GDP增速为8.4%，高于全国7%的平均水平，财政收入更是逆势上扬，猛增28.9%，达到1409.5亿元，约为广东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专家：中国经济总量上台阶趋势未因速度下调而减弱
中国新闻网 2015年8月30日 刘自艰 朱虹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29日在此间表示，中国经济增量规模，中国经济总量上台阶的趋势并没有因为速度下调而减弱。
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举办“问势2015”专题报告会。邀请余斌、石小敏、曹远征、李罗力、乐正、郭万达等知名专家学着就中国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形势、中国改革问题、深圳经济发展创新及粤港澳合作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
余斌在中国经济形势的报告中说，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去年增速7.4%，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到4%，但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40万亿，增长10%，形成的增量4万亿。去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60万亿，增长7%，形成的增量是4.2万亿。可见中国经济增量规模，中国 经济总量上台阶的趋势并没有因为速度下调而减弱。
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最后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伴随国家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出现，中国的经济形势正在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专家
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着面临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国际市场萎缩、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中国地方严重的债务等问题。这亟需找出解决危机的方法，进行经济转型。
专家认为，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深圳已再次成为经济转型、改革创新窗口的排头兵。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说，深圳在2015年上
半年整个中国经济形势下行压力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逆势而上，尤其是在创新驱动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其中国际专利申请量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PCT国际专利申请 量多年来位居全国第一，2014年连续11年增长了15.8%，连续11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一位。2015年上半年专利申请量又增长了接近40%，占
全国的50%。
目前深圳的大疆科技等一大批新兴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主力军，传统企业和行业已经在不断用互联网+，通过各种战略把传统企业变成走向高端的产品、产业。深圳再成经济转型窗口排头兵，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深圳的港口、机场、高铁得到全面的提升，港珠澳大桥将在2017年底竣工，广深港高铁在2018年也要通车，均对珠三角格局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探索深港开放式创新的合作模式将是深圳改革创新的重要机会。
中国脑库学者深圳“问势2015”
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陆玮
承上启下的2015年，中国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深圳如何继续保持全国改革“排头兵”的地位？“问势2015”专题报告会8月29日深圳举行，邀请曹远征、石小敏等国家级知名学者以及深圳本地学者李罗力、郭万达等，探讨中国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形势、中国改革问题、深圳经济发展创新及粤港澳合作形势。
2015年是我国完成“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也是承上启下为“十三五”布局谋篇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表示：
【录音】在这关键的一年里，既要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更要着力抓改革、促转型、调结构、抓创新。
这场高水平的专题报告会聚焦多个问题：怎样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摆脱“产能过剩”、“综合成本上升”的困境；如何看待深圳与粤港澳的合作，粤港澳合作又有怎样令人期待的前景等。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录音】在新一轮发展中，深圳要克服“严冬”的来临，就要将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纳入国家的战略，成为国家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之后的第三个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使香港与内地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同时进一步地推动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