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
编者按：2016年9月11日，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大力支持下，由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主办的“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在深圳银湖CDI大厦国际会议厅举办。本期报告会邀请了国内一流水准的经济学研究专家——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教授和马洪基金会理事、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教授就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以及中国企业发展的转型与创新做专题报告，并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郭万达博士与深圳同创伟业创业投资公司郑伟鹤董事长为两位演讲嘉宾做精彩点评。现将报告会主要精彩内容和主要媒体报道整理汇编，供大家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
主要精彩观点
张维迎：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非常荣幸来到深圳参加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李罗力理事长邀请我来，我心里很高兴，每次来深圳都感到一种力量，深圳是改革开放38年来最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我相信今后也会如此。
理事长要求我从微观角度讲一下创新的问题，我选择的题目是“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可能比较理论化一点，希望对各位有一定的启发。
一、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首先提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在其他制度下，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出现增长，但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使得经济可以可持续增长。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但真正的经济增长就发生在过去250年，也就是说在万分之一的时间内，在19世纪之前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按人均收入算，全世界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一代一代，人类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命题是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这个命题需要花点时间论述，我们一会再讨论。
上述两个命题结合在一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我和盛斌1989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讲的就是这一点。理解经济增长核心就是理解企业家精神，但非常遗憾，经济学的课堂、教科书里并不这么讲。
一部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历史，全世界这样，中国这样，深圳也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深圳，如果把深圳30多年来一代一代最优秀的企业家列出来，我们大体知道深圳经济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去描述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我们就不会描述出深圳经济增长的历史来。
为什么市场能起这个作用？大致上可以归为两方面的原因，或者说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传统的经济学聚焦于第一个方面，研究市场怎样有效资源配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仔细看是有问题的，如果市场仅仅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因为在资源没有得到最优配置时，我们改进它，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一旦达到最优配置就没有增长的潜力了。真正增加的潜力是来自于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竞争推动的不断的技术进步。
市场的这两个功能结是合在一起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表现，不是我们通常讲的GDP增长多少，人均收入增长多少，而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不断出现，分工链条不断拉长和专业化的加深。
按照超市零售记货单位统计，两百年前人类使用的所有产品加起来也就10的2-3次方，今天是10的8-10次方，我们没法想象它有多大，这些产品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不是原来存在的。我们现在用的每件东西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都是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不仅是每个产品，而且每个产业的出现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我们知道只有农业、手工业，产品很简单，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美国的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经济增长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 看人均粮食消费的话，中国经济没有增长，1981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是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新消费产品不断出现，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统计年鉴中每百个家庭消费的东西，90年代之前，手机没有，汽车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更没有，现在都有了。而且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新的，出现以后会消失，像固定电话，从80年代开始进入家庭消费，但过去十年每百户拥有量不断下降。8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家耐用消费品现在已经不值得统计，如每一百个家庭有多少辆自行车我们不再统计了，因为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说，经济的增长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而不只是GDP的增长。
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家在不断创新。
图1.每百个城市家庭消费品拥有量
二、套利企业家和创新企业家
前面讲到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配置资源，二是技术进步。市场的这两个功能来自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套利，第二个是创新。
所谓套利就是发现和利用盈利的机会。由于人类的无知，社会的资源配置经常处于非有效的状态，企业家干什么呢？就是警觉地发现这种不均衡的机会，利用这个不均衡的机会赚钱，不断推动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来流动，最后趋向于均衡。这就是企业家的套利功能。
说简单一点，比如说市场中有些东西本来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买来，但是你不知道，你花了很贵的价格；有些东西可以用很贵的价格卖出去，你不知道，可能卖得很便宜；有的东西有人需要，但是你不知道就没去生产；如此等等。企业家发现这样的机会，开始行动，使得原来没人生产的东西，有人生产，原来卖得贵的东西卖得便宜，原来卖得便宜的卖得贵，在这个过程中，套利的企业家赚了钱，随着竞争者的增加，市场逐渐趋于均衡，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
企业家的第二个职能是创新。经济达到均衡企业家就无利可图了，企业家用什么方式赚钱呢？就是创新，打破现有的均衡：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看看今天的建筑装修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什么是创新了。
做一些现实的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套利和创新的区别。今年6月份我去了一趟美国访问，先去了硅谷，然后又去了纽约，我明显感觉到，硅谷的企业家都在创新，华尔街的投行在套利。比尔·盖茨是创新型企业家，索罗斯和巴菲特是套利型企业家。
企业家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新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有，但从全球范围看，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是近两百多年的事情，古代商人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我的家乡陕北有一首有名的民歌“赶牲灵”，赶牲灵的人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企业家，拉着骡子马，一个地方买个东西到另一个地方卖。现代企业家、工业家真正是创新企业家。
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继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有套利空间企业家就套利，套利空间消失了企业家就必须创新，创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如此等等。以计算机为例，计算机出现本身是一个创新，此时经过一系列的创新，功能不断改进，但到了2000年左右，计算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不仅中国市场上是这样，全球也是如此，生产计算机几乎不再赚钱了，这个时候出现了苹果公司iPad平板电脑打破了这个均衡。苹果公司赚大钱了，其他的企业开始模仿，利用它进行套利，现在平板电脑赚钱也非常难。
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企业家在套利，有些企业家在创新。并且，纯粹的套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柳传志1984年开始在做计算机生意的时候是在套利。当时香港的计算机很便宜，北京的计算机很贵，柳传志发现了套利的机会，就成立一家公司从香港进口计算机运到北京卖，但香港进口的计算机在北京有一些语言和其他的功能并不受大家欢迎，所以联想就创造出联想汉卡，这也是一种创新。有了联想汉卡，计算机的套利就更容易了，这就是联想公司最初的历史。
进一步，我们还要区分一下生产性套利和非生产性套利。生产性套利是创造价值的套利，比如从成本低的地方买进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增加了产品的价值。非生产性套利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套利，所获得的利润是一种再分配，这不是我主张的企业家套利。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所有的套利都是生产性的，套利机会来自市场不均衡，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发现这样的套利机会并赚钱。但如果存在政府管制，就会出现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存在这样的套利机会不是因为市场不均衡，而是因为政府管制带来了垄断租金。由于这样的套利机会大部分人都可以识别出来，能否以及是否从事这样的套利活动，更多地不是取决当事人的企业家素质，而是取决于他们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比如说，当某个政府部门设立一项审批程序时，门口旁边就会出现一些公司帮你获得政府批件，这就是非生产性套利。当然，给定存在政府规定这个事实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难以遏制，这样的套利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因为它可以加快你获得批件的速度，从而使得生产性活动得以进行。但从根本上讲，这样的套利是一种寻租行为。还有一些套利活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创造价值。比如说一本书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甚至对社会还有害，但由于出这样的书能得到政府部门给予的补贴，或者政府要求企事业单位必须购买，即使没有任何人实际上看这本书，出这样的书也能赚钱，甚至赚大钱，就会诱使一些人从事这样的出版活动。如果一个社会的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很多，这个社会看起来有人赚钱，但是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来自生产性套利，不可能来自非生产性套利。
还有必要区分商业性套利和政策性套利。政策套利是由特定政策导致的盈利机会。商业性套利是生产性套利，但政策性套利不一定是非生产的。比如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整体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享有其他地方不能享有的特殊政策，如进出口权、外汇留成、关税减免等，这样就使得注册在经济特区的企业有了其他地区的企业没有的套利空间，做同样的套利活动在其他地方是违法的，在特区却能合法赚钱。但大部分这样的政策性套利是生产性。
创新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颠覆性的创新，从0到1，创造原来没有的；第二类是改良式的创新，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等等。以汽车工业为例，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并使之商业化，这就是颠覆性的创新，颠覆了什么？邮政马车。福特引进自动生产线也是颠覆性创新，颠覆了传统的手工制作。但从此以后汽车业层出不穷的创新基本上都是改良性的创新，没有革命性创新。发动机的改进、轮胎的改进，甚至出现自动换档，这些都不算颠覆创新，而是改良性创新。最近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就是新能源汽车，和原来是很不一样的，再就是无人驾驶汽车，颠覆传统的人工驾驶汽车。
下面我用“生产可行性边界”这个传统的经济学概念，来描述一下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如何带来经济增长。图2横坐标代替一种产品，比如说玉米，纵坐标代表另一种产品，比如说大豆。给定技术和资源禀赋，我们得到如X1Y1这样一条生产可行性边界，它代表社会所能达到的两种产品的最大组合。满足消费者偏好的最优产品组合点是C，也就是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点，如果实际生产处于这个点，我们说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已没有套利的机会。但现实中由于人的无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经济处于A这个点，本来每种产品都可以生产更多，但我们没有做到；或者处于B点，实现了最大生产组合，实现了生产上的最大效率，但由于生产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造成结构不合理，供求不平衡（大豆过剩，玉米短缺）。
图2.经济增长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模型
当现实经济不处于C点时，就存在企业家的（生产性）套利空间。在A这样的内点，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或是有很多人闲着没事干，或者是资本闲置，或者是管理不善，企业家发现了这种不均衡，用较低的工资动员、组织没事干的人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或者用很低的资金成本把资本投入生产，这样的套利活动推动经济从A点往C点走，带来经济的增长。
如果经济在B这个点，虽然没有闲置资源，但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原来生产大豆的资源回报率低于生产玉米的资源，企业家会把一部分资源从大豆生产挪出来生产玉米，也就是说增加玉米的生产，减少大豆的生产，经济就逐渐往C点靠近，也就带来经济增长。
伴随从A和B到C的经济增长，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导致的增长。正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导致了市场由不均衡趋向均衡，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套利机会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到了C点以后，已没有套利空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生产可行性边界从X1Y1外移到X2Y2，进一步的增长就成为可能。新的均衡点是E，由点C到点E的移动就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就是创新驱动的增长。
现实中，由创新活动引发的技术进步当然不是等到达到C点之后才出现。当经济由A或B往C点移的时候，一些企业家就在创新，就在推动生产可行性边界外移，因此，一个存在创新的经济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这也意味着，只要有创新存在，就会有套利空间存在，如果没有任何创新存在，套利机会迟早会消失，现在的资源配置再不合理，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就会实现经济的静态均衡，到C点经济就不可能再增长了。由此可见，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持续驱动力。
有必要指出，上图并不是刻画经济增长的理想模型，因为在这个图中，我们假定产品种类是给定的。但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创新通常表现为新产品的出现，而不只是现有产品生产技术的改进。因此，更准确的模型应该是生产可行性曲面，而不是曲线；创新不仅推动生产可行性曲面外移（即每种产品潜在产量的增加），而且增加曲面的维度（即产品种类的增加）。
三、中国增长方式转向：从套利到创新
以上我描述的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过程，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国的情况。大致来讲，中国整体上，过去三十多年，增长主要来自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图2中从A点和B点往C点移动的过程，对应的主要是套利型企业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非常不合理，不均衡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套利空间到处都是，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论是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给点工资就干活，生产什么都赚钱。
开放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不均衡，国外很便宜的东西国内很贵，你到香港买块电子表，在深圳一倒就赚钱，而有些国内很便宜的东西国际上很贵，出口这些产品也能赚大钱。
深圳的发展也是从套利开始的，特别是从政策性套利机会开始。我没有贬低深圳的历史意义，但分析一下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深圳基本上是靠套利增长，那个时候深圳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政策性套利尤其重要，深圳企业家可以做其他地方的企业家不能做的事，好多商业活动在别的地方做是违法的，但在深圳做不违法，深圳企业家可以合法地套利。
以外汇留成为例，1980年代早期人民币和美元的定价是1：1.60，其他地方出口收入的外汇，必须按官方汇率结汇给国家，由于换汇成本高于汇率，出口越多亏损越大。但深圳实行外部全额留成，用出口换来的美元直接进口商品，然后再国内卖，一美元可以赚到四五块人民币。这样，同样的产品，其他地方出口亏损，深圳出口就赚钱，结果是大量内地生产的产品流向深圳，通过深圳再出口到国外。深圳也吸引了大量内地的企业家人才，内地做生意赚不到钱，到深圳做同样的生意就可以赚钱。
为什么套利深圳能走在前面？当然是因为深圳的体制改革走在了前面。不是说内地的潜在套利空间小，而是因为计划经济管得死，不允许套利。深圳第一波的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给深圳提供了更大的套利机会，深圳早期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的套利机会，深圳企业家很好的利用了这些机会。
深圳如此，全国也如此，只是比深圳慢了些节拍而已。很多人没事干，给点钱就干活，很多东西供不应求，生产出来就可以卖出去，所以赚钱并不难。但随着套利的人越来越多以后，雇人花的钱就上升了，劳动力成本提升了，卖的人多了产品价格就下降，价格和成本逐渐趋于相同，利润趋于零，套利空间就没有了。
中国没有套利空间吗？总的来说套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在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靠套利很难维持增长，也很难赚钱。未来的增长靠什么？只能靠创新。全国也好、深圳也好，下一步我们真的是要从套利走向创新，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走向创新型企业家。
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要大幅度下降，因为创新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从全世界来看，靠创新支持增长大概是2%到3%就非常了不起。中国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套利空间，国外很多先进技术我们仍然没有用上，但剩下的套利机会利用起来并不容易。过去主要在消费品市场套利，现在要转向设备产品市场的套利。山寨手机很容易，但是山寨生产手机的模具就相当难，山寨制造模具的设备就更难。我最近参观了一家很有名的电器企业，它原来生产家电产品，模具要进口，现在可以自己生产模具了，并且向其他企业出售，但生产模具的机器仍然只能从德国和日本进口，中国做不了。很多机器我们生产不了，是因为我们的原材料过不了关。总之，过去那种容易的套利很少了，剩下的套利活动本身更多依赖于创新，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会降下来，不可能像原来那么高。
降到多少？有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包括我在北大的同事林毅夫教授，认为觉得8%增长速度还可以持续20年，我觉得他过于乐观了。我认为10年能维持4%到5%的增长率就很好了，即使这样的速度仍然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套利型企业家就可以完成，给点自由就可以活起来。下一步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更多要靠创新型企业家。但习惯于套利人要让他创新很难。曾经沧海难为水，过过容易的日子，勒紧裤带就比较难。所以创新的希望在新一代企业家，也就是80后、90后那些没有套利经历的人变成新一代企业家。我不太指望套利型企业家摇身一变变成创新型企业家。我不否认原来的企业家有些会转向创新并取得成功，但是整体而言，创新更多依赖新一代的企业家。
图3.增长方式转型与企业家转型
四、创新对体制的要求更高
创新和套利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但这两种活动对制度的敏感程度不太一样，依赖程度不太一样，过去能诱发套利的制度不太能诱发创新。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真正改变我们的现行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要以为能维持过去高增长的体制也可以维持未来的高增长，原来的体制是适合套利性的，不适合创新的。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理解创新的基本特点。创新的第一个特点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第二个特点是周期特别长。图4中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不确定性，创新是位于坐标的东北区，套利在西南区。
图4.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
我不是说套利没有不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比较低，即使政策性套利也有不确定性，根据政策买进的东西，想卖的时候政策变了，这个时候就亏了。但总体来讲套利的不确定性要比创新低得多。
我稍微展开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奈特教授在192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风险是大数事件，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则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大数据也不能用告诉我们一个创新会不会成功。创新是否成功依赖于后续一系列的创新，一项新技术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我们很难预测它的价值是什么。比如说激光技术，现在激光无处不在，去医院检查、做手术要用激光，我们这里演讲播放PPT要用激光，现在的电信通信是激光和纤维光学的结合，如果没有激光我们不会有现代通讯，我们只能用过去的铜线，能传输语音不能传输数据更不可能传输图像。但贝尔实验室1965年发明激光技术后，最初它的法律部门甚至不建议申请专利，因为当时不觉得它对通讯也有什么价值，只是在纤维光学技术发展以后，激光技术的价值才显现出来。
IBM1945年生产出了第一台计算机，当时需要真空管，速度又慢，耗电又大，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所以IBM最初几年并没有将其商业化。几乎过了15年，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出现了，计算机的威力才显现出来。
一个新的技术、新的创新，它的价值今天是看不清楚的。比如新能源好像是个方向，但哪种技术会占优势，锂电池还是石墨烯或者其他技术，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有人能说清楚。
现在说一下创新的周期。周期长是什么意思？我举几个例子。瓦特1764年拟出蒸汽机的草案，1769年研发出蒸汽机并申请到专利，但他的第一个投资人巴罗克1773年破产，第二个投资人博尔顿1775年得到第一个订货，1786年蒸汽机才开始盈利。
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飞机，但到1936年飞机才投入商业使用，中间过了33年。
吉利刮胡刀，从创意到第一个样品花了4年，投入市场又花2年，共6年的时间。
索尼公司的家用录像机从研发到商业化花了17年，JVC家用录像机花了21年。
施乐复印机，Calson研发花了3年，过了6年才找到一个资助人（非盈利的公益组织），又过15年，直到1960年3月第一台商用复印机Xerox914才投入市场，总共24年。
甚至一些看上去技术含量不高的创新也耗时甚长。宝洁生产的一次性尿布从1956年研发到1966年投入市场，前后整整10年的时间。为什么？成本降不下来，一开始每片10美分，没有市场，花了十年时间将成本降到3.5美分、价格定到5.5美分，才有了市场。
现在一些互联网公司拿投资容易，但真正赚钱并不容易。滴滴公司扩张很快，但仍然要靠不断融资才能生存，到目前融资总量已超过100亿美元。我们的眼球被吸引在那些成功者身上，经常忘记后面还有很多失败者。
很多人误以为创新就是拿到专利，其实拿到专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拿到专利是因为有了样品，但样品只是一个发明，发明和创新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有商业价值，只有消费者愿意买单的创新，才是成功的创新。一项发明能否商业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持续改进：质量的提高，功能的改善，成本的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它还要克服许多其他制度性和习惯方面的障碍。发明比创新容易得多。很多公司死在拿到专利之后商业化的失败。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意味着创新的利润曲线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润曲线。图5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利润。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就越来越少，最后市场趋于均衡，就无钱可赚了。创新一开始亏钱，只有到一定时间才收支平衡，然后赚钱越来越多，但到一定点模仿者就会跟进，利润开始下降，最后趋于0。这还是指成功的创新，至于失败的创新活动，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创新就是一开始亏损，一开始就赚钱的生意都不能叫做创新，只有一开始亏损的生意才有可能叫创新。这也是我们从经验上得到的判断。
图5.套利和创新的利润曲线
我们现在看看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一开始就赚钱的事容易启动，一开始就亏损的事比较难以吸引人。套利是短期生意，创新是长期生意。因此，适合套利的制度不一定适合创新。创新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冒险的事业。只有企业家和投资家具有很长远的眼光，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时候，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这意味着，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有人愿意冒险搞套利，比如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村仍然有投机倒把活动，头天晚上收工后等别人睡了偷偷摸摸买个东西藏在家里，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神不知鬼不觉，晚上等别人睡了后再偷偷摸摸卖出去，完成这样的套利不过两天的时间。现在金融市场上的套利是几秒钟的事情。创新能这样吗？两个晚上不行，三个月五个月不行，可能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都做不出来。所以创新对制度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中国目前的体制整体上讲适合套利，不大适合创新。这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五、几个具体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有些问题比较敏感，我就不能讲了，我下面讲一些现在不太敏感的问题。
第一是监管体制。
从古到今监管是阻碍人类创新很重要的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政府、法国政府明文规定不能进口和生产印花布，这些都会给创新带来一些阻碍。
政府实施监管的理由五花八门。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保护的是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的奶酪——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这些行业、这些企业就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他们的私利，美名其曰是为了消费者。
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监管，传统商业银行出来说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者。
上世纪80年代邮电部曾经禁止居民使用传真机，花了几千万的科研经费研发出一套设备，每天在北京大街跑，侦测谁家在使用传真机，发现了就罚款。据说第一个被抓到的是北京市税务局，北京税务局说你今天敢罚我5千元我明天就罚你5万，最后不了了之。还有IP电话也是被禁止。
交通部去年10月10号发布了一个《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出租车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是针对网约车的，如果真的实施，滴滴打车都会消失，好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最后没有成功，但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不成立，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他们把市场理解为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做生意的人明白，成功要靠好的声誉。比如说监管部门规定专车司机要满足符合一系列的资质条件，但我们想一下，如果一个网租车公司投资几十亿、几百亿，投资者会雇用不合格的司机吗？经营网约车公司不可能不审查司机的资质，根本无须劳驾政府。政府监管只是增加交易成本，限制竞争。
我们很多的监管完全是多余的，就是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保护消费者的借口很勉强，实质上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第二是反垄断法。
滴滴公司刚刚被交通部虚惊一场，又被商务部纳入反垄断调查对象。滴滴和优步合并后，商务部要调查这样的合并是不是侵犯消费者利益。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优步不是卖给滴滴，而是经营不下去自己关闭，商务部应不应该调查滴滴？我想不会。那为什么合并了就要调查它呢？这里面涉及到对《反垄断法》的理解，这是下一步阻碍创新非常重要的方面。《反垄断法》我认为更准确的名字是《反竞争法》，因为它反的那些东西都是市场上真正的竞争行为。我想经济学家要对此负一定的责任，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完全搞反了。经济学讲最理想的竞争是“完全竞争”。什么叫做完全竞争？就是每个行业有很多企业，所有企业生产一样的东西，质量一样，性能一样，收取一样的价格。你只要生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了，就有了定价的权力，就变成垄断了，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创新和完全竞争是不相容的。创新一定会导致经济学定义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与众不同。我们看现实中做企业的人怎么竞争？就是如何做到胜人一筹，但按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垄断。
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力最强的企业。有人说如果你要了解美国历史上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哪儿也别去，就到美国商务部查一下一百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名单。从早期的标准石油、美国铝业公司，到IBM、微软等等，都受到过反垄断起诉。《反垄断法》经常变成不创新的企业去折磨创新企业的武器，竞争不过别人就起诉他，政府一调查拖他几年，反垄断就变成了保护落后而不是支持创新。
我不由想引用一下当年瓦特对垄断指控的回应。瓦特和博尔顿发明了蒸汽机，收费其实很公平，就是蒸汽机的生产成本加上因使用蒸汽机节约下的燃料成本的三分之一，但仍然引起煤矿主们的不满，他们发起运动要求国会取消蒸汽机的专利。我们看一下瓦特是怎么回答的。瓦特说：“他们控诉我们设立了一种垄断，但是，即使是一个垄断，这个垄断毕竟使得他们的矿山比以前出产得更多了……他们说，因使用机器必须偿付使用费，对他们来说是不方便的。如果我把裤腰上小钱袋的纽扣扣好，对那些想偷我的东西的人来说也是不方便的……我们没有权力迫使任何人来使用我们的机器。如果这些家伙向议会控诉其完全可以避免的那种不方便，议会将会回答什么呢？”
回过头来我们看滴滴是否真的形成了垄断。滴滴不可能垄断！我们可以不坐他的车，可以自己开车，公交车和传统车都是他的竞争者，何况还有其他的公司在竞争，如神州专车、易道用车等。哪怕有一家企业也不叫垄断，只要进入是自由的。反之，如果进入不自由，比如政府规定以后不能再有新的网约车公司，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垄断。
传统经济学用市场占有率衡量垄断程度，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按照这个标准，如果中国要找三家垄断程度最高的企业进行制裁，谁最有可能入选？肯定不是中国银行，也不是中国石油，也不是中国移动，而是马化腾的腾讯，马云的阿里巴巴和李彦宏的百度。这些都是私营企业，敢有任何的怠慢吗？微信几乎百分之百的市场也得不断推出新版，如果马化腾认为微信垄断了，不需要改进了，你爱用不用，我想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微信就会被淘汰掉。
竞争与否与有多少企业没关系，关键是看市场是不是开放的。商务部调查滴滴、优步的合并没有任何道理，完全是浪费资金。滴滴即使现在合并了优步，如果他不努力一定会垮的，几百亿的投资是不可能回来的，如果他要有回报，一定要不断努力。
真正的垄断是政府施加的垄断。如果政府用强力为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保护市场，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就是垄断，这样的垄断影响创新，所以必须反。但我们现在恰恰相反，这样的垄断我们不去反，反倒要反真正的市场竞争。
第三是产业政策。
接下来我要谈一下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影响。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搞产业政策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任何行业都是这样。我今天不讲这个，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产业政策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
第二个方面是产业政策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新能源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第三方面是产业政策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有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
第四个方面是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如果我们不废除产业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创新的国家。任何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一定会阻碍创新。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第四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创新。我打个比方，十年树木一年种草，国有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连栽树的积极性都没有。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几乎不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
国有企业创新都是冒傻气。每年考核你的指标，创新是亏损，先投入。一个私有企业投资亏了没关系，三年五年以后可以赚回来，但国有企业今年亏了就说你失职了，免你。
更严重的是国有企业存在严重阻碍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比如说中国的页岩气出不来，因为石油天然气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美国的页岩气不是大企业做的，而是名不见经传小企业做的。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流向民营企业的很少，而且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很多，乡镇企业即使效率不是很高，总比国有企业高，仍然能赚钱。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真正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是供应商，它买不买你的东西与你的竞争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企业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尽管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但研究一下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最早的互联网公司瀛海威为什么垮了？很大一个原因是电信资费太高，瀛海威不可能活下去。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总之，国有企业不仅自己没有积极性创新，而且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创新。
第五是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阻碍创新。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信贷扩展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导致经济危机。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机，又会弱化企业创新的动力。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一定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由于市场已经饱和，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求助于新产品。但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其实本身阻碍创新。比如说2009年各种家电下乡，政府花很多钱让消费者买本来应该淘汰的产品，已经过气的产品很好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方面，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刺激，都是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真正的增长方式转型有待于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这些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呼唤大的制度性变革，改革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思路。
回过头来看深圳，一会儿唐市长会给我们讲深圳，我就洗耳恭听。深圳过去的成功依赖很多套利企业家，深圳也是转型最成功，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为什么？我只能猜。中午和李罗力理事长交流过，深圳在体制方面的改革还是走在全国前列，至少我知道深圳企业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深圳有商会，其他地方也有商会，但其他地方的商会都是政府部门改造过来的，想方设法管企业、捞油水、寻租，深圳的商会则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是帮助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制定更公平的竞争规则。
我不希望深圳永远走在前面，因为那意味着其他地方总在落后。只有更多的地方能超过深圳，我认为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深圳总是一枝独秀，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有问题。依此来看，我们的改革任重道远。
谢谢大家。
张维迎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郑伟鹤点评张维迎
2000年以后，我们创立了同创伟业，投了300多家企业，成功上市的有50家左右，我们的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还有传统企业的转型。下面，我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
我的看法可能会乐观一点，中国正处在成为科技创新大国起飞前的侯机阶段，我们可能正在隧道中，曙光已经在前面，我真的看到这样一个亮点，看到了很多希望。
刚才张教授提到专利不代表科技和创新，这几年中国在专利方面下的功夫很大，科研投入也很大， 2014年中国专利数全球排名第一，2015年中国专利数62万，美国只有40万。尽管中国的专利商业化转换不到20%，欧盟和美国达40%，就数量上来讲，中国也是超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深圳的专利申请，像华为、中兴等民营企业取得非常大的进步，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我看到《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以色列的创新专家叫辛格写过一本书叫做《创业的国度》，介绍以色列为什么成为世界的创业国度，其主要还是在高科技方面的投入和关注。他对中国非常乐观，核心观点有几个，他说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工业品占全球很大的比例，李罗力理事长也提到，深圳产品的配套能力太强了，尤其是智能手机、无人机等很多消费电子类的产品。二是他觉得中国很多产业，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以腾讯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目前已经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腾讯的股票在香港履创新高，阿里从60美金多涨到100多美金，很多投资人买阿里，觉得它还会创新高，这都是世界型的企业，他们的创新能力是世界级的。三是中国这些企业家有大国思维，所谓大国思维，是中国五千多年沉淀下形成的统一文化、统一语言、统一政党，在中国一旦成功很容易复制到全球。我们有一些风险投资家正在把中国模式拷贝到印尼、印度、南美，屡屡成功，中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偶然事情。
他这三个观点非常好。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朴素的观点，其实中国创新核心的是实现新的中国梦，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国梦。雷军说什么是风口最重要，我觉得最大的风口就是资本市场，只要能上市或在资本市场取得高的溢价就是获得了风口，中国老百姓特别喜欢参与资本市场，，创新核心就是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去做。
中国部分产业和企业已经处在世界的先进水平，刚才讲到腾讯、阿里，未来的世界应该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十大智能手机品牌有三个是深圳的，如果把步步高的OPPO算上深圳更强，硬件的优势非常强。软件方面类似于阿里的电子商务、腾讯的微信，中国创新速度比美国还快，这是值得骄傲的。
我们在量子通讯、高铁、智能无人机、超级计算机等很多领域，往智能发展的步子非常快，手法非常狠。台湾地区的富士一下子把夏普收购了，美的把东芝的白电收购了，难以想象下一步他们要做什么，跨国企业家无论是在创新、并购，都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某些行业和产品在全球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用以色列创新专家辛格的话说，中国在品牌建设方面还不够，获得不了品牌的超额利润和超额溢价，中国的企业家在品牌方面还需要做更大的努力。
第三，周勤教授有一个观点，深圳形成创新、成片、连接在一起的高密度的创新环境， GDP已经超过了以色列，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对不对，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说法，深圳+香港和美国硅谷比较接近。同时，上海、苏州、杭州、常州这一带的创新环境非常好，北京和天津也非常好，更不用说武汉的长江产业带基金达到一千亿，合肥是中国第三创新城市，在中科大的带领下很多创新性企业发展非常好，国务院副秘书长在重庆的动作也很快，在做VR等很多的创新点，包括成都、西安VR产业发展的动作也很快。深圳的成功看似是个案，实际上很多的中心城市都在逐步突破。像我们这样的投资人再加上政府、国际背景的环境，形成的合力非常强。这种汇聚形成的点，形成的能力，已经超越国与国的竞争，地方和地方的竞争。
第四，政府的力度方面，昨天我们看到592个贫困县IPO上市，有政策因素，也有创新的因素。我感慨最深的是，我们去年上了新三板，新三板是中国的制度创新，大家一定要认识，现在有七八千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都经过中介机构的审查和完善，基本上是规范的企业，这些企业我印象很深。我碰到一个山东的企业，他是那个县唯一上新三板的企业，实际上凝聚了地方政府、企业家的力量，焕起内在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是非常强的。深圳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力度也非常大，包括深圳市搞了国有资本投资基金，注册一千亿，建行出了300亿，邮储出了150亿，深圳市政府出了200亿。
第五，很多企业家在转型的过程中真是做了比较大的贡献。世联原来是一个传统的房地产中介，以知识为导向企业，现在转变为创新企业，做长租公寓，而且还在做房租宝互联网销售，类似于房多多，最令我惊讶的是，他做房地产装修，和土巴兔在竞争。他还做了一个小样青年社区，和毛大庆做的wework差不多。他也做国际并购，视野很开阔。我很荣幸做他的董事，这是深圳世联的案例。
深圳的女装占全中国的60%，深圳的歌力思，我们认为他是传统的企业，他主要靠门店销售为主，我以为他上半年的业绩会下滑，但他没有下滑反而还增长了，他除了做传统店面的升级改造，包括品类的升级，他还做电子商务、跨国并购，未来还会有其他很多动作。总的来说，传统企业的升级代表未来的方向，表明中国确实处在科技创新的大时代，序幕刚刚拉开，好的时代正等待着我们，谢谢大家。
郑伟鹤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杰：创新与经济发展
我们经济转向新常态，张维迎说套利，我更愿意用模仿、跟随。我们用比较优势下的模仿和跟随发展了35年，进入新常态以后，大家共同意识到了过去发展基础发生的变化，发展路径也要调整，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要讨论“什么是创新？”要把创新要说清楚其实很难，维迎教授讲的创新基本上是界定在源头创新上，假如说我要界定创新，我觉得模仿、跟随可能都属于创新，只要过去没有，现在有了，都可以是创新，但这是你模仿别人的，或者把别人的创新本土化。
对于中国而言，从模仿创新走向源头创新，最好的例子就是华为。华为从模仿起家，从一开始就盈利，巨大的盈利，当他走到越来越高的时候，华为就开始不断向高端走，走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在中国科技大会上华为讲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华为在创新中遇到迷惑，因为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跟不上，所以后来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重大新闻，法国人宣布华为在法国设立了华为数学研究院。华为的通讯其实就是算法，就是数学，现在他走向了一种完全纯理性化的道路。
我们定义创新是很难的，但先定义什么不是创新可能比定义创新要容易：首先创新不是科学发现，因为科学发现是没有奖惩的，诺贝尔奖一百万，那谈不上奖惩，你不创新也没人惩罚你，没有一个教授说因为自己得不到诺贝尔奖被惩罚，所以创新首先不是科学发现，科学发现不涉及到市场行为，创新实际上是市场行为。其次创新肯定不是因循守旧，创新要每天不断地变化，只要有小的变化，这就是创新。第三，创新肯定不是心血来潮，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肯定不是创新。四是企业的创新一定不是个人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把创新描述成：和科学发现相关，是科学发现的市场化、产业化，采用一定的技术、商业模式，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就应该是创新。当然创新有高有低，创新一定是企业内部有组织的系统性的行为，企业家在这里发挥具有洞察力、想象力和组织力的作用。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高效的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而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创新型国家，其实在于一个有效的奖励机制。
当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有创新，这就是维迎教授讲的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到前苏联发生过大量的创新，但是他不可持续，一个可以持续的创新一定是在市场上能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和不创新的行为有奖惩。那创新创业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什么？就是更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就不可能产生一浪接着一浪的创新浪潮，也不会有由低到高的创新过程，如果华为当年没走出去，窝在深圳的一亩三分地里，那绝对不会有华为，参与全球最高端的竞争才会有今天的华为。
创新活动存在很典型、很明确、很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别，世界上能数到的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都是不多的。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它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一方面是在一定空间里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于其他的创新要素。
我们走向新常态的过程，维迎教授总结为套利性走向创新性的过程，这一点我们没有分歧，描述方式有一点差别。当我们迅速扩张，变成高成本、低利润的时候，就要突破陷阱，走向高成本、高利润，这样就是华为。当有人说华为是靠低价倾销占领市场的时候，欧洲人说不是，华为在欧洲卖得最贵。我们没有人说德国的东西便宜，但是德国产品的性价比很高，现在家装都要德国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产品装上一年就断掉了，德国的比你贵五倍、十倍，但是十年不坏。
创新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华为从20几年前七八个人，从买卖交换机开始，然后装300人的酒店交换机，再就是万人交换机，最后走到今天。他从模仿、跟随走到源头创新。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新常态是什么？从发展阶段上来看，应该是改变我们传统的模式，靠廉价、靠大规模制造走向高价、高利润、定制化制造，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发展模式的创新和企业的创新。
创新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创新？《共产党宣言》里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的分析是这样，首先有分工，有了分工就有交换和竞争，所有企业要想竞争获得生存，一定要获得比平均剩余价值高的那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过渡到行业间就变成平均利润率，假如说有一个公司能持续获得较高的平均利润率，这样的公司就是优秀的公司，引领着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标准。企业是怎么发展的？年轻的同志不太理解，我这一代是读《资本论》出来的，马克思给的最大的概括是资本，就是大企业的产生。垄断创造巨大的规模收益，垄断存在域值，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创新就停止，资产外壳被炸毁，这就是他的逻辑。
我们还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的产量被一两个大公司垄断，每个行业里其实都出现多个寡头垄断，它是竞争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分工细化的程度让一个巨型的垄断企业全部生产是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存活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变成这样的模型是很简单的，规模收益大于1，完全竞争没有规模，规模和收益无关，马克思发现要在市场竞争中超过平均剩余价值，占到超额剩余价值和剩余利润要靠规模，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利润上升，过到一个值域以后，这样的公司就没有竞争力。当没人和他竞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改进技术的。只有竞争才会改进技术，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他证明了竞争、规模竞争与收益递增相关。
我们再看到目前为止影响很大的熊彼特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就是创新过程，什么是衰退？当一个高潮结束了，经济就停止，等待另一个高潮，熊彼特归成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样的观点，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垄断、竞争的基础，垄断消灭不了竞争，只有行政管制才能消灭竞争。我们可以看到竞争性的创新过程，熊彼特70年前的基本思想都纳入经济学主流，只有一个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作用在主流经济学里是没有的，20年前维迎教授和盛斌秘书长写过一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概括企业家作用，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在国内还是领先的。
如何把一个企业家纳入主流经济的均衡模型，到目前为止没解。很难说企业家怎么均衡，也很难说企业家怎么培养，企业家可能是天生的，可能是后天的，可能是各种机遇。他和竞争有关，产生企业家的原因太复杂，但是其实要知道，拥有企业家的城市，拥有更多企业家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创新的国家。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企业创新靠企业家引领。我们现在不可想象，没有任正非华为会不会有过去二十年？我们一系列的优秀企业都可以找到他的代表。
创新过程中，我们要看到有两个重要的效应，一个是创新扩散的速度，一个是创新扩散的范围。扩散的速度来源于Baumol的新书《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他指出，过去一百年创新被有效竞争者进入打破，变成十分之一的概念，一百年前一项新技术出现，33年之后才能有效的竞争者，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进步比现在慢很多，垄断比现在面临的垄断要强很多，大企业不会有更加积极的创造性。到现在为止就是3.4年，维迎教授讲，微信一年不更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出来，可能这个企业非常非常小，但足以打败一个巨大的庞然大物，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
创新的范围，一项技术能被多个领域采用，他就扩大了范围。我们其实可以想象，深圳过去十年、五年，创新爆发靠的是什么？是“速度+范围”。一个行业迅速向一个先进技术靠拢，多个行业迅速采用这样的东西，比如这样一个东西在深圳是什么？数字，在深圳就是数字革命。深圳通讯业是数字；深圳的细胞科学、基因组学是什么？是数字，生命是可以计算的，人的细胞是可以改造的，都是数字。材料科学是什么？材料是数据，是可以算的。当深圳具有巨大的产业基础和数字能力时，大量的产业突然涌现在深圳，深圳就会从传统的交换机，最后创造出移动通信的新一代，向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迅速扩展。深圳另外一个正在崛起的绿色低碳产业也是数字的，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是非常核算的，深圳是全国拥有绿色建筑最多的城市，为什么最多？这可以算出来，是大规模的计算过程。深圳搞低碳城，低碳城要创造新的标准，这样一个新的标准在传统增长下耗能多少，过去钢筋混凝土能耗多少，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计算过程，导致一个产业快速在多个行业之间的过渡。
深圳的经济增长中60%来自于创新，上海可能是55%，其他城市大概只有10%，这就是我们决定一个空间上的效率。如果全国有12个这样的城市群撮合，就是全国创新速度和范围引起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很大。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如何理解创新速度和创新范围，创新速度怎么产生的？创新范围怎么能产生？我在这里尝试这样做。创新和分工肯定有关系，你的核心竞争力是垄断，那你创造了一个门槛，别人不能像完全竞争那样随便跨入这个门槛，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创造垄断，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中， 3.3年到3.4年，新的竞争者很容易进来。一个领域可以有很多的竞争，只要你不打破技术，垄断就会被打破。所以分工必然要求合约制、契约精神，你要想发展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分工关系，一定是合约。其实这一点在深圳看来是最清楚的。华为公司不是华为的，是华为系，中兴公司不是中兴的，是中兴系，比亚迪公司不是比亚迪的，是比亚迪系。大家可能不知道，比亚迪是华为的供货商，华为的手机可以做出大屏幕窄边的创新，这个块是谁生产的？比亚迪生产的，大家都知道比亚迪是做新能源汽车的，但比亚迪的IT也非常强大。
我们回想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2000年初期，中国的手机业集中在哪儿？集中在天津的摩托罗拉和北京的三星，现在中国大概有10亿只手机的生产能力，8亿在深圳，靠的是创新，2000家和手机有关的公司，大家分工合作，保证履行合约。第二个是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关联，你可以视华为是个垄断公司，也可以说华为是开放的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理解？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数字，2014年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全球排名前25的，美国有6家，合起来是8100件，中国有4家，合起来是8060件，中国4家就是深圳4家，华为、中兴、华星光电和腾讯。2015年全球排名前30名美国有8家，深圳还是4家，深圳这4家和美国的差别还是600件，深圳占全国的48%。
华为需要很多供货商，需要一级、二级、三级供货商，专利本身是赚钱的，专利变成一个生产标准，华为是垄断的还是开放的？在我看来，华为是开放的，只要你进入我的供货体系，我的生产标准向你开放，进入华为一级供货商体系的就是中国上市公司，华为的专利不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华为系企业同时享受到华为同等的技术开发团队，这就变成了速度。
其实中国证监会还是干了很多好事的，比如说这件事：中国证监会要求一个公司上市，你的供货对象不能是一家，至少是三家，这三家的含义是什么？过去华为说你给我供货不能给中兴，富士康说你给我供货就不能给比亚迪供货，因为是三家，这个就打通了，结果深圳的企业变成同时可以享受上面几家大公司的创新成果，并入了开放、创新的体系，这就是分工，产业、垄断、开放。这样的开放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深圳和全国出现了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特征就是企业和企业、产业群和产业群之间的快速整合，一项新的专利技术的产生在深圳扩张的速度极快。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没啥，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你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他搬不走，因为他的生产体系在深圳，他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的配套是最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很多小企业，在某个细分产业中在全国名列前茅，销售额上亿。现在都是触摸屏了，以前用笔写的时候，我看过一家企业，这个笔就是一年2个亿的销售收入。总之大家享受着巨大的分工、合约、可执行度和产业之间的关联度。
科比特航空创始人、总经理卢致辉，33岁已经有了12年的创业史，他是哈工大威海校区的学生，成绩一般，动手能力极强。他大四的时候跟老师说，让我在学校实习不如去深圳，他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工启示，来了就知道是大疆，那个时候大疆加上他才三个人。无人机的市场是什么状态？去年在全国大概是8个亿的市场，今年是32个亿，三年之后240个亿，是一个巨大的爆发趋势。目前这个市场的主体、创新的主体和产业主体都在深圳，这是深圳过去没有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我就跟他请教，说你给我讲一讲怎么就成了中心了？他说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深圳无人机发展是从小航模起来的，小航模到大航模，到前年全球的航模都在深圳，没有品牌，就给人加工、代工航模，突然有一天深圳的航模和电控连起来就变成无人机了，无人机之后为什么在深圳？广州也有，广州的无人机公司慢慢向深圳迁，为什么？他给我讲了几个根据，这是业内专业人士的判断，肯定比我说的准。他说无人机公司产业要成长，一个核心是碳纤维材料，这个材料的行业占整个无人机产业的70%，因为没有人就可以做很多危险的过载动作。只要手和电驱能控制就可以做连续翻滚的运作。过去依赖于自行车，依赖于汽车改装，到目前为止这个行业变成深圳无人机的绝对主体，碳纤维材料变成深圳领先于全球的产业，但这个产业在深圳可能留不住了，加工中有粉尘，喷漆时有污染，深圳慢慢要把他赶出去，赶到东莞、惠州、中山，这就是深圳大都市的产能扩散。第二个是航空铝后加工处理，这个产业和手机壳和消费类电子的壳有关，这样一个产业其实并不是无人机独有的，他更附着在其他产业上，因为深圳的手机和家电极为发达，这个产业在深圳很强大，别的城市要搞无人机，他就没法做。第三个是特种塑料，大概又占到15%，这个产业基础比较好，也和手机有关，这就是跨界整合。第四个是锂电池，深圳是新能源领域、电池领域最发达的。磁性材料只占2%，但是核心部件，基本上是深圳的独门绝技。无人机产业在深圳的爆发，以上三个产业不可离开，本来是其他产业的配套。到目前为止，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和配套之好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
所以，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决定一个产业的迅速崛起。深圳有很多产业淘汰了，但出来的比淘汰的还快，我们就在成长。相通的科学技术和无边界的增长，最简单的就是数字，数字化造成深圳无边界的扩张，数字技术是基础。贵阳在做大数据，在我看来贵阳是大数据储存城市，因为他的电便宜；深圳是大数据搜集、处理中心。深圳有多少大数据中心？最大的应该是深交所，几千家上市公司，这是最大的数据公司；第二大的数据公司可能是华大基因；第三大的数据中心是我们自己的超算，华为和中兴还不算，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我想象不出来他有多大，基本上六年前的时候，华为和中兴可以做到重要的通信装备在华为坂田的指挥部，可以看到出口重要装备的运转状况，你说他每年生产这么多设备，实时运转状况都可以监控，一台主机出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不用派人，远程修复，这是五六年前就做到了。
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大家共同用一个数字技术，只要你搭上数字技术的边就可以迅速膨胀。大疆公司的一半是数字，大疆号称是无人机里摄影最好的，摄影里的无人机最好的，所以有人说大疆是航天产业，很多人都笑了，他就是玩具产业。但是很重要，他的扩展可能是无限的，飞到150米高空时飞机是抖动的，他传回的画面是水平的，同时可以传出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抖的，一个是水平的，大家在想怎么能看到水平的？一个三脚架，无论怎么晃，最底下架着摄象头那端就是水平的，这就是一个算法。这最大范围的应用是影棚应用，拍动作片，打斗翻滚完了还是水平的。我们这座城市看起来最核心的东西是追上了世界数字革命的潮流。
在这个潮流下，政府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合约可以执行。深圳人都知道，10年前深圳人都为罗湖商业城苦恼，老外元首来了，夫人就要去罗湖商业城，大量买A货，那个时候我们天天打也打不绝，现在没了，罗湖商业城转型了，为什么？大家都重视知识产权，今天你会侵犯别人的，明天别人就会侵犯你的。所以深圳是一个非常合规的合约性的城市，国内这样的城市不多。深圳市政府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凡是和数字有关的产业链条环节都补齐，不断的补短板，无人机中的五个行业，缺一不可。深圳政府过去二十年、三十年或是十年最致力于补足这个短板。我们可以看看创新的类型和创新的支持政策，如果按照模仿、跟随到引领创新来看，其实创新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企业都在发生。这样的发生过程中，创新至少有三类，一类是循序渐进，比如说发动机，其实刚刚产生发动机的时候，燃料有效的消耗效率只有5%，现在内燃机可以做到30%，有很多人为什么反对新能源汽车，他说还有60%多的内燃机的效率没发挥，只要把这个不断发挥就没必要搞能源汽车了。第二个是推倒重来，深圳出现大量的例子，企业彻底转型。比如王传福，他跟我说为什么我坚定新能源汽车，他说新能源汽车是内燃机做不到的，下雨天都说司机要小心防滑吧，为什么下雨天滑、车会翻？无非踩一脚刹车，因为地面的湿和滑不同，踩一脚每个轮子的着地是一样，他处在不同的湿滑点，但有的轮子会失控。假如说有一天，我的车是电动车，刹车一踩，轮子接触地面马上知道这个地方是滑的，轮子贴地面的接触面就会调整，新能源汽车不在于他们说的内燃机，而在于未来走向智能化，汽车会变成人工智能，我觉得这是推倒重来。
我们不断讲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也很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城市应该说还是很缺乏精益求精精神，我经常和大家讲徐匡迪到深圳的故事，徐匡迪从上海退下来到工程院当院士，那天我陪他，在深南路上有一个车冒着浓浓的黑烟，他就说了一句，真煞风景。我说徐市长，深圳和上海是不能比的，我们管理还很粗糙。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客气，后来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那是当然的。然后告诉我，上海人从小知道什么是精细，广东是什么地方，是洗脚上天的地方，你们还没经过一代工业化的洗礼，这种精细是你们无法理解的。我为什么觉得深圳和上海还很远，英国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我们的工业化过程还很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深圳跳得快，无非跳过了精细、精密加工的若干环节，但其实差得很远。
深圳为什么可以走得那么快？深圳采用的是模块化方式，一开始讲模块化的时候，我们都说那是血汗钱、装配线，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清楚，到一条装配线上看到就是女工插件，我十多年前去深圳一个硬磁头厂，当时是亚洲最大的硬磁头厂，这个厂子的招工条件是这样，女性18到22岁，男性不要，满厂都是女工，她们在一个车间里面就做一件事，就在显微镜下拿一个镊子挂弹簧，这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只有18到22岁的女孩适合这个工作。当时我们说模块化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忘了一个东西，模块化是分工分到底的东西，分到一个动作，当我们把这样的分工分到底，深圳的合约精神就成功，深圳很多企业出去玩不转，找不到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工作。深圳把模块升格，我不装这个模块，我设计一个模块行不行，设计一个模块到设计一个产品行不行，产业就升级了。现在，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在深圳慢慢开始消失，因为经历了工业化的洗礼，我们知道怎么分工，如何接受训练，保证合约执行，一点一点顺着往回走，从微笑曲线最底下顺着往上爬。深圳基本上爬到边上了，快出来了，哪一天可以站在上面了，那就不是硅谷，是深圳了，现在人家说深圳是最像硅谷的地方，也许有一天有人会说，这是最像深圳的地方，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样的分工垂直，横纵向分工就变成了大规模的合约制，其实深圳现在这样的产业能力在于大规模的分工可以创造，可以执行。前不久我一个同学的朋友，提前退休到深圳，给空军搞VR，我说你给空军搞VR到深圳干啥，北京不是挺好？他说北京没有这样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分工环境，我只搞拓扑，生产、设计都是外包。我说你的VR是什么？他说VR就是训练空军飞行员的。我说这个东西还用VR吗？早就有了，南航、东航、深航都有训练飞行员的，我都看过。他说你不懂，你说的那个东西跟玩游戏机一样，就是看着屏幕，看着怎样就怎样，你的椅子动吗？你有翻滚吗？你都没有，飞行员到天上，他是翻滚的，我做的就是这个。屏幕是动的，置身在翻滚俯冲的动作中，所有的软、硬环节都在起作用，我只要招标就有人来做。最搞笑的还有一个，孔雀团队李风华博士，他在深圳做一个擦黑板的，是做白板的，我心里想档次也太低一点，还是博士呢。他说我的白板不是你们的白板，以前的白板，老师写完了，墨水就干了，擦会很费劲。我的白板现实度、对比度很好，写完了，哪块想保留，哪块想删掉，点一下就行了。我说你为什么到深圳来？他说你们深圳好，你们搞材料的公司多，而且服务好。
第三种变化，从新常态来讲，要做供给侧改革。我们的成本优势没了，人力越来越贵，深圳一说伟大成绩就是人均GDP超过2.6万美元了，如果用PPP核算，深圳的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美国不到4.8万美元，深圳快追上美国、德国的平均水平了。这些成绩反过来是问题，成本高了，你就模仿不了了。我赞成维迎教授讲的，增长一定要下降，别人做你拿来用当然好用，但是你要自己创新。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我问华为，当第一很愉快吧，他说太难受了。我说当第一难受？他说我一百以后谁理我，没人理我，他们做我看，通信的东西就是这样，从这儿进去一个初始，最后出一个结果，中间跑不了，我倒算就行了，过去一二十年华为都可以这样做。现在成为第一了，你要研究怎么进去怎么出来，还要想着别人知道，他可以倒算回来，这就是抄袭的能力。企业大多数会知道蓝海，天天讲蓝海战略，越深的地方和你竞争的人越少，管理学和这点是相通的。对于深圳而言，要不断向前沿走，要利用科学的、复合式的技术闯出一个新的天地。
最后给大家说一点关于支持创新的政策。美国的实证的检验，中国哪座城市最产富豪？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没有深圳。看起来中国的大企业家基本上集中在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广东。金融、房地产、传统制造业、TMT、制药，北京的分布比较均匀，上海金融业占20%，传统制造业9%，TMT只有6%。深圳的核心是在高科技创新产业，所有的创业企业家高度集中在这个领域，传统工业少，TMT和房地产占了1/3。从美国各大城市情况来看，基本上也就两个问题。这儿有一个案例，比较了两组的差别，一组是纽约和匹兹堡，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城，单个企业的规模巨大，卡耐基·梅龙就在那儿。匹兹堡有一天突然坍塌了，三大汽车生产商垄断的城市底特律也坍塌了，200万到300万人口的城市现在萎缩到60万，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找不找得到？第二组是波士顿和硅谷的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士顿一直是半导体产业的主导城市，硅谷取代波士顿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与硅谷出现大规模的创新型小企业有关。深圳的基因就是充满活力，创造性的小企业，华为、中兴、平安、招商是20年前的小企业，都是从一张办公桌起家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一个组织寿命最长的是大学，300年、500年，企业的寿命全球平均下来75年，一个城市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创业企业，这个城市就是好城市。深圳就是由这样的企业家组成的。
政府办大学看起来很重要，从美国的情况看，专利领先的城市和专利落后的城市会产生十至二十年的差距，你领先以后就不断的领先。目前来看，这是底特律和西雅图的比较，西雅图有波音，底特律有通用，现在西雅图是繁荣的，有人说西雅图不行了，波音搬到芝加哥了，可西雅图还是很活跃的。创新政策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现在看起来就是要形成本地不断成长的企业群，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成长，创新性的成长，它就是创新活力的城市，这里有企业家的功劳，有市场的功劳，政府也需要做点事。
美国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和这个类似。35%-40%的基金和创投，深圳占有40%的份额，大量公司集聚到深圳，大多数是不缺钱的，为什么这么多创新型的公司向深圳涌？越涌钱越多，配套越好。其实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发现的问题是我们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我们要怎么激励创新？深圳已经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内地大量的情况是找市长比找市场管用多了，所以大家涌着去找政府，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局面，创新永远不会成功。供给侧改革读《资本论》就可以了，马克思的描述很清楚，持续不断的竞争确实和科学技术爆炸性的进步有关，过去很多没听说过的东西现在马上会变成现实，大量的事情会出现，创新的协同性会提高，不确定性也会大大提高，结果是要求的配套条件会越来越多，就产生了地域之间差别，创新要素、创新资源高度集中，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区分，有的城市会变成单一的制造城市，有的城市可能会变成综合性的创新城市，深圳正在向这个路上走，虽然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可以看到可能性。
最后，评价政府的产业政策，要先看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提升创新扩散的速度，假如你干预了半天创新扩散在多个行业里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可能是有问题的。有没有能够扩大范围的，突然在几个行业出现了共同依赖一项或是多项技术综合性运用的创新过程，造成了无边界的增长。深圳经济永远淘汰过剩，总是出新的，深圳的文化是尊重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比政府官员要正面一些。创新的外部性也是很多的，包括维迎教授讲的非生产性创新，有一本书《历史上的企业家》，归纳出很多企业家，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追逐短期利益。大家知道电冰箱的氟利昂破坏臭氧层，这是重大的创新，后来都淘汰掉了。还有汽油加铅，现在不断要采取欧二、欧三、欧四、欧五，去掉铅了，为什么要加铅？铅就是空气压缩比可以提高，当时觉得这和环境没啥关系，加铅车跑得快，福特车可以卖得好，这样的过程中，政府保护一个市场的公平，防止一个恶性的竞争，或是防止一个企业负的外部性是重要的。成功的政策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破坏竞争，失败的产业竞争是破坏竞争、遏制竞争，成功的政策是透明公开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张三是一个，李四是一个，这就是失败的，失败的产业政策一定是自以为是的，大量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老子说得算，今天老子说对了就成了，明天我要说错了呢，那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要实现几个关键的转变，一是过去我们很重视钱的积累，现在看来是知识，知识最重要。二是从重视物到重视人；三是重视现有到重视未来；四是从工匠到科学；五是从服从转向重视到分歧；六是重视单一企业、单一城市转向产业群和空间集聚；七是从重视政府显性效率转向政府隐性效率。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地扶持、引进、培育市场，尊重企业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看不到的东西是最有效率的。谢谢大家。
唐杰 马洪基金会理事、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
郭万达：对政府和企业边界的思考
我还沉浸在唐市长精彩的演讲中。唐市长既是经济学家，又做过深圳的副市长，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让我点评他的演讲，有点难。好在他的PPT我是先学习了。从PPT看，他的演讲理论性很强，他构建了一个有关创新的逻辑分析框架，今天他的演讲重点是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大量的生动的案例，特别是有关深圳创新的故事、创新的企业，他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讲得非常好。
他的主题是有关创新过程中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他用的是“行为”这个词，我思考的是“边界”。就是说，在创新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在哪儿？哪些是政府该管的事，哪些是企业的事。张维迎教授刚才的观点很鲜明，创新就是市场的事、企业的事，政府不能管，也管不好，他说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唐市长的演讲中，显然不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他说政府还是有用的，特别是他讲深圳政府的案例，讲深圳政府做的事，结论就是政府的作用是明显的。对这个问题，我试图做一点思考。
我的思考立足于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思考分析唐市长的逻辑，他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他本身是研究宏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学者，他对空间特别有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空间经济学，空间又和新增长的理论相关联，就是分析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结合我读过的书，就创新的问题提供一点参考文献。当然，我那个书都不是经典的著作，比较大众的，有点案例型的，也是我平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三个层面，是结合深圳的情况，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在深圳，深圳又立了目标，要成为全球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我们讨论的创新的理论、创新的边界、创新的案例，对深圳有什么借鉴？有什么启示？
我先分析一下唐市长的逻辑框架，我试图用一张表来概述。左边是企业的行为，右边是政府的行为。第一，从创新的定义来看，他和维迎教授的区别在于，维迎教授讲的创新是源头创新，模仿不是创新，唐市长认为模仿也是创新。第二，从创新的过程来看，维迎教授讲的是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创新的长过程，唐市长分析了马克思的动态演化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的扩散，当然是企业的行为，但政府行为导致地区的差异，也就是说，由于政府行为的差别，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创新扩散结果是不同的，他特别强调由于政府行为，你可以共享无边界的创新增长。第三，从创新的类型来看，有不同阶段的创新，在不同的阶段，政府的行为模式不同，对创新的作用也不同，他特别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政府支持创新的方式，包括大学、金融机构等等。第四，从创新的转变来看，他讲了七个转变是很重要的，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展开，这里面既有企业的行为也有政府的行为，前五个转变比如积累的转变、投入的转变、产品的转变、技术的转变、人力的转变，这是企业行为，后面两个讲了空间转变、政府效率转变，是政府的行为。他讲到政府行为的时候以深圳为案例，他解释了为什么深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讲了很多深圳企业创新的故事，比如比亚迪、华为、大疆科技等。唐市长只讲了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但他没有用“边界”，但我认为“行为”和“边界”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把这个边界说清楚，这个行为是动态的，如何去判断政府的行为好还是不好呢？另外，这一届政府的行为好，又如何保证下一届政府的行为还好呢？
从唐市长的逻辑框架出发，我思考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创新究竟一种什么精神？政府和企业有没有可能共同形成这种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唐市长的演讲中，他说创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连续过程，特别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创新。郑伟鹤刚才在点评时也提到以色列。以色列如何在沙漠、焦土、战争、死亡下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度？创新的精神如何形成？我想起我读过的一本书：《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阿里·沙维特）。这本书我很喜欢，它不是讲以色列如何创新，而是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在书中，有三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一个是马萨达，这是古罗马帝国攻打过来时，在经过抗击之后，960多名犹太人集体自杀。1942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思考如何创立以色列国家时，一批年轻人（其中有些成为以色列的政治家）来到马萨达，在这个地方锤炼，思考以色列建国的精神是什么。第二个是供给房，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大量的移民，1952年政府给移民提供住房，就是保障房，在供给房里产生了很多对以色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律师、医生及创新的企业家。第三是1967年开始的核工程，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很多都与军工部门有关，以色列军工部门与民间的融合做得很好，这种情况和美国类似，很多原始的创新来自军队。由这三个故事可以看出，以色列这个国家创新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面对磨难、挑战、危机时绝不认输，通过创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精神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是生还是死的问题，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所以说创新精神与危机意识紧密相关，如果这个国家、政府、企业都具有一种危机的意识，对创新有共同的认识，那么创新的精神就共同成为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这是很重要的。这对深圳来说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认为，就是要有问题导向、危机意识。深圳现在是全国创新型城市，创新驱动在全国走在前面，但深圳是不是就没有问题？深圳是不是没有危机？深圳有那么好吗？深圳会不会衰败？我认为深圳不能太高调，认为好得不得了，深圳塞车我看就很厉害，很耽误我们的时间，而且耽误我们搞创新。讲到供给房，我们周围很多人，觉得房价太高了，成本太高了，影响了我们创新。我觉得现在深圳的企业，普遍感觉没那么好，充满危机感，华为的任正非天天都讲危机，如果政府没有危机感，政府认为我好得不得了，政府的危机意识落后于企业的危机意识，那就肯定会影响到深圳创新。魏达志教授讲深圳超越上海，我不争论超不超越，但至少我认为这仍然是认为深圳好得不得了，没有危机意识，因上我不赞成这种说法。
第二个问题，政府与企业家的作用边界在哪儿？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在哪儿？唐市长特别讲到企业家要重视知识积累、重视科学创意，要重视管控分歧，那么政府要重视什么？我极力推荐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传记：《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作者：阿什利·万斯）。我觉得看了马斯克创业的故事就明白什么是企业家，什么是创新人才。马斯克大学结业后就和弟弟开着车跑到硅谷去了，95年刚开始创业用他父亲支持的2.8万美元创办了一个网站Zip2，99年把网站卖了赚到2200万美元，99年投1200万美元创办互联网银行PayPal,
2002年创办SpaceX, 2004年投特斯拉。他去做火箭，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要发射火箭，他只是说是不是人类就上不去火星，他找了一个俱乐部，找了很多人聊，他最后决定说我得去干这个事。通篇传记里没有讲政府的作用，政府如何支持了马斯克。但仔细分析马斯克为什么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马斯克为什么卖了公司接着去投资，因为美国的税法规定，卖了一个公司收入即刻投资就免税了，这个很重要，鼓励企业赶紧去投资，这就是美国政府对企业创新的一个激励机制。另外，马斯克为什么没有在硅谷而是在洛杉矶投资创办火箭公司？这也和政府有关，因为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在加州，NASA买了他的东西，一切都是和政府有关系。这就是唐市长讲的，政府还是有用的。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在哪儿？政府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呢？唐市长讲到创新与创业城市依赖于优良的营商环境，大公司和小公司混合创新是高效的创新模式。我想到我读过的另外一本书：《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作者：维克多·黄等）。什么是雨林法则？这本书的作者认为，雨林和农场的区别就在于，农场是种庄稼的地方，那不是创新的地方，雨林是不长庄稼长野草。那野草怎么长呢？他说，在这个雨林里面就有一种动物，它叫基石物种。比如像蜜蜂，它就是稳定生态，这个系统中它是起稳定的、协调的、传播的这些作用。他举了好多在硅谷里面这样一些组织、这样一些人。比如，一开始的时候搜索引擎不是在硅谷，在美国堪萨斯大学高赫夫妇那儿，他们在美国做搜索比雅虎、比谷歌都要早，但是它没有变成雅虎、没有变成谷歌，什么原因？是因为堪萨斯缺乏基石这样的人。而雅虎、谷歌就搞成功了，他说就是因为硅谷的雨林生态系统非常好。华为的轮值CEO郭平说华为是要从丛林法则迈向雨林生态，丛林法则是竞争法则，而雨林法则是共生的，狼、老虎、蚁群都要共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想到深圳面临的问题，深圳的创新环境，就是因为政府通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这个雨林生态，所以使深圳可以成为野草生长的地方，很多的小企业在深圳生生不息，总会有小企业通过创新、通过市场竞争发展成为大企业。因此，深圳的创新就是如何去维护这种雨林法则。现在深圳比较重视大项目，但不能看不上小企业、小项目，这是维护雨林生态的一个基本法则。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主导城市外延和创新扩散的边界在哪儿？唐市长讲到创新在空间上显示不同的差异，为什么有的城市创新很活跃而有的城市却缺乏创新？他认为这个区别就是政府的行为不同，是政府之间的区别。他说，创新扩散范围决定了空间差异，创新政策的关键是形成不断成长的产业集群，提升创新的扩散速度，防止创新中出现的负外部性。我看了一本书：《国家创新模式：大学、
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战略》（享利·埃茨科威兹等） ，作者专门讲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联，认为空间应划分为知识空间、共识空间、创新空间，把大学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对深圳是有启发的。深圳不光要有高新区、产业创新中心，还要大学，大学中间要有一堆的创新区。
第四个问题，或者说是总结：1，当企业进入无人区，企业与政府的边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任正非讲，我进入无人区了，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有什么变化？2，唐市长也说高成本、高利润的阶段就可能出现成本对创新的驱逐，这个时候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3，商业模式中从1到N模仿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可能发生作用。但变成0-1，产业政策还需要吗？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他们两个的意见是一样的，还是需要的，需要在哪里？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郭万达 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主要媒体报道
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举办专题报告会
学者专家把脉中国经济新常态
深圳商报 2015年9月12日 第A04版 刘双
未来，中国企业家的成功主要是靠创新，创造新的市场。因为市场已经接近均衡，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不能发现和创造新的市场，不能创造新的产品，企业是没有出路的。
真正的增长方式转型需要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这些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需要大的制度性变革，需要监管有新的思维、新的思路。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面临升级转型的严峻考验。中国经济奇迹还能持续吗？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该走怎样的转型创新之路？昨天，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举办专题报告会，邀请张维迎、唐杰、郭万达、郑伟鹤等知名专家及企业家，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以及企业创新等话题。
2015年下半年以来，马洪基金会和深圳商报社连续举办多场“问势系列理事专题报告会”，在深圳掀起一场思想的风暴，成为新的高端论坛响亮品牌。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商报希望通过一场场思想盛宴，为各界提供接触最新理论进展及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最权威分析的机会，为深圳人提供丰富的思想氧分。
本场报告会精彩纷呈，聚焦了多个“重量级”议题。例如，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升级？中国走向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应该走怎样的转型创新之路？在整个宏观经济受到转型升级严峻挑战的新常态下，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础驱动力，应该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增长形式？如何加大转型升级力度，去主动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企业发展要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教授，马洪基金会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分别作了《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和《创新中的企业和政府行为》主题发言。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郭万达博士与深圳同创伟业创业投资公司郑伟鹤董事长为两位演讲嘉宾作精彩点评。
对于创新，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表示，理解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理解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历史，因此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创新型企业家。今天深圳之所以能在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是因为深圳的制度和政策比其他地区更适合企业家创新。
唐杰对创新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他提出，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这个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这个空间环境的差别来自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在一定空间上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第二个因素则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的创新要素。
马洪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我国研究咨询事业的开创者。他生前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并创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晚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助民办的国家级大型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11年11月，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了马洪基金会。成立以来，马洪基金会建立了由民间智者和民间智库为政府工作献计献策的平台，邀请深圳市各领域行业专家和社会贤达成立了“深圳智库百人会”，并开展“政府公共服务白皮书金秤砣奖民间评议活动”。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邵汉青、姜忠，市决咨委常务副主任吕锐锋等出席本次报告会。
“新常态”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深圳商报 2015年9月12日 A04版 刘双
昨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专题报告会做了“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的发言。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尤其需要创新型的企业家。
“理解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理解企业家精神。”张维迎开门见山地提出，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历史。翻看深圳30年的发展历史，将一个又一个的优秀企业家列出来，我们就大概知道深圳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反过来看，不研究企业家的创新，就没办法研究深圳经济增长的规律。
企业家的成功未来主要靠创新
以理论为基础，张维迎从市场的基本功能谈起。他说，市场大致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
传统经济聚焦于第一个方面，市场利用有效的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但这个方面仔细看是有问题的。人类社会仅仅是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是不会持续的，资源没有得到最优配置，我们改进它，一旦达到最优配置就没有增长的潜力了。因此真正增加潜力的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不断推动技术的进步。
“这两个功能是对应的，经济增长的表现，不是我们讲的GDP增长多少，人均收入增长多少，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出现，分工链条不断的拉长和专业化的加深。”张维迎表示，200多年前人类使用的所有产品，加起来也就10的2~3次方，今天大概是10的8~10次方，这些产品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不是原本就存在的。我们现在用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历史，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再来谈谈企业家的两个基本职能。简单来讲，一是套利，一是创新。所谓套利，就是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利用不均衡的机会赚钱，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而创新就是创造不均衡，通过创新生产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发现新的原材料，进入新市场，或者是探索新的组织形式。
他以计算机为例说明。计算机出现本身是一个创新，到了2000年左右，计算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生产计算机几乎不再赚钱。后来iPad平板电脑打破了这种均衡，苹果公司因此赚了大钱，而后其他的企业开始模仿，利用它进行套利，导致现在平板电脑赚钱也非常难。
事实上套利和创新这两个功能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张维迎以联想为例，柳传志最初在做计算机生意，上世纪80年代，他靠什么套利？他发现香港的计算机很便宜，北京的计算机很贵，因此成立一个公司在香港进口计算机到北京卖，香港的计算机到北京有一些语言和其他的功能并不受大家欢迎，所以联想就创造出联想汉卡，这也是一种创新。有了联想汉卡的创新，计算机的套利就更容易了，这是联想公司发展的历史。
张维迎认为，未来，中国企业家的成功主要是靠创新，创造新的市场。因为市场已经接近均衡，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不能发现和创造新的市场，不能创造新的产品，企业是没有出路的。
创新并不等于是拿到专利
对于创新，张维迎表示，创新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确定性，二是周期特别长。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其实和科学上的发现非常类似。”张维迎说，创新是否成功依赖于后续一系列的创新，新技术出现时，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比如激光现在无处不在，医院检查、手术用激光、电信通信都应用到激光，没有激光就不会有现代通讯，人类只能用过去的铜线，那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传输数据，更不可能传输图像。但你要知道，激光在1965年贝尔实验室发现以后，专家甚至不建议申请专利，直至纤维光学的技术发展以后，才发现激光的价值。
说到创新的周期性，张维迎又以计算机为例。第一台计算机是1945年由IBM生产出来的。但当时速度慢，耗电大，几乎被认为没有商业价值。直至15年之后，集成电路的出现，计算机的威力才显现出来。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蒸汽机、飞机、录像机、复印机甚至尿不湿等等，从研发到投入市场，都经历了几十年的周期。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产生误区，认为创新就是拿专利。其实，拿专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拿到专利因为有了样品，样品只是一个发明。创新与发明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商业价值，这需要后续质量改进、功能改善、成本降低，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拿到专利之后、商业化的过程中就死亡了，为什么创新如此的艰难？“因为创新的利润曲线从一开始就是亏钱的，一段时间才能收支平衡。赚钱以后，别人又开始模仿、跟进，创新的利润又会下降。”张维迎说。
张维迎一针见血地指出，创新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冒险的事业。只有当企业家和投资者具有长远考虑和相对稳定的预期时，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张维迎认为，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的奶酪，现有的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
“我们不难看到，历史上受反垄断影响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力最强的企业。”张维迎说，将美国一百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列出来，从早期的洛克菲勒、IBM、微软等，确实是这样。反垄断法变成不创新的企业去影响创新企业的工具，竞争不过别人就起诉他，政府一调查经常耗时几年。所以历史上，受反垄断法影响的是那些最具创新力的企业。
张维迎建议，监管者要懂得市场的声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才是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手段。目前，政府的行业监管、产业政策、反垄断法、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会给创新带来不利影响，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清除创新的体制和制度障碍。
他最后指出，真正的增长方式转型就要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这些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需要大的制度性变革，监管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思路。
“回过头来看深圳，深圳是转型最成功，也最具创新力的城市。”张维迎表示，这或许是因为深圳在体制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至少深圳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今天深圳之所以能在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是因为深圳的制度和政策比其他地区更适合企业家创新。
深圳企业创新离不开政府隐性推助
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认为，合理的政府行为、政企关系催生更多创新元素
深圳商报 2016年9月12日 A05版 王兆龙
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空间环境的差别来源于当地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以及政府的行为。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地区的创新要素。
如果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在成长，而且是创新性地成长，这个城市就是有创新活力的城市，这里有企业家的功劳，有市场的功劳，也有政府的功劳。
9月11日，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于深圳银湖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2016年秋季理事报告会”。马洪基金会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发表题为《创新中的企业与政府行为》的演讲。唐杰指出，三十余年来，深圳的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引领本地经济发展，这其中深圳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隐性贡献，充分尊重企业家，扶持、引进、培育了市场。
新常态呼唤源头创新
唐杰首先明确了创新的定义，创新不同于因循守旧，也不完全等同于科学发现，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唐杰指出，创新是一种与科学发现相关，在一定条件下采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过程。
马克思、熊彼得等经济学家都曾表示，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从企业层面来讲，创新是现代企业内部有组织、有设计的系统性行为，依赖于企业家的洞察力、高效激励机制、企业内外部人才资源。唐杰认为，创新的活跃度有显著的空间差别，这种差别与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关系。
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通过比较优势下的模仿创新和跟随创新。当前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过去发展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发展的路径也需要调整。
唐杰表示，中国正从经济起飞阶段走入经济发达阶段，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从低成本走向高成本，当下企业创新仅仅通过对国外创新进行模仿或本土化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源头创新，才能让企业在高成本条件下获得高利润。
创新类型的划分
如果按照模仿、跟随到引领创新来看，其实创新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唐杰把创新按照产业类型划分为循序渐进、推倒重来、精益求精。循序渐进，比如汽车产业，在刚刚产生发动机的时候，发动机的燃料有效率只有5%，现在的内燃机可以做到30%，还有60%多的内燃机的效率等待逐步发挥；推倒重来，也就是企业彻底转型，在深圳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说王传福，他认为新能源汽车不在于内燃机的效率，而在于未来走向智能化，汽车将会变成人工智能；精益求精也很重要，我们国家工业化过程还要很远，不是一蹴而就的，深圳跳过了精细、精密加工的若干环节，这类产品好象我们会制作了，其实还有差距。
唐杰把创新按照组织方式划分为纵向分层、模块外包、垂直整合、纵横结合、横向分工。纵向分层，让每个创新者无法适从，层层批复效率低下，深圳为什么可以走得那么快，因为深圳是模块化的方式运作，从设计一个模块到设计一个产品，产业升级就完成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在深圳慢慢消失，就是因为经历了工业化的洗礼，知道如何分工。
从新常态来讲，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再，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数据显示，深圳的人均GDP超过了2.6万美元，经过购买力平价（PPP）核算，深圳的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美国则是不到4.8万美元，深圳快追上美国平均的水平。用工成本随着人均GDP不断推高，竞争愈发激烈，企业开始讲蓝海战略，走越深的地方和你竞争的人越少。唐杰表示，对深圳而言，要不断向前沿走，要利用科学技术、复合技术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
创新具有地域空间差别
经济增长就是创新过程，熊彼特和马克思有相同的观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垄断和竞争的基础，只要有垄断和竞争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看到竞争性的创新过程，垄断消灭不了竞争，只有行政管制才能消灭竞争。
因此，创新活动存在非常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别，不是每个地区都具有创新性，世界范围内的创新性国家、创新性城市屈指可数，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奖励机制。唐杰指出，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这个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这个空间环境的差别来源于当地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以及政府的行为。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地区的创新要素。
当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好，都是在引导中国朝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唐杰说，没有市场化改革就不可能产生一浪接着一浪的创新浪潮，也不会有由低到高的创新过程。在深圳，合理的政府行为、政企关系还催生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创新要素。
创新的扩散愈快愈广
唐杰表示，创新有两个重要的效应，一个是创新扩散的速度，一个是创新扩散的范围。
何谓创新扩散的速度？新产品推出到有效竞争者进入的时间。唐杰表示，过去一百年来，创新扩散的速度提高了10倍，换而言之，有效竞争者进入的时间，从33年降至3.4年。以微信为例，如果一年不更新就会有另外一个新应用出来，可能这个企业非常小，但是足以打败一个庞然大物。
何谓创新扩散的范围？创新活动从单领域向多领域发展，形成全社会范围的创新。唐杰表示，一个行业迅速地向一个先进技术靠拢，多个行业迅速采取同样的动作，一项技术能被多个领域采用，它就变成一个范围。
深圳过去五年、十年的创新爆发增长靠的是什么？唐杰指出，深圳靠的是速度叠加范围，深圳的数字技术革命被运用到通讯业、细胞科学、基因组学、材料科学等方方面面，分工深度与合约的可执行度造成了深圳与其他地区创新扩散速度和范围的巨大差异。
创新专利在深圳快速扩散
相关资料显示，在深圳，华为公司形成华为系，中兴公司形成中兴系，比亚迪公司形成比亚迪系。同时，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相互关联，比亚迪是华为的供货商，华为手机的窄边大屏幕由比亚迪生产，比亚迪的主业是做新能源汽车的。
唐杰说，由于中国证监会要求一个上市公司的供货对象至少是三家，深圳的企业形成了同时可以享受上面几家大公司创新成果的格局，并入了开放、创新的体系，这样的开放过程中，深圳和全国出现了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特征就是企业和企业、产业群和产业群之间的快速整合，一项新的专利技术的产生在深圳扩张得极快。
唐杰以华为为例，华为需要很多供货商，需要一级、二级、三级的供货商，华为的专利技术便成为了一个生产标准，只要进入华为的供货体系，生产标准便向你开放，华为的专利不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华为系企业同时享受到华为同等的技术开发团队，这就形成了创新的快速大范围扩散。
产业集群留住深圳优秀企业
曾经有专家对唐杰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四家企业手上，任何一家搬走都非常危险。唐杰说，这些企业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它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这样的配套是最有效的。
以科比特无人机公司为例，一架无人机需要用到的材料包括碳纤维、航空铝、特种塑胶、磁性材料等。其中，碳纤维材料占到70%左右，主要用来制造无人机机体，过去用于自行车、汽车改装，碳纤维材料是深圳领先于全球的产业。有些产业在深圳可能留不住，有些企业加工中有粉尘，喷漆时有污染，逐步会迁到东莞、惠州、中山，形成深圳大都市的产能扩散；航空铝占到15%左右，主要为无人机精密零部件，以前用于手机壳和消费类电子的壳，因为深圳的手机和家电业极为发达，这个产业在深圳很强大；特种塑料这个产业也和手机有关，基础比较好，形成跨界整合；锂聚合物电池，用于无人机的动力，深圳是新能源领域、电池领域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磁性材料只占2%，但是用于核心部件，基本上是深圳的独门绝技。
唐杰说，无人机产业在深圳的爆发，三个产业不可离开，磁性材料必不可少，其他则是产业的配套。据业内人士向他的描述，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和配套之好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
数字化造就无边界扩张
相通的科学技术和无边界的增长，最简单的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唐杰认为，数字化造就了深圳无边界的扩张。当前，贵阳也在做大数据，唐杰认为，贵阳是大数据储存城市，因为那里的电便宜，深圳则是大数据搜集、处理中心。
深圳有多少大数据中心？唐杰表示，首屈一指便是深交所，有几千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这是最大的数据公司；第二大的数据公司可能是华大基因；再次还有华为和中兴等，这两家公司对大量实时运转状况进行监控，一台主机出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不用派人，远程即可修复，五六年前就做到了。
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大家共同用一个数字技术，只要你搭上数字技术的边就可以迅速膨胀。唐杰又以大疆公司为例，大疆公司一半是数字，大疆号称是无人机里摄影最好的，摄影界里最好的无人机，所以有人说大疆是航天产业。最重要的是，大疆的扩展可能是无限的，它飞到150米高空飞机是抖动的，但是传回的画面是水平的，无论怎么晃，最底下驾着摄像头那端是水平的，这就是通过算法实现的。
这其中，应归功于深圳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凡是和数字有关的产业链条环节都要补齐，不断地补短板，无人机相关的行业，缺一不可。
如何形成不断成长的企业群体
创新政策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就是，如何形成本地不断成长的企业群体，如果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在成长，而且是创新性地成长，这个城市就是有创新活力的城市，这里有企业家的功劳，有市场的功劳，也有政府的功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唐杰用了大篇幅介绍了美国的产业政策。
唐杰说，从美国各大城市情况来看，一是创新与创业城市有优良的营商环境，匹兹堡的企业家稀缺是历史上钢铁行业过度集中的体现，巨大的规模经济回报，潜在地挤出了更多的创业活动；相比之下，纽约的创业则充满活力。
二是招商引资与创新创业公司不断涌现， 波士顿长期是半导体产业的主导者，硅谷二十世纪下半叶取代波士顿，和硅谷出现大规模的创新型小企业有关，一个城市去除少数垄断大企业，这个城市就是好城市，深圳便是如此，基因里充满有活力、创造性的小企业。
再者，政府办大学是很重要的，从美国的情况看，专利领先的城市和专利落后的城市会有十至二十年的差距，领先者会不断地领先。
其次，大公司和小公司混合创新是最高效的，本地企业家与外来企业家形成企业家群体是很重要的。以底特律和西雅图的比较，西雅图有波音，底特律有通用，现在西雅图依然繁荣，就是因为吸引了大量外来企业家。
美国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是高度一致的，中国也有相似情况，深圳的创投行业十分发达，大量的公司集聚到深圳，其中大多数的公司不会被缺钱所困扰，创新型的公司向深圳涌，越涌越多，配套也越好。
深圳政府的隐性贡献
唐杰表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深圳已经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的氛围。
唐杰说，持续不断的竞争确实和科学技术爆炸性地进步有关，过去很多没听说过的东西现在马上会变成现实，创新的协同性大大提高，就产生了地域之间差别，创新要素、创新资源会在空间上高度集中，有的城市会变成单一的制造业城市，有的城市可能会变成综合性的创新城市，深圳正在向这个路上走，还有很长的路。
唐杰说，深圳具有尊重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比政府官员要更受尊重。
未来我们还要实现几个关键的转变，唐杰表示，一是过去我们很重视钱的积累，现在要重视知识；二是要从重视物的投入转变到重视人的投入；三是从重视现有产品转变到重视未来产品；四是从重视工艺技术转变到重视科学创意；五是从重视服从转向重视分歧；六是从重视单一企业、单一城市转向重视产业群和空间集聚；七是从重视政府显性效率转向重视政府隐性效率。
唐杰最后归纳，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看不到的隐性贡献，扶持、引进、培育市场，尊重企业家等等，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也是最有效率的。
深圳年轻人是先买房还是先创业
深圳商报 2016年9月12日 A05版 刘双
昨日，在报告会上专家的发言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积极响应，报告会后的互动环节，不少观众抛出了“重量级”问题，得到了嘉宾的精彩解答。
观众提问：深圳的人均GDP在中国遥遥领先，房价也很高。深圳的年轻人是先买房还是先创业？
唐杰：政府和市场很难清晰地划一个边界。当产业政策走到公共政策以后，政府的行为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医疗、教育等。
住房是个公共产品，它不是纯粹的私有产权。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对深圳的房价是怎么看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房价是不能按绝对价算的，按绝对价深圳均价6万元，重庆均价1万元，你说深圳房价便宜还是重庆便宜，按我说重庆房价比深圳贵。
房价是需求和供给的反映，需求是人均密度，一个城市的人均密度乘上一个城市的人均GDP。按这个计算，中国的几大城市中，重庆人均密度最低，深圳最高，深圳的需求最大，重庆还只算了江北和涪陵，重庆的需求是深圳的六分之一。
再看供给，供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按投资率来看。深圳1块钱GDP中只有20%是投资，就算把深圳房地产投资比例提高到60%，也才有12%的供给。
再看看纽约的情况。纽约市长管的纽约只有780平方公里，纽约市长管的人口只有780万人，每平方公里1万人。纽约每天活动的人是2000万，有1200万人是白天来工作晚上回家了，回新泽西了。这里面存在一个等式，是高房价低通勤成本，等于低房价+高通勤成本。你住在新泽西，每天花五个小时上下班，美国平均家庭四口一家，住在新泽西大房子，蓝天白云，教育也比纽约好，医疗不比纽约差，为什么不住在新泽西？
这在深圳能实现吗？有人说深圳应该把惠州划进来，现在看起来不需要划，惠州、东莞变成新泽西就可以了。怎么变？现在正在变，现在看卖房广告中推介深圳东、深圳北，深圳东就是惠州，深圳北就是东莞。东莞松山湖的房价已经过两万元了，深圳东的房价也是一年翻一番。
其实这就是市场化，未来我们的改革就要打破行政限制，能让老百姓跨区域居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一件事，周边区域能具备和深圳一样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市场化的过程会打破我们现在传统行政体制下城市之间的壁垒。假如这样的话，去选择先创业还是先买房这个问题就会简单很多。
产业政策“无用论”之争：深圳有何经验
21经济时报 2016年9月13日 07版 王帆
“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这是近几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发问，该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并引发讨论。
他的基本观点为：产业政策仍遗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会扼杀企业家精神，滋生寻租土壤，于创新并无益处并终将失败；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
9月11日下午，在深圳的一场“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张维迎与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等人就产业政策问题以及深圳的做法展开了讨论与交锋。
这样的讨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命题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和企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扶持创新这件事情上，政府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经验来看，在某些特定的前提下，政府的“有形之手”确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发挥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梳理深圳的产业政策，可谓名目繁多。据了解，针对每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市政府每年设立了5亿元的资助总额。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介绍，在近十年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制订产业政策是一项主要工作，每年滚动的产业布局约有30个左右，尤其是近五年，深圳规划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
深圳致力于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孔雀计划”，同样附带着明确的产业偏好，包括新能源、互联网、生物、新材料等。
一位深圳科技官员曾含蓄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政府给予支持实际上是城市竞争状态下的一种必要动作。另一位海归研究人员则总结，有些项目的确需要大笔资金的启动，在这方面，深圳的财政实力是这座城市的一大优势。
2015年，深圳的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为7003.48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40%。
深圳的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行业龙头的扶持， 深圳科协前主席周路明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指出：深圳政府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大国竞争力博弈的高度来看待，不是分猪肉切蛋糕那点事。
发展到今日，围绕着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高端产业的创业者正在往深圳聚集，一个新的特点是，某些细分领域的创新企业，从诞生之初就已经处于与国际企业赛跑的阶段。
深圳科创委前主任陆健不久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比如柔宇科技，要做的是世界上最薄的柔性显示器，但坦率来讲，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能不能做成并不一定。政府通过‘孔雀计划’，给钱让他们先做出一台，往后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
陆健也因此将深圳政府的角色定位于“最早的天使投资人”，解决部分市场失灵。
至于如何选定特定的行业或企业？陆健表示，政府需要有所选择地聚焦，比如扶持互联网产业，是因为深圳本身已经有良好的环境。但他同时承认，“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产业政策存废之争
陆健所指的政府“也可能犯错”，正是张维迎的论点之一：产业政策是一场豪赌，政府官员很难对未来技术和产业有敏锐的判断力。
但关于“产业政策”的概念界定，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指出，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以导向为主，引导一个城市向某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具体到要求某个行业或产业达到多大规模，否则就容易成为拔苗助长。
在引导方面，除了显性的产业定向扶持，深圳政府还做了一些相对“隐性”的工作。
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深圳手机行业崛起的“秘密”。2000年前后，深圳的手机入网要通过广东省再拿到北京层层审批，因为耗时较长，往往审批到位后，一代手机也已过时。深圳市找到工信部，申请设立一个手机检测分中心，由政府给予一定补贴。自此之后，深圳迅速发展起了手机产业集群。
另一个是音响行业的发展，企业需要有无音的实验室检测设备噪音，但实验室造价达几百万，处于相于弱小阶段的企业难以负担。知悉这一情况后，深圳市政府牵头建了5个实验室向企业开放。
李罗力表示，这就是应该有的产业政策，政府创造条件，提供类似公共服务，去引导产业发展，其他的就不要管得太过具体。
唐杰则总结，深圳的理念是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政府发挥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市场化、法治不被破坏的条件下。”
张维迎主张废除产业政策的一个核心出发点也正是在于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他在撰文中指出，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
在他看来，产业政策并非深圳成功的核心要素，真正重要的是深圳仍然拥有国内最法治化和私有产权保护最完善的环境。
“深圳在体制方面的改革仍然走在全国前列，至少我知道深圳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各地都有商会，其他地方大多是由政府部门改造来的，深圳是自下而上建立的，帮助大家制订更为公平的竞争规划。”
张维迎表示。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深圳开讲：
拿到专利不等于创新成功
南方日报 2016年9月13日 张玮
“拿到专利不等于创新。许多公司都死在拿到专利之后商业化失败。”11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教授在“2016马洪基金会秋季理事报告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直言，创新与发明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只有消费者愿意买单的创新才是成功的创新。
“中国企业家需要由套利转向创新”
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而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甚至可以说，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历史。全世界、中国包括深圳都是如此。”
张维迎说，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套利，二是创新。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使得改革开放后套利空间巨大，商业性套利和制度性套利同时并存。此时的中国企业家主要做的是套利和模仿。“以深圳为例，前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套利，政策性套利尤其重要，就是你能做的别人不能做。比如外汇管制下的套利，深圳出口就赚钱，其他地方出口就赔钱。”
对于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张维迎认为，要成功必须靠创新，要创造新的市场。“目前市场接近均衡，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不能发现和创造新的市场，不能创造新的产品，将死路一条。所以，中国企业家需要由套利转向创新。”
不过，对于创新，张维迎提醒不要误认为“创新就是拿到专利”。“这只是创新漫长路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创新与发明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商业价值。一项发明能否商业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持续改进，包括质量的提高、功能的改善、成本的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它还要克服许多其他制度性和习惯方面的障碍。”张维迎直言，只有消费者愿意买单的创新才是成功的创新。
“过多的产业政策会扭曲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表示，创新对制度条件的要求更高，最基本的制度是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创新对这一制度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对制度的敏感度，所以能诱发套利行为的制度不一定能诱发创新。“今天深圳在创新方面之所有走在全国前面，是因为深圳的制度和政策比其他地方更适合企业家创新。”
不过，张维迎直言，政府的行业监管、反垄断、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会对创新带来不利影响。“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新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新企业替代老企业，这就一定会动到既得利益的奶酪。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保护的是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张维迎说，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才是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提到“产业政策”问题，认为政府推出过多的产业政策会扭曲企业家精神，导致寻租行为，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也就是说，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也将导致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则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
都在喊创新，究竟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南方周末 黄河
2016年9月11日下午，在深圳举行的马洪基金会秋季理事会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分别就“清除创新的体制障碍”以及“创新中的企业和政府行为”进行了专题演讲。作为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知名捍卫者，张维迎教授以严谨的逻辑与案例分析，论证了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与“技术进步”两大功能中，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精神起到了关键的驱动作用。相映成趣的是，唐杰教授的演讲从创新的“空间分布”展开分析：为什么在不同时代创新总是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城市空间内，而没有形成理论上应该呈现的“均衡分布”。
张维迎：企业家创新有赖于产权保护和法治公平
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中，由于内部体制约束和外部技术落差等原因，企业和企业家基本上是依靠商业和政策性套利模式成长起来的；但在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接近市场均衡阶段后，无论是技术追随型的商业套利，还是政府支持型的政策性套利空间都已经越来越小。
而在长期依靠套利模式成长起来的市场机制和行为模式惯性下，无论是政府体制还是企业家心态，都更难适应创新型经济的发展要求。
这是因为创新经济体系作为一种兼具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投入的新型增长模式，对产权保护和法治公平的敏感性远大于套利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创新成果对原有市场利益结构的破坏，也会引起既得利益群体的诸多阻碍与反击。
这些本质上的“利益之争”，在某些时候会由于社会观念的误区而变成制度或政策阻碍。对此张维迎教授以《反垄断法》为例，指出企业创新形成的差异化竞争力本身就具有“垄断”性质，而被经济学家们“搞反了概念”的“反垄断”，本质上是一种反竞争机制，变成了劣势企业狙击创新企业成长的政策武器。对此，张维迎强调垄断与否并不在于市场中有多少家企业，而在于市场本身是否对外来竞争者开放。
基于“法治公平”的市场创新理念，张维迎教授对当下的产业政策、国企模式以及货币刺激等政策均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差异化政策”正在成为国家创新的“体制障碍”。
唐杰：政府合理行为是为完善市场机制“拾遗补缺”
在对张维迎教授强调“源头创新”理念表示赞同的同时，唐杰以华为为例，分析指出这家著名通信企业从模仿式跟随到跨入引领式“源头创新”的历程，之所以发生在深圳这个“城市空间”，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是深圳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二是在这一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合理的政府行为”。
在其后的讨论中，唐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2000年之前，中国手机制造集中在北京三星和天津摩托罗拉两家企业内；而今天中国10亿支手机的生产能力中，有8亿在深圳。
而在手机产业“空间转移”的背后，是企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巨头独霸手机市场不同的是，今天深圳手机产业链远非华为等数家品牌企业“独大”，而是有着2000多家分工合作的大、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的“产业群”。
“华为不是华为公司，而是‘华为系’，”唐杰教授表示，正是在现代产业体系深度分工和契约合作模式下，大量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得以通过“执行制造标准”的方式，分享着包括华为在内的领导企业强大的研发专利成果，形成了不断提升和演化的动态产业链及创新扩散模式。
唐杰认为，在这一新型的现代产业模式下，深圳政府选择的“合理行为”就是“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包括合约执行在内的“市场规则体系”。
比如在手机产业的转移中，深圳政府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当时手机入网必须通过工信部北京检测中心的检验，而长达三、四个月的送检过程根本无法满足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于是深圳市政府向工信部申请成立深圳检测中心，并以财政补贴等方式为中心提供运营支持。
政策出台后迅速引发深圳“山寨”手机业向自主品牌转型，并拉动整个手机产业链的升级壮大。“你可以说是产业政策，也可以说是公共政策，”唐杰表示在市场机制转型过程中，深圳政府正是靠着这种“拾遗补缺”式的点滴积累，形成了今天的产业配套和市场机制比较优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身为经济学家的唐杰表示，他与张维迎教授对“创新中的政府角色”理解，在“以市场为中心”的逻辑基础上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从右摸——警示过度的政府干预会带来“市场失败”；而另一个从左摸——认为保障市场公平、保护市场竞争的合理政府行为，能为市场机制的完善创造更好的环境。
2016（深圳）探讨下一步怎么样转型和创新之路
中国企业网 刘立庆
由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2016年秋季理事报告会”昨日下午二时，在深圳市银湖综合开发研究院二楼国际会议厅隆重召开。应邀出席的重要嘉宾有：“马洪基金会的名誉理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教授；马洪基金会基金会理事，原深圳市副市长，市决咨委副主任、哈工大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教授；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先生；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国创业投资协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成员郑伟鹤先生；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原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邵汉青女士；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原市政协副主席姜忠女士；原市委常务副市长现决咨委常务副主任吕锐锋先生；原市委副秘书长，决咨委专职委员杨建和（音）先生； 深圳市决咨委专职委员刘忠朴先生；原市委副秘书，决咨委专家盛斌先生；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主任，决咨委副主任何永志先生；房管局决咨委专家李加林先生；深圳市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会长，水务集团董事长于剑女士；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市工业总会执行主席王肇文先生；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教授;
还有来自市决咨委委员的专家们、马洪基金会智库百陈会的智者们，还有创造创伟业集团和深圳市工业总会、深圳市工业联合会，内蒙古商会的企业家朋友们，以及来自深大、哈工大、南开大学深圳校友会、深职院等各高校的同学和老师们，以及新闻界的朋友”。2016马洪基金会秋季理事报告会由凤凰卫视朱文晖(也是马洪基金会的名誉理事)主持.
过去三十余年，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滑，中国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较高速和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升级转型的严峻考验。如今，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奇迹还可以持续吗？没有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会面临灾难吗?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井”，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升级？中国走向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应该走怎样的转型创新之路？另一方面，在整个宏观经济受到转型升级严峻挑战的新常态下，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础驱动力，应该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增长形式？如何加大转型升级力度，去主动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企业发展要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系列问题无不成为当下中国执政者、企业家、社会大众密切关注并且希望透彻理解的重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今日邀请了这么多具有国内一流水准的经济知名人士来点评会议主题。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教授阐述了马洪基金“自2015年开始，马洪基金会的专题报告会就已经形成了传统，也形成了一个品牌，在请的高端专家为我们解读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讲政策、讲各方面，应该说起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张维迎：“深圳是在改革开放38年来最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我相信今后也会如此。我讲一下从微观的角度讲一下创新的问题，我的题目叫成“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讲两个命题：一是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在其他制度下，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出现增长，但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使得经济可以可持续的增长。一般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的话，经济的增长就发生在过去250年，也就是说在万分之一的时间内，应该在19世纪之前，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二是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这个需要花点时间论述。这两个命题结合在一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这也是我和盛兵（音）同志80恩年代写的一本书《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理解经济增长核心就是理解企业家精神，非常遗憾，经济学的课堂、教科书里并不这样讲，经济增长的一部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历史，全世界这样、中国这样深圳也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深圳，深圳三十多年来一代一代最优秀的企业家列出来，我们大体知道深圳经济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也可以翻过来，我们不去描述企业家创新创业，我们也不会描述出深圳经济增长的历史来。为什么市场中起这个作用？大致上可以归为两个方面，或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传统的经济聚焦于第一个方面，市场怎样大家有效的资源配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仔细看是有问题的，人类社会仅仅是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不会持续，资源没有得到最优配置，我们改进它，一旦达到最优配置就没有增长的潜力了，真正增加的潜力是来自于第二个方面，就是不断的推动技术的进步。
唐杰:我们要转向新常态，转向新常态大家就意识到新常态和张维迎说的套利，我更愿意用模仿、跟随，我们用比较优势下的模仿和跟随来发展了35年，进入新常态以后，大家共同意识到过去的发展基础发生的变化，发展的路径也要调整，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要讨论什么是创新，把创新要说清楚其实是很难的，维迎讲的创新基本上是界定在源头创新上，假如说我要定创新，我觉得模仿、跟随可能都属于创新，只要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在你的周边环境下你也可以是创新，但是你是模仿别人的，或者你把别人的创新本土化。
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中国要从模仿走向源头，如果要走向源头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华为，华为是从模仿起家，他不是从亏损起家的，他一开始就盈利，巨大的盈利，当他走到越来越高的时候，华为就开始不断向高端走，走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在中国科技大会上华为讲了一个什么著名的观点，华为的创新走到的迷惑，因为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跟不上，所以后来很快就出现了重大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重大的新闻是法国人宣布的，法国人宣布华为在法国设立了华为数学研究院，由此证明法国的数学在全球的地位。华为的通讯其实就是算法，就是数学，他走向了一种完全纯理性化的道路。
李罗力、张维迎、郑伟鹤、唐杰、郭万达等相继致辞演讲，并现场回答了嘉宾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