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特别提到的是，深圳这次能成为广东省发现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可贵经验，就是社区医生的责任感和及时报告，深圳疾控的快速反应和专业精神，港大医院的临床治疗与病理通力合作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
毋庸置疑，今年年初始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了我们整个国家。从国民经济到百姓生活，无不深受其害，几乎每一个国民都置身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疫情是一次公共安全管理特别是公共卫生治理的全民启蒙教育。我是其中一分子。
我2月初到了社区，每天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因所在社区是工业区与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杂区域，我参与了入户排查、居民小区及工业区厂房和宿舍物业值守、企业复工疫情防控督导核查、防疫抗疫宣导教育、以及确诊人员驻地硬隔离点值守、“三位一体”等各类联防联控工作，对社区管理和疫情防控工作有一些切身体验。因现在每天仍在一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充足的调研分析，想法也不成体系，姑且作为不成熟的个人意见表达。
第一、这次疫情实际上是一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从初起疫情爆发到防控涉及方方面面，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绝不仅仅局限于疾控或卫生领域。现代社会，公共安全范畴在不断变化，从人们熟知的防火防盗到防恐，基本属于防罪。但这次的防病毒给我们提了另外一个醒。此外，大的公共安全防卫战需要社会动员，且响应时间常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公共安全治理各领域究竟以行政条状还是地方块状或是条块集中更适应平时节约战时高效的需要？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治安管理的关系是什么？公共安全的执法权在快速应对非罪安全时的作用以及限制及扩大授权的法定机制？各个公共安全不同领域的职能部门日常管理与战时协调机制怎么建立？常态与非常态如何转化？我个人没有成熟的意见，只提出一些点、状、面层面上的思考。
第二、作为行政和社会治理的末梢的社区，其网格化数据如何与工商税务联网？
社区做了大量基础管理工作，我对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数据详实和工作人员熟悉情形印象深刻，可以说，应有尽有。这是艰辛工作的结果，也是一笔财富，有很多可以开发的大数据价值。比如，在疫情初起时，快速筛查每一位湖北籍外来务工人员的住址，迅速联络本人及其左邻右舍，确认其流行病学资料，对及时病毒传染隔离能起到重要作用。
但我相信还有一些值得继续深层思考的问题：这些数据与户政人口及企业工商注册、税务收缴数据相通吗？采集与更新的方式方法怎样？什么部门负责管理？谁有权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社区、片区、市区互联互通吗？有没有大数据统筹机构？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如果理清楚了，做好了，却能体现财政投入的价值避免多头投入，也能打消居民对提供真实数据的担忧，使数据更可靠、更安全，最重要的，是能保证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时，这些数据能跨部门迅速发挥出日常积累的社会价值。
个人认为，从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角度，可以借鉴国家在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大基建思路，把这一系列涉及居民、企业等社会单元的数据采集和管理集中，由某一社会治理的基建部门比如数字政务局负责，其他使用部门按各自授权使用，不需分头重复建设，也可以打消各种部门间的障碍。打通社会治理大数据链条，是深圳这个超千万人口特大城市将来智慧化管理的需要，也是这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给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启示。
第三、我们的疾控、防疫应急体系应该前移
作为一名微生物专业的工作者，个人认为单就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而言，这次疫情发展过程暴露出我国疾控、防疫应急、医疗体系之间有效协同明显不够，病毒学研究、病理学研究在医院系统的预警作用被忽视，导致疫情发生后所有压力后置，集中到医院救治这一最后环节。防疫与救治边界平时过严战时又完全模糊，使得战争已经开始，主要战士们才匆匆进入战场，战略部署被动，战术战役场场被压着打，吃力、悲壮，效果却未必最好，对人力、后勤的要求都超负荷。
我建议，这次疫情过后，可以试着理顺关系，防疫当先、疾控站前、治疗殿后，厘清各自职责，强化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病毒病理、微生物病理在医疗体系中作为与疾控的联接点可发挥先导作用，使医院不只重临床，临床不只重治疗，充实研究、病理的份量，充分发挥医院几乎总是最先接触、发现病人的优势，使得每一次疫情的发现和防控能尽早、尽快，从而整体上与病原微生物打有体系的战争。这一点，要特别提到的是，深圳能成为广东省发现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可贵经验，就是社区医生的责任感和及时报告、深圳疾控的快速反应和专业精神、港大医院的临床治疗与病理通力合作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
作者 杨熔 系南山区政协委员、南山图书馆副馆长